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三洋:福建商人主导广东十三行

罗三洋:福建商人主导广东十三行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

大家好!应胡部长、徐总和魏社长的委托,我目前在《中国民商》杂志上作一个《当中国商人主宰地球时》的连载,也是今天我讲的题目——广东十三行。

在福建讲一个广东的商业组织,听上去可能不合时宜,其实自有道理,因为广东十三行虽然设在广东,却在长达上百年的时间内由福建商人主导,而且正是在福建商人领导下,发展为全中国、乃至于全世界最大的商会之一。

1、广东十三行是福建商会的顶峰

广东十三行的历史是相当辉煌的。在鸦片战争之前,广东十三行一直是清朝最主要的外贸组织,经营得非常成功,广东十三行后期的领袖——怡和洋行老板伍秉鉴还成为世界首富,他的祖籍当然也是福建。

广东十三行是清朝政府重要的收入来源,号称“天子南库”,也就是皇帝在华南的专有仓库。广东十三行直属粤海关,粤海关直属户部,每年广东十三行通过粤海关,给户部和皇帝私人的“小金库”内务府缴纳的税费都高达数百万两白银,而康熙、雍正年间,清朝户部每年的收入不过三千多万两白银,乾隆年间才突破四千万两白银,这个数字直至道光年间都没有再增长,广东十三行对清朝政府的财政贡献之大可见一斑。

清朝是中国经济大发展,人口大爆炸的时代,按照英国经济史权威安格斯•麦迪森的统计,17世纪中叶清朝建立之初,中国的GDP占全球GDP的22%,位于印度莫卧儿帝国之后,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到了鸦片战争前夕的公元1820年,中国的GDP已占全球GDP的33%,2倍于刚被英国征服的印度,稳居全球第一。世界首富出自世界最大经济体,完全顺理成章。与此同时,清朝人口也迅速增长,从建国时的1亿多人发展到鸦片战争爆发时的4亿多人,国民的生活水平还略高于明朝。在这种情况下,户部财政收入却增长得极为缓慢,究其原因,是由于康熙皇帝在公元1712年下达了“盛世新增人丁永不加赋”的诏书。从此,清朝政府以农业税和人头税为主的税收几乎无法增长,而此后国家的版图扩大了一倍,人口膨胀了三倍,支出自然会相应倍增,政府必须寻求税收以外的财政增长点,才能维持自身的长久运转。发展商业,向商人筹集资金,就成为清朝各级政府不约而同的一致选择。商人不仅要向政府缴纳名目翻新、越来越多的税费,而且一旦发生天灾人祸,清朝官员就会以此为由,要求商人捐出大笔款项,数目甚至远远超过正常税收。所以,募捐和税收在清朝被合称为“苛捐杂税”,是商人的主要经济负担,也是清朝政府推动商业发展的主要动力。

清朝政府推动商业发展的方法很多,主要是向商人发放政府贷款,也就是“帑金”,和开放某些行业的特许经营权二种。广东十三行的兴起,主要基于清朝政府开放外贸行业的特许经营权。

广东十三行对清朝社会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不仅给清朝政府提供了大笔财政支持,还将大量的外国科学技术、文化思想、自然资源输入中国,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承担起了外交部的职责。在广东十三行的主导下,清朝的外贸和外交长期在对中国有利的环境中运转,对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多次实现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成功战略。也正因为如此,广东十三行成为觊觎中国财富的外国侵略者的眼中钉、肉中刺。

公元1842年,中国政府为了结束鸦片战争,顺应英国侵略者的意图,签署《南京条约》,用行政手段强行毁掉了广东十三行,为此将付出百年国耻的代价。按照我这几年读书的体会,英国发动鸦片战争,主要目的并不是为了帮助鸦片走私贩子,而是处心积虑地为了毁掉资本雄厚、外贸经验丰富、二百年来令英国企业无可奈何的广东十三行。只有这样,英国才能迫使中国接受对英国有利的贸易体系,尔后随心所欲地吸走中国的财富。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广东十三行从辉煌到屈辱的历史,也正反映了清帝国的命运。几百年来,随着国际贸易的发展,商人在社会中的位置越来越重要,对国家命运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这是近现代历史发展的趋势。对广东十三行的研究,应当能给现代中国的领导和企业家们带来有益的启迪。

