俄罗斯转型与走向

作者:文/ 弗拉基米尔•波波夫(俄罗斯),译/ 蒋卫武

俄罗斯转型与走向

(弗拉基米尔·波波夫: 俄罗斯新经济学院教授、俄罗斯国家经济学院国际经济研究生院院长。曾被俄罗斯新闻周刊评为“2000~2010 年俄罗斯10 名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

 

    俄罗斯正常了吗?

    理解今天的俄罗斯,就必须评估其这20 年的发展进程。在20 世纪80 年代后期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苏联渴望加入富裕的民主国家俱乐部,但在接下来10年的坠落过程反而使俄罗斯沦落为一个普通的发展中国家——俄罗斯既没有成为一个民主国家,也没有创造经济发展奇迹。对一些国外人士而言,俄罗斯成为一个正常的发展中国家比是一个威胁西方价值观的邪恶超级大国好得多,但俄罗斯人的感觉则完全不同。大多数俄罗斯人要寻找一条实现国家现代化的道路,实现经济繁荣和政治民主。然而,他们切身感到的是俄罗斯转型过程出现了严重的错误——20 世纪90年代的政策和政治领导人完全不值得信任。

    2008—2009 年的世界经济衰退中,俄罗斯遭受了比其他国家更为严重的打击。由于世界经济不景气导致的油价暴跌和资本外流,2009 年俄罗斯GDP 下降了9%,高于美国的2%、欧洲的4% 和日本的5%,也远远高于没有经历衰退的大多数新兴市场经济体——中国官方公布的增长率为8%、印度为6%

    而在1989—1998 年,俄罗斯也曾经历了转型的经济衰退,GDP下降到1989 年水平的55%

    1999—2008 年,俄罗斯经济以大约年增7% 的速度恢复,接近了衰退前最高的1989 年的水平。如果运气不错,2011—2012 年俄罗斯的GDP 将超越1989 年的水平。

    但是即便如此,俄罗斯在这两个失去的十年中生产也没有增长。

    20 世纪90 年代, 向市场经济转型导致了苏联国家瓦解,从卫生保健到法律秩序的遽变,所有公共物品的供应急剧下降。

    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影子经济占GDP 比重最高估计为10%—15%,到20 世纪90 年代中期增长到了50%1980—1985 年,在54 个国家腐败程度列表中,处于中间位置的苏联比意大利、希腊、葡萄牙、韩国以及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更为清廉。但是在1996 年市场经济建立和民主胜利之后,俄罗斯的腐败程度却排在了54 个国家中的第48 位。

    同时,俄罗斯的收入不平等大幅度提高。基尼系数从1986 年的0.26 增加到2000 年的0.402007 年增至0.42

    最坏的情况莫过于俄罗斯犯罪活动的急剧增加。自20 世纪60 年代开始,苏联的犯罪活动就逐步上升。在苏联解体后,犯罪活动以空前的速度激增, 20世纪90 年代初的短短几年之内,俄罗斯的犯罪率和谋杀率翻了一番,成为世界上犯罪率最高的国家之一。

    21 世纪初, 俄罗斯由于意外事故、谋杀、自杀等外部原因导致的死亡率已飞涨至十万分之二百四十五。2002 年世界卫生组织估算,这一比率是其187 个成员中最高的。假定这一比率持续下去,那么2002 年出生的人口中每6 人将有1 非正常死亡。俄罗斯的死亡率从1990 年的10 ‰增长到1994 年的16 ‰,此后一直维持在14‰—16‰的水平。这是真实的死亡危机——历史上极其罕见:一个没有战争以及瘟疫、火山喷发等灾难性事件爆发的国家,短短5 年内死亡率增加60%

    后来俄罗斯成为一个典型的石油国家”(petrostate)。没有专业人士会认为苏联是一个资源型经济体,而俄罗斯的产业结构在向市场经济转型之后发生了巨大变化。整个20 世纪90 年代成为了俄罗斯经济去工业化和资源化的时期,始于1999 年的世界燃料价格上涨不过是强化了这一趋势。

    在俄罗斯出口的产品中,矿产、金属和钻石的比重从苏联时期1990年的52% 增加到1995 年的67%2007 年则高达81%; 而机械与设备的出口份额则从18% 分别下降到1995 年的10% 2007 年的不足6%

    想要理解2000--2008 年期间普京以及今天普京梅德韦杰夫双驾马车广受俄罗斯民众欢迎的原因,就必须牢牢记住普京实际上完全抛弃了其前任叶利钦的全面自由化政策。政策转变的实质是要开创国家现代化进程,终结俄罗斯20 世纪90 年代的经济恶化。或许普京在2000—2008年的实际成就算不上突出,但所有的成就非常实际——将近10 年的经济增长,政府收支提高,外汇储备增加,死亡率、谋杀率和自杀率下降,国家崩溃趋势得到抑制。

    为什么俄罗斯转型艰难?

