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新商帮

作者:本刊记者 陶卫华/ 采写

新疆新商帮

茫茫戈壁上,新疆历来就是一条国际商业通道,丝绸之路把中国与世界联系在了一起。这条绵延几万里的商道上,人类在制造物质精神文明的同时也创造了无数驰名中外的商邦。他们在历史上留下的故事至今令后人叹为观止。

历史经过很长一段时间休眠期后,金色的曙光再次照耀在丝绸之路上。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在市场经济潮流中,新疆出现了一个新的商业群体,短短30 年间已是洋洋大观。央企在疆企业,兵团企业,以及广汇、特变电工等为代表的一批有较强实力的新疆本土企业,和来到新疆投资安家的浙商、苏商、川商、粤商、闽商、鲁商、晋商等来自五湖四海的商家,构成了“新商”中坚。

新疆虽地处亚欧大陆腹地,但自古以来就是多元文化交汇之处,新疆人自古就有一种海纳百川、包容天下的胸怀。在新疆可持续发展梦想中,“新商”群体构筑了新疆现代多元社会和商业文化的活力,成为新疆跨越式发展的生力军,新商中的民营经济,也必将在新疆长治久安中担负重任。

之一/商道的复兴

江伟在16 层的办公室喝茶,有着坐看闲云流水的志得意满。他用南方运来的青砖古窗把整层办公室装饰得古色古香,似乎把江南搬到了新疆,“这些装修总共才花了30万”。江伟坐拥着这座新疆文化商业的地标式建筑——奥生文化村大厦。门外,是乌鲁木齐民主路繁华的商业中心。

从民主路到附近的小西门、大西门,直至人民路,新疆首府乌鲁木齐北城的商贸中心遍布着欧美风格的高楼,和所有现代都市并无二致。曾经的城门和古城墙,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建设新疆运动中被拆除。进疆20 年,江伟和同时期崛起于新疆的浙商、苏商、川商、粤商、闽商、鲁商、晋商等一起,参与和见证了这座丝绸之路上最重要城市的巨变。

“我们童年的乌鲁木齐标志性建筑以红顶黄墙或灰墙绿顶的俄式建筑为主。和平渠的水是那么清澈,博格达峰的雪终年不化,晚上星斗满天,月光皎洁,百花村是汉民族文化的窗口,二道桥是维吾尔族的集聚地,南梁是俄罗斯族的小天堂,南山是哈萨克族的大牧场。”新疆本土学者崔保新和唐立久描述70 年代的乌鲁木齐,开门见山,与自然为伴,充满异国情调和民族风情。

现代商业文明快速改变了故城旧貌。这里曾经的最高楼南门以北是8 层的昆仑宾馆,也即著名歌手刀郎歌中唱到过的“八楼”,南门以南是3 层的二道桥市场。现在,现代化的商贸中心和国际市场、物流中心在北城雄立,伊斯兰风格的高层建筑在南城快速生长。高耸的新疆国际大巴扎成为国内外游客必经旅游地,标志性的二道桥市场被新型现代化商场取代。南来北往的商客蜂拥而至,中西亚和欧洲的国际商贩在边贸城疯狂采购。快速扩建的机场线和通往南北疆各城市密集发达的高速路,展示着亚洲之心的经济辐射力。

当年沿着二道桥子推车叫卖的维吾尔族小贩,现在大多在现代化的商铺里方能觅到足迹。也许,只有在更小更偏狭的巷子里,才能看到传统商业模式留下的些许痕迹:那些推车卖无花果的小贩、延续千年现做现卖模式的土坑烤馕、卖传统民族吃食的维吾尔老人、席地而坐的露天巴扎……