2、广东十三行的起源

广东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对外窗口。每年夏季,西南季风会从印度洋和南海持续地刮向珠江口;每年冬季,东北信风又会从珠江口持续地刮向南海和印度洋。如此有规律的季风现象,极大地促进了帆船贸易,商船仅需要一张帆布和极少的水手,几乎不需要划桨,就可以利用风力在夏季把东南亚和南亚的货物运到珠江口,再在冬季把中国货物运往东南亚和南亚。地中海和长江等古代繁忙的水路商业网都需要雇用大量的桨手和纤夫,为此付出高昂的运输费用和人员安全风险。与它们相比,集中于珠江口的季风帆船贸易无疑是古代运输成本最低、最高效的商业活动。

人类利用季风现象进行运输贸易有很长时间,不过直到二千多年,才出现设计较为完善、适合在南海上远途航行的帆船,它们构成了海上丝绸之路的主力军。唐宋时期,中国与阿拉伯世界频繁的商贸往来,福建的泉州一度发展为全球吞吐量最大的港口。到了元朝和明朝初期,亚洲的帆船贸易发展到了一个高峰,导致了马来亚和印度尼西亚皈依伊斯兰教和郑和下西洋。明朝中期,西班牙征服盛产白银的美洲和毗邻中国的菲律宾,葡萄牙占领了澳门,日本也发现了大银矿,于是,欧洲和日本的商船纷纷来到中国,用白银购买中国的瓷器、丝绸等特产,广东十三行就是在此时应运而生的。

唐、宋、元时期,中国政府本来设有一个专管外国商船来华贸易的部门,叫“市舶司”。市舶司一度提供南宋政府15%的财政收入。公元1523年,由于日本使者在中国打架斗殴,明政府下令废除市舶司,这个管理部门消失的结果,导致一批民营的外贸企业迅速涌现。有些外贸企业信用很好,经营得很成功;但有些外贸企业则纯粹是骗子,收了外国商人的订金以后就携款潜逃。被骗的欧洲和东南亚商人大多忍气吞声,但日本商人不干,从本国招来一批浪人武士寻衅报复,又和中国沿海的反政府武装结合起来,形成了所谓的“倭寇”。嘉靖后期,也就是公元1557年倭寇被基本平定之后,明朝政府吸取教训,采取了对希望参加外贸的企业进行资质考核,发放特许经营权的管理方式。于是,广州出现了专营外贸的十三家商号,这些商号属于“牙行”(中介公司)的一种,老板叫做“客纲客纪”,又叫“夷商纲纪”,意思是管理外国商人、并向外国商人介绍贸易信息的人。所以说,首批十三行商人们大都是从中介业务起家的,有了一定的资本积累以后,才开始直接承揽货物。他们通过了资质考核,大多富有外贸经验,资本雄厚,信誉良好。明朝的十三行商人主要来自广州、徽州和泉州三地,形成广东、安徽和福建商帮三足鼎立的格局。

明朝的广东十三行在保持较好信誉的同时,又能采取比市舶司更灵活的经营策略,很快发展到相当大的规模,也为中外科技文化交流作出了相当大的贡献。明末来华的利玛窦等西方学者,以及玉米、土豆、辣椒、花生、红薯、烟草等美洲作物,都是在明末经由广东十三行介绍进入中国的。同时,由于中外贸易的快速发展,大量中国产品、文化进入西方,掀起了“中国热”,据说德国数学家莱布尼兹发明微积分,就是受到了中国八卦和六十四卦的启发。

但是好景不长,很快明帝国就陷入内忧外患的绝境,欧洲也乱象丛生。公元1637年,英王查理一世由于对垄断对亚洲贸易的东印度公司不满,派亲信成立了一家叫库尔滕集团的企业,派他们来华贸易。没想到,由于澳门的葡萄牙人作梗,本来及神经高度紧张的广东当局拒绝库尔滕集团的商船进黄埔港贸易。英方一怒之下,开火攻占虎门炮台,冲进黄埔港强行贸易,结果收获很少。库尔滕集团的船队回国以后,对查理一世和库尔滕集团不满的东印度公司就乘机操纵英国议会发动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资产阶级革命,缺乏经费的查理一世战败被杀。同时,李自成攻入北京,崇祯皇帝吊死,明朝灭亡。公元1646年,清军攻破广州,屠杀全城军民达十余万之多,因为战乱久已无法正常经营的广东十三行随之瓦解。

