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营经济光彩无限——纪念胡耀邦光彩讲话发表30周年

作者:本刊记者 周玉池/ 文

民营经济光彩无限——纪念胡耀邦光彩讲话发表30周年

初秋的8 月30 日,是中国改革开放史上值得浓彩重墨纪念的日子。“光彩事业,温故知新——纪念胡耀邦同志光彩讲话30 周年座谈会”在北京长富宫中心召开。

时光倒逝30 年。1983 年8 月30 日,胡耀邦、万里、习仲勋、王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北京中南海会见了300 多名全国各发展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安置城镇青年就业先进代表,并在怀仁堂举行座谈。在座谈会上,胡耀邦即席发表《怎样划分光彩和不光彩》的讲话,他说“现在社会上有一种陈腐观念妨碍我们前进。例如,谁光彩,谁不光彩。我认为社会上有一群从事个体劳动的同志们,他们扔掉铁饭碗,自食其力,为国分忧,他们是光彩的。什么是光彩?为人民服务最光彩,为国家分忧很光彩,自食其力最光彩;什么不光彩?好逸恶劳不光彩,投机倒把不光彩,违法乱纪最不光彩,我请同志们传个话回去,说中央的同志讲了,党中央重视干个体自食其力的人,他们都是光彩的。”著名的“光彩讲话”,是“文革”结束后,中共中央对个体经济发展最明确的一次表态。

作为当年讲话发表的亲历者, 全国工商联原副主席、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会长保育均在回忆那段历史时说,“光彩讲话”发表之后,对于“个体户”的误解和歧视不复存在,民营经济自此开始蓬勃发展。

走过30 年, 中国原来被称为“个体户”的个体劳动者以及他们的经济体系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截至2012年底,全国私营企业达到了1085 万户,注册资金超过31 万亿元,投资者达到2200 万人;个体工商户超过4000 万,从业人员超过8000万。个体、私营企业的就业人数在就业总人口中的比重超过了75%。而且整个民营经济对中国经济的的贡献已经三分天下有其二。

但是, 值得注意的是,时至今日,民营经济在发展过程中仍然常常受到“玻璃门”、“弹簧门”的阻碍。保育钧指出:“30 年前,民营企业面临的是光彩、不光彩的问题;而今天面对的则是平等、不平等的问题。”有经济学家总结称,民营企业面临着资源占有不平等、资金使用要素不平等、寡头垄断带来的非对称竞争、市场准入门槛过高以及财产权保护不足等多方面的不平等。

因此,新的历史结点上,重温耀邦同志30 年前的光彩讲话精神,对于破解改革难题,进一步深化改革,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最早的个体户

事实上,在改革开放初期,“个体户”三个字曾象征着自由与希望。

1979年的2月同时发生了两件事,一是知青返城大潮开始,二是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了第一个有关发展个体经济的报告。这两件看似毫不相关的事件之间,却有某种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

《新中国私营经济风云录》一书作者、财经作家马立诚,对这段历史有较为深入的研究。

“千万知青大返城的就业压力,终于汇集成推动城市经济改革的最初动力。”马立诚在座谈会现场对记者说,城市个体经济的诞生再次说明,中国人的求生本能,冲破了旧体制的刚性约束,创造了增量改革的最初成果——个体经济。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肇始于1955 年。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按语中写道:“农村是个广阔天地,到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1976 年打倒“四人帮”之后,是否要继续再派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在中央引起了不小的争论。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华国锋同志,坚持“两个凡是”,继续“上山下乡”。

但知青的下派工作却变得越发艰难。“上面没有政策,知青们就自己行动起来,要返城。返不了城,就说爹妈生病了,要请病假。”保育均说。当时,甚至发生了很多匪夷所思的事件。东北的一位知青用尼龙绳吊铅片吞进胃里,以便通过医院的X 光检查,换取病假回城的证明。

1978 年10 月31 日,酝酿已久的第二次全国知青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与此同时,云南发生了震惊全国的“知青返城运动”。一位上海女知青的难产死亡,引发了数千人的抬尸游行。