哈密、乌鲁木齐、伊犁、库尔勒、库车、阿克苏、喀什、和田,这些穿越两千年的丝绸之路古商道,以连接中亚、欧洲乃至非洲的地缘优势,在近30 年重新获得生命力。这里再次成为商人的沃土,中国与亚欧各国合作的区域中心。乐于商道的气质,浓郁的民族风情,五湖四海、不同族别的经商者,构成了新疆商人多元的风景。传统、民族与现代,多元文明在这里交流碰撞。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年9 月访问土库曼斯坦、哈萨克斯坦等中亚5 国时,特别提到中国将发展同中亚各国的友好合作关系为外交优先方向,并建议创新合作模式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新疆正处于丝路复兴的核心位置。

丝路烟云

每一个维吾尔族小孩子,从记事起都有过这样的记忆:到了赶集的日子,房前屋后老老少少赶着毛驴车或马车梳妆打扮一番去赶集,兴奋得像过节一样。维吾尔老乡喜欢肩上搭着一条彩云般艳丽、维吾尔风格的褡裢。里面可能装着刚从树上摘下的枣、藤上接的葡萄,去巴扎逛一逛,就能从别人的褡裢里换回自家需要的米馕水果,给女人买的长裙和艾迪莱斯绸。

每一片被沙漠戈壁环绕的绿洲,都是古丝绸之路商贸活动的活跃之处。新疆的世居民族维吾尔族人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下熏陶成长的。看似生存于干涸、荒凉的沙海孤岛,住着土房子,过着艰苦的生活,他们从不缺乏与外界的沟通。

汉朝时期,新疆就是一条国际商业通道。这条绵延几万里的商道上,造就了许多驰名中外的商帮和著名商人。他们在历史上留下的故事至今让后人叹为观止。“无数铃声摇过碛,应驮白练到安息(今伊朗)”,“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不绝于时月”都描述了这种丝路商队繁荣、艰苦的财富旅程。

虽然在19 世纪兴起的第四次新疆大发现中,楼兰发现了距今4000 年的欧亚人种。真正的商道崛起,始于汉武帝统一西域之后。探险家张骞在最早的中亚游历过程中,发现当地人喜爱丝绸胜过黄金和钱币;罗马人非常喜欢这种柔软华丽的面料,一时在贵族中风靡。丝绸之路经安息(古波斯帝国属地,今伊朗)贩运过去的中国丝绸,最高时一匹的价格达到与其等重量的黄金。

万里长城、延伸的烽堠,护卫着年轻的丝绸之路。马队和骆驼驮着中国的丝绸,走向中亚和西方。好客的汉朝敞开大门,迎接各国的使者、商人。来自西域和遥远西方的天马、葡萄、石榴、苏合香,也给中国人带来了惊喜和向往。

丝绸之路环绕塔克拉玛干沙漠展开。塔克拉玛干来自蒙古语,即“进去出不来”,另一说则来自维语,有“永远的家园”之一说,还有“被遗弃的土地”或“地下有珍宝”的含义。塔里木来自维语,即“无疆野马”流入沙漠的水流。

经过两千年,这条古商道基本上没改过道。其南道由阳关(今敦煌)出发,经鄯善(今若羌)沿塔里木盆地南边、昆仑山北麓,沿途经且末、于阗、和田、皮山至莎车,上葱岭(帕米尔)至塔什库尔干,再经瓦罕走廊进入中亚;北道则由阳关至车师前王庭(今吐鲁番)南下至尉犁(今库尔勒)、龟兹(今库车)到疏勒(今喀什),走的是天山南麓和塔里木河北边,再翻越帕米尔高原进入中亚锡尔河、阿姆河流域地区;另一条北道起自瓜州(安西),经伊吾(今哈密)、乌鲁木齐、庭州(吉木萨尔)、伊宁(今伊犁),直到碎叶。

新疆地处丝绸之路中西贸易通道的中段,所经世居民族尤其维吾尔族自古具有经商天赋。2000 年前,他们就是这样以物易物,面对东来西往的国际商帮。叶尔羌(今叶城)、喀什、阿克苏和哈密都是传统的商业中心。这里平时有若干店铺,供售日杂百货。一到巴扎天,方圆几十里的群众纷纷前来“赶巴扎”。