3、禁海与开关

清朝建立以后,面临的主要对手是南明,而南明各派中实力最强、抵抗时间最长、对清朝威胁最大的,当属以福建为根据地的郑芝龙——郑成功集团。为了削弱郑成功集团的实力,自公元1655年开始,清朝政府下令“不许片帆入海”,更迫使沿海居民迁入内地,企图用彻底断绝外贸的方法困死郑成功。不过,即便在如此困难的情况下,私下的对外贸易也从未停止过,特别是统治广州的平南王尚可喜禁不起利益的诱惑,允许一些他信任的商人开展外贸活动,其子尚之信变本加厉,参加三藩之乱以后便宣布废除禁海令,允许“开界”。在平南王尚可喜家族庇护下开展外贸的广州商人被称为“王商”,他们熟悉官场,善于交际,即便在尚家在广东的统治终结以后,依然活跃在外贸市场上。

公元1683年清军占领台湾以后,由于东南局势安稳,康熙皇帝下令开关,在江苏的上海(后来移至云台山)、浙江的宁波、福建的厦门(后来移至漳州)和广东的广州建立了四个海关,即“四口通商”。1686年,广东当局发布《分别住行货税》文告,宣布建立洋货行,仿效明朝制度,重建了广东十三行。不过,清朝的广东十三行在大多数时间内都不是十三家,只是因袭明朝的“十三行”说法而已。以洪顺官为代表的“王商”资金多,人脉广,是清朝初期十三行中最有势力的集团。

4、从四口通商到一口通商

四口通商开始以后,中外贸易迅猛增长,诗人屈大均曾经写诗《广州竹枝词》赞颂康熙中叶广州外贸的繁荣局面说:“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二洋,五丝八丝广缎好,银钱铺满十三行。”

广东十三行的商人被称为“官商”,因为他们是中国最早的一批“红顶商人”,由于给官府缴纳了大量的税费,而被赏赐荣誉性的官衔,戴上了红顶子。拥有荣誉性的官衔,对商人最大的好处就是不必像普通老百姓那样,见个官吏就得下跪磕头,可以平等对话了,也不必担心随随便便就被抓起来戴枷号,人权状况和安全感有了极大的改善,社会地位也相应提高,从“士农工商”之末提升到“士农工商”之首。当然,这需要他们付出高昂的经济代价。

获得官职的十三行的商人会给自己起一个以“官”为末字的商务用名,比如前面提到的洪顺官,以及后面还要提到的谭康官、陈寿官、黎安官、潘启官、伍浩官等等,这些都不是他们的原名,而是商务用名,代代相传,例如潘启官一世、伍浩官二世等等,成为企业老板的头衔。

众所周知,朝里无人莫做官,更何况十三行的官商虽有官衔,并无实权,所以必须拥有靠山,他们一般都会依附于给自己发放外贸许可证的部门领导。两广总督门下的行商叫“总督商人”,广州将军门下的行商叫“将军商人”,广东巡抚门下的行商叫“抚院商人”,再加上清初平南王尚可喜家族委任的“王商”,“官商”共有四种。但到了公元1701年左右,康熙皇帝的太子允礽及其亲信、内务府总管凌普命令粤海关委派了几名他们信任的盐商,号称“皇商”,凌驾于各派官商之上,意图垄断外贸。

皇商到达各通商口岸以后,遭到中外各方的共同抵制,他们自己又不善于经营,所以很快就转变为一些专门负责批条子的皮包公司,谁给他们一笔钱,都可以换得临时外贸经营权。这种拿行政命令换现金的权钱交易持续了没几年,就随着太子允礽和内务府总管凌普的垮台而结束。这样,到了康熙末年,广东外贸被自由的气氛笼罩,十三行洋商在广州西关陆续建成一批西洋式的联排别墅,出租给外国商人当旅馆,称为“十三行夷馆”,是十三行主要收入来源之一。