    20 世纪90 年代并存着休克疗法与渐进主义两种对立的转型道路。

    对俄罗斯经济转型为何要付出巨大的代价这一问题,休克疗法的拥护者与渐进式改革的支持者的回答大相径庭。前者将其归咎于20 世纪90 年代前半期前后矛盾的政策,比如经济自由化步伐的减速、政府能力的不足、中央银行控制通货膨胀的不力等,而后者则将所有的灾难和不幸全部归咎于休克疗法。

    俄罗斯的转型衰退表明,生产的暴跌是几组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第一,俄罗斯经济转型前产业结构和外贸模式严重扭曲;第二, 始于20 世纪80 年代末、90 年代初的制度瓦解,使得转型无法按照有组织的方式可管理地平稳过渡,反而以危机处理的方式混乱前行;第三,宏观经济政策、进口替代政策方面的一系列政策失误;第四,企业的被迫重组速度超出了投资潜力允许的范围。 因而快速的经济自由化改革在最初对经济绩效产生了负面影响,但这种改革在经济复苏阶段的影响是积极的。

    苏联的经济衰退与为纠正中央计划经济遗留的产业结构低效率而进行的资源重新配置有很大的关系。苏联存在着过度军事化和工业化、企业与农场规模过大且专业化程度低等一系列结构性扭曲。多数情况下,俄罗斯的此类问题比东欧国家,更不用说比中国和越南更为严重。扭曲越严重,生产下降也就越剧烈。

    从本质上说,俄罗斯转型衰退期间的生产下降在很大程度上是结构性的。受贸易条件、产出品与投入品比价扭曲等逆向供给冲击最为严重的行业,如轻工业,产量下降最为严重。这一结论也在对所有转型国家所做的回归检验中得到支持——产业结构和贸易模式扭曲的指标很好地解释了产出的下降。

    经济衰退的实质从根本上说是比价变动造成的逆向供给冲击。从非竞争行业流向竞争性行业的资本重新配置速度是受限制的,其基本决定因素是净投资与GDP 的比率。对转型国家的研究至少可以得出一个普遍适用于所有国家改革的一般性结论:假定改革有进行资源重新分配的重构需要,必需的重构速度不能超过其投资潜力的许可。简言之,每个经济体进行重构调整的速度是受限的,明智的做法是在投资潜力约束范围之内重新配置资本存量。

    这就是应逐步而不是一步到位地解除关税及非关税壁垒、对特殊部门补贴以及其他形式的政府支持的主要缘由——欧共体、北美自由贸易区花费了10 年的时间才废除关税; 这也是否定休克疗法的有力依据,特别是当改革涉及大规模资源再分配时更是如此。对于那些贸易壁垒、补贴以及物价管制程度低的西方国家,快速、激进的改革也不能让重构超过投资潜力的限度。因公开隐性补贴而市场扭曲的不发达国家,快速取消这些补贴更容易导致重构在投资与其他因素的制约下超出国家经济的承受能力。

    其次,深度转型衰退的另一个原因是制度崩溃,东欧国家与前苏联在这一方面的差异非常惊人。就此而论,逆向供给冲击来自国家无力履行传统的征税、抑制影子经济、保障财产与合同权利、维护法律秩序等职能。孱弱的规则执行能力当然无法为经济增长创造良好的商业环境,也会给企业增加成本负担。

    转型过程中政府支出的动态过程能够衡量制度能力状况。制度能力的重要性远远胜于改革速度。庞大的政府并不是促进生产的良好保证,其前提条件是政府支出必须有效率基础; 但政府支出的急剧下降,也确实是导致制度瓦解、生产下降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不平等以及民粹主义政策的原因。

    始于20 世纪80 年代后期的苏联并为其继承者所延续的国家与制度崩溃,是前苏联国家在转型期间经历这场即便不是特别严重但也是特别漫长的经济衰退的根源。

    换言之,1985——1991 年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失败不是因为他改革的渐进方式,而是孱弱的国家制度能力导致了政府无法控制那一连串相继而来的事件。同样,叶利钦治下的俄罗斯以及大多数前苏联地区国家为经济改革付出了昂贵代价也并非因为休克疗法,而是因为用以维护法律秩序、实现可控制转型的制度体系崩溃。

复兴的起点:重建制度

没有什么经济政策是好的。孱弱的国家制度体系通常会鼓励导致高负债、高通胀的赤字预算和高估汇率等民粹主义的宏观经济政策,这些政策对生产造成了破坏性影响。当然,强大的制度能力也并不自动形成可靠的经济政策——苏联解体前常常发生公开或隐性的通货膨胀。比其他前苏联国家拥有更强制度潜力的乌兹别克斯坦和白俄罗斯,也没有表现出更高的宏观经济稳定性。