海上丝绸之路兴起后,新疆一度成为世界政经的弃儿,偏远荒凉的代名词。乌鲁木齐人发现他们与海岸最近距离为2250 公里,无愧为中国也是世界上距海洋最远的内陆城市。但很快他们又发现,自己是中国离欧洲最近的城市。当丝绸不再成为奢侈品,石油和新型贸易注定醒来。

浙江人:改革开放后最早的淘金者

8、9 月份的新疆是最迷人的季节,瓜果在此时成熟,街上飘满哈密瓜、葡萄、无花果的香味,游客和探险者纷至。如同很多在此安家的商人,江伟越来越喜欢乌鲁木齐。回到温州反而不适应,觉得夏天热、冬天冷。

18 岁从事个体,21 岁背井离乡到乌鲁木齐摆地摊卖体育用品,29 岁建商贸广场,36岁从商贸转向文化产业——这个兼具精明和儒雅气质的温州商人,现在以乌鲁木齐为家,做着自己痴迷的文化产业。

比江伟更早几年,葛永品和他的父亲就开始西征谋生,从浙江义乌东阳县一路西行至乌鲁木齐,直到遥远的艾比湖畔。他们在边塞小城博乐摆地摊卖小杂货。辛苦积攒下八千多元钱后回到乌鲁木齐市,先进入乌鲁木齐长途汽车站旁的长征旅社,租上室内摊位,搞商品百货的批发、零售,以此慢慢将生意做大。

同一时期,来自山东的回族人米恩华东拼西凑借债3 万元涉足市场贸易,租下乌鲁木齐红山的一个闲置露天电影院,简单改造成200 摊位的市场,靠租赁掘得人生的第一捅金。日后这个市场几历搬迁却不断扩张至库尔勒、阿斯塔纳、阿拉木图,成为丝绸之路上最赫赫有名的国际建材、商贸市场。低调的华凌市场领航人米恩华,也成为新疆首富和福布斯排行榜上最神秘的企业家之一。

1993 年前后,大批中国人浩浩荡荡涌向东部沿海开放地区。南方,是开放和市场经济潮头的代名词。江伟、葛永品们反其道行之,选择向西北进发,代表了一批浙商西进崛起的路径。

唐立久评价,乌鲁木齐具有“商性”特色,历史上作为丝绸之路要地,先后涌现了阿拉伯商人、波斯商人等,“商性”更体现了开放、包容、规则、效率等特征,并会浸淫上浓郁的地方文化色彩。社会越接近商业化,越能承认有特点和个性的事物的价值。

“蒙古人之所以到此,不仅仅因为这里有着美丽的牧场,更因为这里自古就是东西方文化交汇之地。欧洲人来过、印度人来过、阿拉伯人来过,至于中华大家族的成员,匈奴人、塞族人、乌孙人、月氏人、汉族人、吐蕃人、蒙古人、满族人、回鹘人,这些强悍的游牧民族一有机会便在西域大展身手。”

穿越2000 年的历史烟云,丝路的兴起到衰败再到复兴令人唏嘘振奋。在上世纪50 年代至70 年代军队、知青扎根新疆建设潮后,伴随改革开放,前所未有的创业热潮带来了进疆人群的自发迁移流动。充沛的石油、天然气、煤炭资源,优良的棉花和香梨、哈密瓜、葡萄等特色果品,至少辐射至8 个接壤国家,面向拥有30 亿人的中、西、南亚市场,尚未被开发的热土,其吸引力不可估量。

乌鲁木齐作为新疆的首府,是贯通东西的要塞。新疆的东大门星星峡,西大门霍城,都距乌鲁木齐七百多公里。地利的优势,也使得这里成为西部和中亚核心商贸最活跃的地方。浙江人成为最早到此淘金的一批人。

淘金者:一不小心成了国际商贩

在这一批批成千上万的人流中,出生于浙江省东阳市南郊槐堂村的葛永品是其中一员。1986 年,这位17 岁的少年踌躇满志,没有可以借鉴的经验,没有富足的资金,有的是身体和闯劲。