我们记得,在明末清初,广东外贸市场是广东、安徽和福建商帮三足鼎立的格局。但在1720年公行成立时,却是以福建商人为主导的。本来广州的地理条件就在四大通商口岸中最为优越,17世纪末宁波、厦门等口岸的一些不愉快事件、特别是官员的勒索和对不法行为的袒护,把大部分外国商船都赶到广州去了。福建大商人黎安官1702年还在厦门口岸与外国商人交易,1704年看到外国商船很少来厦门,就自行前往广州,而当时厦门就已经有了一个八至十家的商会组织团体,其根源甚至可以追溯到郑成功早年在南洋成立的股份制公司。黎安官到广州时,洪顺官已经去世,他与广州当地的一位“凌官”并列为两大外贸商人,皇商的失败是他们联手抵制的结果。1720年凌官去世,黎安官一家独大,号召力增强,立即就参考厦门商会的成例,组织起了广东公行。

1720年,广东十三行的16家主要行商们宣布,建立中国古代最大的商会——广州公行,立了13条章程,以规范市场秩序。这些章程显示,十三行商人极为重视信誉,而且希望交易流程尽可能透明化和公平化,有清晰的股份制意识,也将公有财产和私有财产分得很清楚。他们并不强求垄断所有对外贸易,但非常在乎自己“庄家”的地位,愿意消除相互竞争,并渴望摆脱政府管辖,牢牢控制主要外贸商品的定价权。

公行的建立,增强了中国商人在商品定价权上的力量,对外国商人不利,所以他们多次提出抗议,公行也因为会员的不团结而几度解散,但在粤海关的支持下,最终还是坚持了下来。公行的领袖被称为“总商”或“商总”,通常由资历最老和资本最雄厚的商人担任,他不仅要料理自己的商行,还要帮助经营困难的商行,并协助官府办理各种涉外事务,经常费力不讨好,所以后来著名的总商潘有度曾经说:“宁为一条狗,不为行商首”。

黎安官的成功,激励更多的福建商人来到广州,很快就在十三行中取得了压倒性的优势,以至于十三行内部会议改说闽南话。我们知道,英语称茶为“tea”,这个词来自闽南话,就是英国商人长期从福建籍十三行商人购买茶叶的结果。18世纪初,安徽籍的商人已经在广州默默无闻,就连广东本地商人也日益没落,只剩下一家顺德籍的谭康官还能与之抗衡,几次出任总商。1730年,谭康官与福建籍的陈寿官争夺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一份茶叶出口大单,粤海关监督把合同判给了陈寿官,谭康官一怒之下,给英国东印度公司写信告状,又给荷兰东印度公司写信要求调停,引起中外交涉,严重违反清朝法律,三度被关入监狱,还差点被赶到福建去。不过,雍正皇帝后来发现,“洋行共有一十七家,惟闽人陈汀官、陈寿官、黎关官三行任其垄断,霸占生理。内有六行,系陈汀官等亲族所开,现在共有九行。其余卖货行店尚有数十家,倘非钻营汀官等门下,丝毫不能销售。(外商)凡卖货物与洋商,必先尽九家卖完,方准别家交易。若非(粤海关)监督纵容,伊等岂敢强霸?”也就是说,公元1732年广州共有17家具备外贸牌照的洋行,其中9家的老板都是福建人,且有垄断市场的迹象。

雍正皇帝企图改变福建商人垄断广州外贸的现状,下令释放谭康官,而把陈寿官抓了起来。二年后雍正皇帝驾崩,热衷于翻案的乾隆皇帝登基,陈寿官和大部分雍正朝的犯人一道获得释放。但陈寿官此时已经有了退隐的想法,把商号和大部分财产交给了他的儿子,以及账房先生潘振承,后者也来自福建厦门同安县,不久便自行组建了著名的同文行,迅速崛起为广东十三行中第一人,并以“潘启官”的商名享誉世界。

5、福建商人占据广东十三行主导地位的原因

与多为安徽、广东等省的老一代“官商”不同,新一代“洋商”的祖籍多为福建,这是有很多原因的,例如福建商人组织性强、信誉好、海外关系多、经营头脑灵活等。不过,福建商人在清朝中期迅速崛起、进而垄断广州外贸的主要原因,在于当时国际贸易大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清朝初期,出口的主要商品是瓷器,其次是丝绸和绿茶。广东籍的行商谭康官主营景德镇瓷器,可以说以瓷器起家,安徽籍的行商则主要经营丝绸和绿茶。但是过了不久,欧洲的瓷器生产就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对中国瓷器的需求下降,瓷器专家谭康官自然就随之衰落。丝绸行业同样如此,南欧丝绸产业的发展,使中国丝绸出口量也不断下降。到了乾隆年间,茶叶已是清朝最主要的出口商品,出口量在所有出口产品中遥遥领先,可以占到70%到80%。

