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立家:改革要有新思维

作者:竹立家

竹立家:改革要有新思维

十八大以后,上上下下大致形成一个基本共识,即中国改革即将步入一个深化“关键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的新时期、新阶段,改革的路径选择、价值和方向必须寻求“新突破”。以问题为导向,以价值为核心,以社会良性运行为目的的“社会结构性改革”迫在眉睫。惟其如此,改革要有新思维,不能“一盘冷饭,一炒再炒”,错失改革良机,对国家和民族的发展造成重大损失。

就目前中国发展的现实状况和人民群众的愿望与诉求来看,我以为对中国改革进程的认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已经不是一个“纯经济学”问题,而是一个“政治经济学”问题。需要从政治学、社会学、哲学、人类学的角度全方位研究中国社会的矛盾和问题,寻求新的“体制改革突破口”,释放推进文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正能量”,就像20 多年前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一样。现在我们也需要以极大的智慧和胆略、以负责任的精神寻求新的“体制改革突破口”,即以改革新思维谋划“政治行政体制和社会管理体制”的新突破。

不言而喻,以中国目前的利益分化所形成的复杂的现实状况来看,进一步体制改革的风险确实很大,但这不是我们“拖延必要改革”的理由。我们再也不能像近几年一样仅仅局限在经济学范围之内来讨论中国的未来和前途,讨论中国的改革选择,讨论国家和民族的振兴。现在到了必须从经济学之外来思考中国改革的时候了。如果我们还是听任于一些“半吊子经济学家”的一些胡言乱语,那么我们可能失去了改革的时间,错失社会改革、特别是政治的行政体制改革的良机。

确实,我们现在正处在一个难得的改革战略机遇期,这主要是因为新一届中央领导班子给了社会和公众以改革的希望和改革的信心,改革是民心所向。人民群众支持和拥护改革,是我们大胆地推进政治行政体制和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基础,也是我们保证改革成功的关键因素。如果我们失掉这个机遇期,中国未来的发展可能就面临着一个非常艰难的“国际国内环境”,实现中国社会的“现代性”可能又会延迟。从历史经验来看,1840 年以前,中国是一个具有5000 年独立发展历史的经济体、政治体和“原生文化体”。中国从来没有被他人完全殖民过。1840 年以前中国的人口占世界的三分之一,现在占世界的五分之一,中国无论是从人口规模,还是从国土面积来讲,都是一个巨型国家,外力很难撼动中国的国际地位,除非中国由于内部因素,即政权腐败或官员腐败无能自己把自己搞乱,致使发展中断。

因此,在一个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也就是在一个“风险文明”时代,中国能不能持续发展,关键还在于“系于民心的关键的改革”成效,在于中国社会的团结、合作和凝聚力。我一直以为,随着改革步入“深水区”,以往改革与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矛盾和问题,通过积累、叠加和发酵,正在把我们带入一个“风险社会”,带入一个“不确定性”时代,未来的涉及利益分配的改革,或者说“政治体制改革”任务极为艰巨且具有极大的风险性,我们必须奋然前行。

风险社会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发展的随机性”增强,因此,我们要警惕“黑天鹅事件”的出现,什么叫黑天鹅事件?简单地讲,就是正常发展过程的突然中断,积累的发展成果毁于一旦。可以说,未来十年,中国社会的“不确定性”在急剧增加,这不可避免地带来“发展的随机性”增强,发展的风险加大。“黑天鹅事件”虽然不可以预测,但是可以预防的。

唯一的预防措施就是在“关键领域”进行真正的改革,在“关键环节”上实实在在的推进鼓舞民心的改革措施。我们要切忌在改革问题上的夸夸其谈,说一些不着边际的话,而没有任何行动。改革说到底是“制度改革”,我们提出的一些正确的改革议题,就一定要在制度上得到根本落实。

时不我待,“蜜月期”会很快过去,改革具有极为重大的紧迫性。现在,我们确实处在一个非常困难的发展与改革时期,要使我们的发展具有“确定性”的未来,就要消除我们发展过程中的阻力和可能出现的政治风险,使公共权力真正具有“公共性”,使人民真正当家作主。或按照《宪法》原则,让人民真正自己选出来的“人民代表”参与国家的政治发展进程,真正使人民成为权力的主体,按照人民的意愿推进改革。我们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切入点就是“人大代表选举制度”改革,逐步实现各级人大代表的“直选常任制”,让各级人大代表切实发挥“权力主体”的作用,真正代表人民对公共权力进行监督和制约,从而真正发挥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优势,使权力按照人民的意愿来行使。只有这样,改革才有持久动力,中国社会才会稳定和谐、长治久安。

当然,“改革新思维”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关于当代社会主义改革与发展的丰富的“改革理论储备”。只有“理论先行”,我们才能对“改革议题”的选择有一个合乎逻辑的、理性的判断,也才能正确地解读“改革文本”。现在我们的理论界、学术界,几乎对我们的改革现状没有统一的认知,这主要是由于我们的“理论贫困”。对于现时代社会主义改革与发展的分析框架和理论叙事的解释,或依据于传统理论、或依据于“新自由主义”理论,或干脆就是对“文件的解读”,制造了许多藐视合理、是似而非的“理论垃圾”和“思想垃圾”。我们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还有点新理论、新观点、新思想。进入九十年代,特别是2000 年以后,中国的理论界几乎对社会主义改革理论贡献不大,没有构建出适合中国发展现实的、对现阶段社会主义改革与发展有指导意义的像样的理论体系。所以,我认为,现在我们必须在理论创新上下功夫,形成逐步对当代社会主义改革与发展进行总结和概括,对未来社会主义改革与发展有指导意义的理论体系,给中国的发展和社会主义的发展一个确定性的未来。

关键字: 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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