当时,外出的同乡大多选择了去上海、北京、深圳等城市。葛永品父子选择了新疆,“来新疆谋生创业的人不多,加之物资相对不丰富,这就意味着竞争不激烈,只要有眼光进货,能吃苦跑市场,就能挣上钱”。

烈日炎炎、天寒地冻、走街串巷、吆喝叫卖……这是葛永品最初在新疆博乐摆摊的艰苦岁月,起早贪黑,精打细算,卖的是从义乌批来的指甲刀、打火机、钥匙花、钥匙链、头花,一毛、两毛要挣,三分、五分也挣。后来在新疆崛起的企业家,大多经历过这样的阶段。

今天,走在乌鲁木齐、库尔勒、阿图什、喀什、库车的大街小巷,隐蔽处的巴扎小商铺,沿街叫卖的小贩,摆摊的小贩,到处可见这些生动活跃的市场景象。丝毫不要怀疑,他们很可能从一个经营小烤肉摊或杂货摊开始,一不小心就成了跨国经营的国际商贩。

在边疆小城博乐攒上第一笔钱后,葛永品回到乌鲁木齐。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后,这里的许多旅社宾馆都变成了商品批发大楼:从新华旅社变成新华批发市场开始,长征旅社、群众饭店、延安宾馆等等本来都是旅人的行舍,而改革开放的浪潮,一批批纷至沓来的浙江商人和其他地区的商人则改变了这一切,让那些常常住不满一半客人的旅社宾馆变成了人来人往、熙熙攘攘的小商品、日用百货批发市场。

而葛永品便是亲历旅社变成批发市场的浙江商人之一。葛永品和父亲在批发旅社里,白天发货,到了晚上,父亲睡床上,他铺了被褥睡在冰凉的床下。正应了新疆的那一句俗语:傻小子睡凉炕,全靠火力壮。

90 年代,新疆国际商贸城在乌鲁木齐火车站附近落成。商人的嗅觉让葛永品从长征旅社转到商贸城改做家用电器批发生意。在此期间葛永品从自己摊位的快速升值中,发现了一种更快的赚钱方式。他购进新疆商贸城的一个商铺,当时只花了4 万多元,一年后以47 万元转出,挣了40 多万元。更不可思议的是,购得他的摊位的商户再转让摊位时获利超过200 万元。

葛永品相信,新疆商贸城是一块不断升值的黄金宝地。他迈出冒险的第一步:拿出1150 万元积蓄,倾己之囊建造属于自己的商场大楼——商贸城7 号商铺,然后租卖给商户经营。这一决策让葛永品提前迈进亿万富翁之列。

1999 年的乌鲁木齐,已显现出商贸繁荣的景象:大、小西门商贸区;火车站的新疆商贸城商贸区;华凌市场商贸区;二道桥民族用品商贸区;边疆宾馆商贸区;中山路商贸区等数大商贸区。琳琅满目的商品和熙熙攘攘的人流形成了令人眼花缭乱的社会景观。

经济繁荣带动了一批商人从贸易批发、商铺租赁转卖中获利。商贸又带动了房地产、物流业发展。以民营企业和个体经营户为主力军,乌鲁木齐边疆商贸城、火车南站商贸城、大小西门批发市场和华凌建材市场陆续崛起,成为全国产品走向中亚的集散地和配送中心。

赶上中国与哈萨克斯坦等中亚国家贸易额大幅度增长的好时期,米恩华的华凌市场在此时成长为西北最具竞争力的市场。其建材产品源源不断输往中亚各国,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市的3 个建材市场80% 的货源来自华凌市场,在东联西出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从“巴扎”到中西亚国际贸易市场

乌鲁木齐南门的阿布力孜首饰品批发商城内,海米提经营着来自美国、意大利和日本、澳大利亚等国的护肤品。2 年前他从石河子来到乌鲁木齐,接手了叔叔的店铺。这座伊斯兰风格商城主要售卖金饰和外贸护肤品,光顾的客人多为维吾尔族人,店铺以经营奥斯曼等维族品牌和来自土耳其等国家伊斯兰风格的饰品护肤品居多。不过爱美的维族女子,也越来越开始喜欢和接受海米提的欧美护肤品。