欧洲人原本大多喝绿茶,绿茶价格昂贵,又容易在漫长的航海运输过程中霉变,是高成本、高风险的商品,所以各国东印度公司都大力推广价格便宜而不易霉变的红茶和半发酵茶,例如武夷山乌龙茶。这些广告收到良好的效果,18世纪初,欧洲人的主流饮茶习惯终于从绿茶变为红茶和半发酵茶。安徽、江苏和浙江作为绿茶的主产地,外贸市场上的重要性自然会下降,红茶和半发酵茶的主产地福建(特别是武夷山)则明显提升。福建商人拥有红茶和半发酵茶的整个上下游产业链,可以向欧洲商人及时提供质量最好、价格也最合理的产品,于是顺理成章地将来自其他省份的“官商”淘汰出市场。

6、广东十三行的国际影响及其海外投资

作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主要外贸商业集团,广东十三行有着极大的国际影响。早在明朝末年,广东十三行的贸易就影响到了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走向。清朝中前期,广东十三行的国际影响变得更大。由于西班牙殖民者在菲律宾等地屠杀华人,广东十三行对西班牙来华商船征收惩罚性高税费,加速了西班牙经济的衰退,同时优待当时在亚洲没有殖民地的英国和瑞典等新教国家,使它们的经济加速发展。同文行老板潘振承(也就是潘启官一世)还曾经亲自坐着瑞典东印度公司的商船(可能就是“哥德堡号”)去过瑞典,他多次游历南洋,参股瑞典东印度公司,懂四门外语,堪称“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广东十三行的国际影响集中体现在美国独立战争中,美国独立战争的导火索“波士顿倾茶事件”,就是由英国政府改革茶税,伤害北美茶叶走私集团切身利益引起的。当时被北美商人假扮成印第安人扔进大西洋的茶叶,全都是英国东印度公司从广东十三行购买,再拉到北美来出售的武夷山乌龙茶,在当时是非常昂贵的商品,破坏它们足以引发战争。战后,广东十三行对美国的友好态度,也极大地帮助了一穷二白的美国渡过建国后的经济危机。

17至18世纪,广东十三行的国际影响如此之大,以至于广东十三行的总商潘启官被称为“欧洲之父”,因为他们的决策的确可以决定欧洲各国的盛衰。即便如此,潘启官依然不是广东十三行发展的顶峰。

7、怡和洋行的建立及其发展

说起怡和洋行,大家可能都以为是一家英国企业,有过接触的,或许还知道它是苏格兰企业。这话也对也不对,因为它的英文名称是“查顿——马地臣联合公司”,以公司的两位创始人苏格兰商人查顿、马地臣命名;不过,它的中文名称“怡和洋行”却另有来历,而且比查顿、马地臣1826年组建联合企业还要早42年。

乾隆末年,广东十三行的首席行商、同文行老板潘振承(也就是潘启官一世)陷入无穷无尽的麻烦。多位行商由于经营不善,欠下外国商人的高利贷而破产,作为总商,潘振承需要分担亏损,无穷无尽的战争和天灾又迫使他捐出越来越多的钱,各种涉外事务将他折磨得心力交瘁。于是,他在1784年资助自己的账房先生(也是他的邻居兼福建老乡) 伍国莹和伍国钊兄弟收购破产洋行,组建了两家新洋行——怡和洋行和源顺洋行,以图帮助同文行分担负荷。源顺洋行起初规模更大,但没有坚持太久就破产了,而怡和洋行则蒸蒸日上,最终发展为全中国最大的企业。

广东十三行的家族经营过程有两个特点:一是富不过三代,倒不都因为经营不善,而经常因为行商发觉经营环境恶化而主动退出;二是账房先生经常变身为新老板,并且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潘振承本人也是从陈寿官账房先生起家,积攒了一定的商业经验以后,在陈寿官父子的资助下建立起同文行的。到了清朝中叶,这似乎已经成为福建籍商人中的一种文化,也相当符合现代上市公司的经营惯例,即公司创始人会在一段时间后退出管理层,而将企业交给更擅长推动企业发展的管理专家。