12 月10 日会议闭幕,通过了著名的《知青工作四十条》,会议决定继续坚定不移地执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政策,今后边疆农场(兵团)知识青年一律按照国营企业职工对待。

政策松动引发了更大的风暴。1979 年2 月到5 月,云南农场知青返城率达到90% 以上。到了1980 年,云南农场的知青只剩下3000多人。返城潮随后遍及全国。1980 年,中央书记处决定,从这一年暑假起,应届毕业生不再上山下乡,上山下乡运动就此终结。

知青返城的大潮令原本就狭窄的就业空间更显逼仄。到80 年代初,约有1400 多万知青回到城市。“待业青年”就是诞生于那时的一个新词汇,比“失业”好听——时任北京东城区工商局副局长的靳云平形容当时的情形是“根本没有就业渠道,只有号召待业者自立”。

允许人们自谋职业成了疏通就业压力的现实通道。1979 年2 月,国家工商局向中央做报告:“各地可以根据当地市场需要,在取得有关业务主管部门同意后,批准一些有正式户口的闲散劳动力从事修理、服务和手工业等个体劳动,但不准雇工。”这是“文革”之后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的第一个有关个体经济的报告。同年6 月,返城知青尹盛喜在北京前门搭起第一家大碗茶茶摊。

1980 年全国劳动就业会议的通知指出,“宪法明确规定,允许个体劳动者从事法律许可范围内的,不剥削他人的个体劳动”。1981年7 月1 日,国务院在《关于城镇非农业个体经济若干政策性规定》中又进一步规定,“个体经营户必要时可以请一二个帮手,技术性强的或有特殊技艺的可以请两三个,最多不能超过五个学徒”。既承认“个体户”有雇工的必要,但又想防止其扩张,用一个只允许“轻微剥削”的“紧箍咒”,把“个体户”限制在小规模、边缘性、个体范围的经济活动中。至此,政策的大门被慢慢的打开。

光彩?不光彩?

尽管在政策上给个体户开了口子,个体户经济生命力旺盛,发展十分迅速。1979 年底,全国批准开业的个体工商户约10 万户。到两年后的1981 年,统计数据变为101 万,张9倍多。但在人们的观念里,干个体仍然是件不光彩的事情,连找对象都困难。

1983 年8 月,在北京郊外的一个机关招待所里,劳动人事部培训就业局召开了一次城镇青年就业先进表彰大会,400 多位代表中不乏以捏面人、修自行车为业的个体户。其间,个体户代表们联名写信给大会,希望能见一见党中央的领导。一个叫成曾樾的年轻干部起草了一封信,并在信封上写下“呈胡耀邦总书记”。

信送到中南海的第二天,大会便得到了胡耀邦同志要在怀仁堂接见全体代表的通知。

8 月30 日,十几辆轿车鱼贯驶入中南海。一个叫彭小平的个体户特意捏了一组“八仙过海”的面人当做礼品,而来自广东的个体户荣志仁甚至得到与胡耀邦近距离交流的机会,“一伸手就可以摸到”。

这个以搞学生餐出名的个体户回忆道:胡耀邦问我,你当时为什么卖肠粉,有没有心理负担?我说有,觉得不是很光彩。他马上说,谁说你们不光彩,你们是光彩的人,走的是光彩的路,个体经济的事业是光彩的事业。

座谈会后,胡耀邦随即在怀仁堂发表了《怎样划分光彩与不光彩》的讲话。胡耀邦说,请同志们回去传个话,说中央的同志讲了,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的广大劳动者不向国家伸手,为国家的富强,为人民生活方便,作出了贡献。党中央对他们表示敬意,表示慰问。

“有一天看电视,看到一则胡耀邦总书记为我们正名的新闻,我彻底摆脱了自卑的阴影。第二天一早,我们7个照相小摊亭的伙伴见面时,不约而同拿了一张《大连日报》,我清楚记得该报头版刊登的就是胡耀邦总书记的讲话,题目就是《怎样划分光彩与不光彩》。”