    20 世纪90 年代大多数的经济衰退无可避免——起步之前的初始条件和制度体系是外生的。

    转型初始时期的快速自由化和糟糕的宏观经济政策又必然恶化经济衰退。此外,转型衰退之后的经济前景似乎主要取决于与经济增长绑定的制度能力。

20 世纪70 年代末,除了市场自由度不足之外,中国已经基本具备了经济增长的一切条件。即使经济自由化这个看似简单的任务,也仍然需要细心操作。

    20 世纪80 年代末, 苏联同样具备类似的条件。虽然苏联20世纪60 年代至80 年代经济增长率下降、预期寿命停滞不前、犯罪率缓慢上升等已经表明其体制失去了经济和社会活力,但苏联仍然拥有强大的国家制度和充足的人力资本,奠定了改革良好开端的基础。然而,市场经济改革在中国与苏联即后来的俄罗斯却产生了迥然不同的结果。

    这里的关键问题是,一些以前的社会主义国家是如何做到保留其强大制度体系的? 另一些以前具有强大制度能力的国家的制度又是如何退化的? 为什么东欧和中国在经济自由化过程中成功地保存了相对强大的制度体系,而俄罗斯的国家制度体系却走向了崩溃? 答案的一部分是民主化对制度质量的影响。众多学者曾经指出,在国家制度孱弱、法治不足的情况下,民主化将进一步削弱制度、恶化宏观经济政策,进而阻碍经济增长和稳定的民主政体的形成。那些资源丰富的国家尤为如此。

    但这些仅仅是答案的一部分。

    因为二战后的日本、20 世纪60 年代独立后的博茨瓦纳和毛里求斯,给我们提供了鲜有的几个在民主政体下实现经济快速赶超的先例。民主本身也是制度,为什么有些国家在发展的早期接受了民主而其他国家则保留了威权政体? 为什么有些国家在短命的民主试验后退回到了威权政体? 这些都是有待进一步解释的问题。再者,威权国家制度能力出现巨大差别的成因也有待进一步解释。

    下一次的经济奇迹将发生在哪里?

    当今的普遍意见认为,在鼓励个人自由和企业家精神的民主国家,比如墨西哥、巴西、土耳其和印度等会出现未来的增长奇迹,而经济快速增长的威权体制,比如中国和越南,或者伊朗和埃及,在不久的将来即使不出现萧条也注定会经历增长停滞。

    根据杰克·戈德斯通的观点,一个鼓励科学和企业家精神的国家即使存在不平等也会兴盛,因此印度和巴西,甚或墨西哥将成为世界的领导。但是我认为,在保留等级庇护制度并对个人主义和基于科学的企业家精神存有敌意的国家将会落后,比如埃及和伊朗。许多人相信,威权体制只有在赶超阶段才能取得快速增长,而不能在创新阶段成功:一旦一个国家到达了科技发展的前沿,无法再通过复制别人的创新成果取得增长的时候,只有依靠自由的企业家精神、有保障的个人自由和民主的政治体制才能继续向前。

    我们仍然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创新型增长。一方面,在专利活动的数量上,日本、韩国和中国已经在快速赶超美国。自1998 年就连年取得登记专利数量世界第一的美国专利局在2007 年被日本专利局取代。中国的专利局取代了欧洲专利局成为登记专利第四多的专利局(日本、美国、韩国、中国和欧洲的专利局是全球前五名专利局,共登记了全球74.4%的专利)。在日本、韩国和中国,每美元GDP 和每美元研发费用的国民专利备案数量已经超过了美国,有时是显著超出。

    而赶超型增长的证据至少是有争议的。试想,如果关于未来经济奇迹的辩论发生在1960 年,那么有些人可能确信在更自由、民主和富有企业家精神的印度和拉美会出现经济奇迹,而另一些人则预测东亚威权体制的、中央集权的、政府铁腕干涉的国家会成功。但我们不知道的是,中国在改革过程中逐渐削弱的国家能力在未来是否会继续削弱;如果继续削弱中国将回归正常的发展中国家。这样的话,中国的快速增长就会终结,也就不存在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特殊性这一问题了。

    非自由的民主何以形成而俄罗斯又何以成为其中的一员? 一种观点是,无论是自愿地主动追求还是被殖民主义政策强制,植入西方制度的发展中国家最后都以收入不平等和制度能力缺乏告终; 苏联与拉丁美洲、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一起成为这种观点的例证。相反,那些并未真正脱离集体主义制度、保持制度承继的东亚、印度、中东和北非,成功地避免了收入与财富差距过大。

    或许后一类国家会比其他国家更长时间地停留在马尔萨斯增长社会之中,但一旦技术进步使这些国家得以走出马尔萨斯陷阱,它们实现经济增长的初始制度能力条件就比前一类国家更好。

    如果这个解释正确,下一批实现经济赶超发展的,将会是土耳其、伊朗、埃及等中东和北非的穆斯林国家以及南亚地区的印度,而俄罗斯则会和拉丁美洲、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一起被抛在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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