嘉庆年间,越南内战波及中国沿海,中国的白莲教、天理教暴动此起彼伏,以及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重创了中国外贸和广东十三行,多位行商自杀或破产。与此同时,英国在打败法国、征服印度和东南亚多个小国以后,变得异常咄咄逼人。通过马戛尔尼和阿美士德使团,以及英国军舰日益频繁地在中国沿海出现,带给清朝政府越来越大的压力。在这种不利情况下,广东十三行并没有被压垮,反而催生出闻名寰球的世界首富,他就是怡和洋行老板、被称为伍浩官二世的伍秉鉴。

8、伍秉鉴崛起为世界首富

伍秉鉴继承父业,成为怡和洋行老板时,面对着非常不利的情况,自身资本不雄厚,内有官府的苛捐杂税,外有咄咄逼人的外敌。作为拿破仑和威灵顿的同龄人,伍秉鉴展现出与两人类似的伟大才干,运用娴熟的政治手段解决了一个又一个难题,而且给内忧外患的清朝中国争取到了一段难得的和平时期。

伍秉鉴年青时,据说怡和洋行受源顺洋行破产连累,欠下官府大笔捐助无法结清,多人被扣留在总督府内。伍秉鉴到总督府求情,居然说动总督阮元,释放了伍家的人,因此被选为怡和洋行的接班人。

就职怡和洋行老板以后,伍秉鉴立即要面对海盗问题。整个嘉庆年间,越南侵华舰队横行中国东南沿海,其主力虽然最终被台风消灭,越南内战随后又以对中国有利的方式结束,但还有很多原越南兵船变身海盗,继续掳掠中国沿海地区。像倭寇一样,这些越南海盗其实以中国人为主。此外,这些海盗大多有天地会(也就是洪门)的背景。

天地会由郑成功的部下创建,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秘密团社,其主旨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简称“反清复明”。天地会的活动中心起初在台湾和福建沿海,19世纪初时转移到英国统治的新加坡,在华南和东南亚拥有庞大的势力。这样,就给广东十三行造成了两难的局面:表面上,他们必须无限忠于清朝,这样才能安定地做生意;暗地里,他们又得与天地会这样的反清势力保持来往,一旦得罪了天地会,自己的商船就会遭到海盗攻击,没法开出南海。在整个清朝,许多华南居民都保持着这样的两面性。

在伍秉鉴的斡旋下,大海盗首领张保仔向两广总督百龄投降,受封总兵,并协助清军镇压了其他海盗队伍。因为这一功劳,伍秉鉴获得了三品顶戴。伍秉鉴与张保仔的关系相当亲密,张保仔曾经托伍秉鉴在广州买房。黑白两道通吃,是伍秉鉴经商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他本人也可能是天地会成员。如果不是这样,就很难解释为什么怡和洋行的商船能够长期在险恶的南洋畅行无阻。

伍秉鉴另一样高于其他福建行商的方面,是他对待广东商人的态度。长久以来,广州商界内的福建帮与广东帮势不两立。自从汉朝起,中国官员通常都被禁止在籍贯所在省份做官,这叫做“同省回避制“。受同省回避制影响,作为一口通商的唯一港口城市,广东当地人既不能在家乡做官,又被福建人排挤出广州最有利可图的外贸市场,日久天长,总看着别人在自己的家乡挣大钱,自己只能打下手,挣小钱,势必产生愤懑情绪。但伍秉鉴与其他福建商人不同,他大度地与广州本地的广利行老板卢观恒联姻,扶持他成为十三行的另一位总商,这样就在十三行内构建了亲密的内部关系网,和气生财。

除了人脉,伍秉鉴也具备充足的硬实力。他懂英语,极其擅长数学计算,注意吸收新知识,还是最负盛名的茶叶鉴定家之一,怡和洋行的茶叶被公认为质量最好,种类也最丰富。同时,由于嘉庆、道光时期的整风,官员不再像乾隆时期那么贪婪,历经多次战乱的国家也逐步安宁下来,这些都是促使伍秉鉴变得空前富有的重要原因。据他本人在1834年向外商说,其私人财产已达2600万银元。像大部分商人一样,这还只是被低估的阴阳帐,伍秉鉴生前的实际财产估计达到过8000万银元之多,还是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最大债权人,被全球商业圈公认为世界首富。