年过6 旬的姜维,至今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依旧眼圈泛红。“当时是我来念报纸,我一边念的时候,大家都一边哭,这时候有人路过,就说这帮个体户在干什么呢,我们异口同声的说,胡耀邦总书记说我们是光彩的。从此光彩就是我们的生命。”

从个体户到私营企业

1982 年2 月,大连市委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廖承志的侄子廖志强。听说大连个体户姜维影书社很出名,廖志强就约见了姜维。当他了解到姜维由于设备原因,只能冲洗黑白照片,冲洗彩照要依附国营照相馆时,廖志强当即表示愿意以成本价提供一台19.8 万元的彩色洗印机,使姜维摆脱对国营照相馆的依附。

19.8 万,在当时来说是一个天文数字。“国营可以搞合资,我们个体应该也可以。”姜维决定自己出场地、人力与技术,让廖志强以设备入股,两人合作办公司。他的想法获得了廖志强的积极支持。

“但当我去大连市工商局办手续时,工作人员告诉我查遍有关中央文件,也看了宪法,都不允许个人与外商合资办企业,工作人员告诉姜维,你要找政策还是去北京吧。”姜维说。

为弄明白个体户为啥不能与外商合资他直飞北京。在北京,几经周折的姜维见到了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王任重。在详细了解他的情况后,王任重激动地说:“我们打天下就是要让老百姓过好日子,不能让你们天天这样跑。”随后,王任重写了一封信给时任国家工商总局局长的任仲林。

第二天,姜维拿着王任重的信,到了国家工商总局。局长任仲林与海关等四位司局长同姜维一起谈话。姜维问:“个体户怎么样才能有法人资格?如何才能与外商合资办企业?”

任仲林告诉姜维:“那只有将个体户变成私营企业。”姜维说:“要变那就变呗”。

没想到,姜维话一出口,任仲林立即站起来,脸色凝重且严肃。他拍着姜维的肩膀说:“小伙子,你知道吗,我们党在1957 年向全世界宣布,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了伟大成果,那就是取消了私营经济……你一句话,要变就变了呗,我不敢变,也没有这个权力变。”此时,一位司长站起来说:“姜维同志,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雇工问题”。根据当时的规定,雇工不能超过八个人,否则视为剥削。“我当时就急了,质问这位司长,凭什么雇工超过8人就是剥削,人家回答是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找到依据。”姜维说当时自己确实很心急,并说:“我不管,反正耀邦同志说我们是光彩的,我是党养大的,我不会剥削人。”任仲林见姜维急成这个样子就说:“小伙子不要着急,相信党中央吧。”

很快,姜维的事情就惊动了党中央,惊动了胡耀邦同志。不久之后,姜维接到了国务院法规中心的通知,要他到中南海去参加讨论关于公司能不能成立的问题。当时还有来自全国人大常委会、海关总署、对外经济贸易部、国家工商总局等各个部门20 多名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的讨论十分激烈,但结果却是由于历史原因,有些政策性的问题解决不了。

然而,未意料到的是,1984 年11 月9 日,却等来了期待许久的好消息。时任中央经贸部副部长的魏玉明在办公室向姜维宣布:“姜维同志,经国务院特批,你要办的私营公司通过了,可以同港商合资办企业,你的公司要叫什么名字?”接过特批文件,姜维的眼泪夺眶而出。他激动地说:“我的公司就叫光彩,因为那是耀邦同志给我起的。”

1985 年的4月13 日,国家工商总局局长正式向大连市工商局发布命令,授权他们向姜维颁发全国首个私营企业执照。

私营经济入宪

虽然姜维获得了第一张私营经济的“准生证”,然而私营经济的发展在法律上依然处于没有保障的状态。

1982 年《宪法》第6 条关于“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的规定所不容。换句话来说,对于私营经济的经营者来说,在宪法上缺乏存在依据,法律地位不明确。