伍秉鉴的慷慨和精明同样知名,据说曾经撕毁美国商人7.2万银元的欠条,以便对方能回国东山再起。他对美国特别友好,与罗斯福等美国大家族都有商业往来,还把来广州的美国年青人福布斯收为干儿子,使其在24岁时就积累下50万银元的巨额财产,返回美国创建旗昌洋行。事实上,旗昌洋行本是怡和洋行的美国子公司,通过旗昌洋行,伍秉鉴投资于美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和金融市场,海外资产迅速膨胀。

9、广东十三行的衰败原因

如此强大的广东十三行,最终也有曲终人散的一天。这不是十三行商人们的运作有问题,而是时势决定的。18世纪以来,中国对外出口的主要商品是茶叶,后来逐渐集中于红茶和半发酵的乌龙茶,19世纪初又流行混合茶,也就是把多种茶叶和中草药混在一起,调配出新奇的味道。我们知道,现代中国最大的茶饮料品牌是王老吉,王老吉就是用多种茶叶和中草药调配的一种混合茶。王老吉的创始人王泽邦最早就是在十三行街卖凉茶的,这里当时一年到头都是茶叶味,可以用很便宜的价格买到被外商退货的中低档茶叶。广利行创始人卢观恒的孙子卢薛昌也发明了一种凉茶,20世纪50年代中期,“王老吉”将“卢薛昌”并购,所以现在我们喝到的“王老吉”、“加多宝”凉茶都含有“卢薛昌”凉茶的配方。

混合茶是广东十三行最后的王牌产品,因为进入19世纪以后,中国就不再是世界上唯一生产高档茶叶的国度了。1815年,英国派驻尼泊尔的外交官发现,尼泊尔东边有个阿萨姆国,当地人有喝茶的习惯。2年后,好战成性的缅甸人从东边出其不意地入侵阿萨姆,立了一个傀儡国王,该人过了2年被推翻,结果缅甸人再度入侵阿萨姆,进行血腥大屠杀,消灭了一半的居民。狂妄的缅甸人随即入侵阿萨姆南方的孟加拉,占领了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一个岛屿,杀死了那里的印度驻军,导致第一次英缅战争。战争的结果是,英军攻占仰光,迫使缅甸于1825年把阿萨姆割让给东印度公司,为此英军付出了约3万人死伤的代价。

英国之所以向缅甸索要本来与印度毫无瓜葛的内陆河谷阿萨姆,是因为在英缅战争期间,英国人在阿萨姆发现了野生茶树。占领阿萨姆以后,英国立即在当地展开茶树种植,并且小有成效。英国东印度公司一直在阻挠茶树种植,因为此事一旦成功,他们就不必再与中国展开茶叶贸易,东印度公司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果然,1833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亚洲贸易特许经营权被收回,公司进入破产清算。这迅速在英国东印度公司的第一大债权人——广东十三行中引起了恐慌,伍秉鉴、卢文锦等行商多次到夷馆去,询问东印度公司出什么问题了,为什么要解散,如果是钱的问题,他们可以帮忙。但他们没想到,英国东印度公司的破产不是因为资不抵债,而是因为英国不想再和十三行做生意了。东印度公司解散以后,英国散商纷至沓来,鸦片走私迅速蔓延,广东十三行难以管理,多次遭到中国政府的训斥。

到了东印度公司解散的次年,也就是1834年,英国成立了一个茶叶委员会,专门督促在阿萨姆种植茶树。一开始,英国人不认为阿萨姆茶叶可以与中国茶叶媲美,所以花了大价钱从中国引进茶苗和种子,还试图将它们与阿萨姆本地茶树杂交。光是会种还不行,印度人不会炒茶、发酵等技术,所以英国还重金聘请中国茶农去阿萨姆传道授业。广东十三行闻讯后进行了最后的抵抗,首批前往阿萨姆的17名中国茶农均被刺杀,可能是伍秉鉴指派天地会成员做的。不过这阻止不了英国的努力,1836年,阿萨姆生产出首批被市场欢迎的红茶,1839年1月已经打入伦敦市场,获利丰厚。1839年2月,英属印度当局将英国东印度公司的相关资产重组为阿萨姆公司,随后又与一家孟加拉茶叶公司合并。