1983 年,国务院颁布《城镇非农业个体工商业若干规定》,规定个体工商业可以请一两个帮手,最多不超过四五个学徒,合在一起可雇7 人。7 个人,还是8 个人?这在当时是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

“这个概念是哪儿来的?《资本论》里写的,《资本论》怎么会写这个东西?《资本论》的核心概念是剩余价值理论,剩余价值有一个定性分析:资本家雇佣工人在生产过程中所创造的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的超过劳动力价值的价值,马克思认为这是资本主义全部秘密所在。光定性不行,还做了定量分析,剩余价值量多大,雇主才是纯粹的资本家?马克思举例说明雇一个不行,老板自己得干活,两个不行、四个不行、七个不行,八个行了。于是,我们就把七个、八个拿过来作为一道划阶级成分的线,当年定成分,哪家是资本家哪家是小业主,就看解放前三年平均雇佣人数。”著名经济学家周其仁分析说。

然而,早在1979 年,年广久的“傻子瓜子”雇工已经突破了这一限制。当时有人就提出要限制“傻子瓜子”的发展。1980 年,邓小平看到了杜润生送来的“傻子瓜子”问题的调查报告后,当时就对个私经济发展给予肯定,并对一些人对姓“社”姓“资”的争论,表示要“先不要动他”,“放一放”和“看一看”。

“放一放”平息了争论,但私营经济受到的歧视却依旧存在。1982 年初,中央下发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的紧急通知,以“投机倒把罪”抓了一批走在市场经济“风口浪尖”上的人。在个私经济发源地温州,五金大王胡金林、矿灯大王程步青、螺丝大王刘大源、合同大王李方平、旧货大王王迈仟、目录大王叶建华、线圈大王郑祥青以及电器大王郑元忠等几人被列为重要打击对象。这被称为“八大王”事件。此后,萧瑟的寒风,向夹缝中艰难成长的个私经济吹来。

直到1987 年10 月16 日上午,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了第一次关于私营经济立法问题的会议。1988 年4 月,第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私营经济”的提法第一次出现在中国的根本大法中。宪法第11 条增加“国家允许私营企业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私营经济的合法权利和发展。对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的内容。这是中国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消灭私营经济之后,首次在宪法上重新确立私营经济的法律地位。

1988 年6 月,国务院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私营企业暂行条例》,对私营企业的活动作了法律规范。这样,私营经济这个“私生子”终于得到了正式承认,结束了它将近十年的遮遮掩掩、躲躲藏藏、隐蔽活动的历史,正式走向公开化发展。

再盼“松绑”

保育均认为,“光彩讲话”对于当时个体经济和民营经济破除限制、迅速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并影响至今。

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中国的民营企业家已经不仅仅是简单的个体经营,而逐渐向企业化、国际化方向发展。

然而,伴随对中国经济作出重要贡献的,却是民营经济近年来愈发尴尬的处境。

尽管国家已经出台了新旧两版“民资36 条”,以及针对“36 条”的42 项配套细则,但是民营企业的实际感受仍不理想。

今年8 月29 日,全国工商联发布的2013 中国民营企业500 强调研分析报告指出,配套措施不完善,成为民营企业享受“民资36 条”红利的最大障碍。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报告中批示,“对民营企业的现状非常清楚”。

9 月6 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有效落实引导民间投资激发活力健康发展的措施,他强调,坚决打破各种对民间投资制造隐形障碍的“玻璃门”、“弹簧门”,彻底拆除“表面迎进去、实际推出来”的“旋转门”。

“全面清理和修订有关民间投资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多设‘路标’、少设‘路障’,为民间投资参与市场竞争‘松绑开路’。

“要强化对政策落实情况,接受各方监督,不能‘自拉自唱’。对工作不力的,要严肃问责。要不折不扣落到实处、发挥实效、不放‘空炮’,令必行、行必果。”

一个月后,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即将召开,在这关键的历史节点,重温“光彩”讲话精神,对于进一步释放改革红利,为民营企业发展创造一个更公平的发展环境,仍有新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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