1839年2月成立的阿萨姆公司继承了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资产和职工,但它的经营宗旨却与英国东印度公司背道而驰。作为一家生产和出口茶叶的企业,它根本不需要与中国做生意。正相反,它从一开始,就是广东十三行最凶恶的竞争者。只有打垮中国茶叶,印度茶叶才能畅销世界;所以,只有灭了广东十三行,阿萨姆公司才能获得长足的发展。

10、鸦片战争与广东十三行的消亡

我们知道,中国近代史开始于鸦片战争,鸦片战争的结果是《南京条约》。与马戛尔尼和阿美士德使团对清政府提出的要求相比,《南京条约》增加的内容并不多,除了战争赔款以外,主要区别就在于,《南京条约》要求取缔广东十三行。传统观点认为,鸦片战争是林则徐虎门销烟引起的,但是连林则徐本人及其友人都不承认这一点;由英国政府拟定的《南京条约》对鸦片贸易只字不提,甚至有些鸦片贩子战后多年还拿不到赔款而自杀。《南京条约》迫使中国恢复“五口通商”,但福州、厦门、宁波等口岸的外贸此后多年都不兴隆。战后清政府大幅提高关税,没几年就把战争赔款都赚了回来。

既然如此,英国发动鸦片战争获取的利益看上去很小。从鸦片走私和两国通商的角度看,这场战争难以理解,在当时的清朝官员看来尤其难以理解。清方的观点是,在伍秉鉴退休、小儿子伍绍荣1833年继任十三行总商以来,十三行管理不力,导致鸦片走私失控,道光皇帝之所以派林则徐去广州禁烟,主要原因不是林则徐此前禁烟态度坚定,成就显著,而是因为林则徐是当时总督中唯一的福建人,可以与主导广东十三行的福建商人更好地交流。十三行对此辩解说,鸦片走私失控是因为英国东印度公司1833年破产,英方无人监管散商。实际上,这场战争的真实原因不是鸦片,鸦片只是个幌子。

鸦片战争真正的推动者是阿萨姆公司,阿萨姆公司的后台老板是英国驻印度总督奥克兰勋爵,奥克兰勋爵有个堂弟在广东担任英国对华商务监督,名叫查尔斯•埃利奥特,清朝人称他为义律。义律本来反对鸦片走私,支持中英友好,随着阿萨姆公司在1839年2月的成立,义律家族对华态度发生巨大的变化。1840年4月7日英国议院对华宣战,但早在1839年7月,奥克兰勋爵就已经派海军去广州作战了,这在英国海外扩张史上是常事。一百多年来,英国多次试图侵华,但每一次都被广东十三行调解,现在他们不需要广东十三行了,战争也就无可避免。

鸦片战争期间,广东十三行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林则徐广东禁烟没有政府经费,全靠广东十三行捐助,林则徐的翻译都是怡和洋行代聘的,广东几乎所有的炮台都是广东十三行捐款造的,行商多次带钱和物资去犒劳前线将士,也支付大笔赔款,仅怡和洋行一次性支付广州赎城费就高达110万银元。《南京条约》签订前,前线清朝官员一致要求请伍秉鉴等行商参予谈判,已经决定牺牲广东十三行的道光皇帝却加以拒绝,结果全盘接受英方条件。钦差大臣耆英赤裸裸地宣称,在支付战争赔款的问题上,让商人多捐点,政府就能少出点。即便如此,广东十三行依然在1843年被耆英勒令解散,伍秉鉴当即死亡,行商有的回福建,有的去上海,留在广州经商的也不许再叫“洋行”,怡和洋行的牌子被卖给“查顿——马地臣联合公司”。与此同时,阿萨姆公司迅猛发展,印度茶叶畅销世界,最终完全压倒中国茶叶,而且还打入了中国市场。这就是广东十三行的最后结局,这个以福建商人为核心的商业组织曾经给中国带来巨大的财富与荣耀,它的毁灭则给中国造成了长久的负面影响,教训沉重,发人深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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