南门,是传统汉城与维城、回城的分界线。没有一个地方比这里更能体现出现代商业文化对穆斯林商业文化的包围,两者的冲突融合。南门以南,二道桥市场、新疆国际大巴扎,建筑风格仍是鲜明的伊斯兰风格,但走到里面一看,内部格局完全是规整的现代商铺。只在二道桥区域的某些狭小巷子里,才能看到传统维族巴扎的景象。

至今,在南疆喀什、库车和洛浦、沙雅等县,维吾尔传统的巴扎商业方式仍随处可见。一个骑着毛驴赶巴扎的维吾尔老汉,他可能拿出家里刚刚编织好的羊毛毯,找个空位席地而坐、支个布棚子就开始叫卖。巴扎朴素而随性,哪儿有空地就在哪儿摆摊,哪怕他只卖一布兜馕或者一小堆葡萄干,一小堆石榴或者一筐鸡蛋。这种自由开放的摊位,在一定程度上让巴扎更繁荣,更有活力。

闻名遐迩的喀什中西亚国际贸易市场就是从这样的巴扎发展而来。十几年前,这里还是一块盐碱不毛之地。附近乡村的几户农民凑在一起,一开始出售土盐巴、干柴草等商品。后来,便有许多农民赶着毛驴亦步亦趋,也在此处安营扎寨。改革开放后十五年,经营者成几何级数猛增。不到一年工夫,便形成了有1000 多人经营的热闹非凡的“东门大巴扎”。

“30 年前的二道桥,商贩们也以在路边摊为特色,到处是低矮的土坯房、砖房”,李兆明老人回忆。道两旁都是敞开的铺子,南疆喀什的土布,和田的丝绸,地毯、桑皮纸,库车的疙瘩胰子,新疆各地的干鲜果,和苏联的“盖子货”都在这里售卖。

现在,这里活跃着来自哈萨克斯坦、俄罗斯乃至中东的国际商贩,在南门以南,有东亚西亚所有时髦的东西,随处可见来自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印度、阿拉伯的商品。而在南门之北的现代大商场里是昂贵的、国际任何都市都有的品牌货。

2003 年,葛永品投资3.2 亿开建了乌鲁木齐火车站商圈内最大的商业楼——国贸大厦。这个项目成为他个人商业生涯的巅峰之作。为扩大国贸大厦对中亚各国的市场辐射力,葛永品与哈萨克斯坦三大市场——阿拉木图市阿戴姆商贸中心、奇姆肯特市中国轻工商品展销批发中心、乌斯季卡缅诺哥尔斯克市中国市场签订合作协议,搭建国际市场直通通道。

在疆内,国贸大厦与哈密友谊路综合批发市场、阿图什西域商贸城、和田昆山区公司、喀什中西亚国际贸易市场、阿勒泰北屯商贸城等16 家市场牵手建立了合作联盟。葛永品日后成为新疆浙江商会会长、新疆自治区工商联副主席,是浙商在新疆成功的典范之一。


亚心之梦

上世纪90 年代,中国进一步扩大新疆开放,开放伊宁、博乐、塔城三市和乌鲁木齐市享受沿海开放城市政策等。中亚市场全面开放。随着塔城市境内的巴克图口岸大门的徐徐打开,“全民经商”的热潮席卷了塔额盆地。

此时仍是塔城地区团委书记身份的康和平卷入这一潮流。他以3000 元流动资金和挂靠在团地委机关的一家青年服务公司,只身开辟哈萨克斯坦市场。在成立公司之前,他就同哈萨克斯坦人倒腾过胶卷、玻璃钢茶几这样的“小生意”,生长环境的影响使他能说一口流利的哈语。他知道一界之隔的哈方老百姓需要什么。

当时,外贸主渠道的外贸公司、商业局、二轻局、供销社等单位都在红红火火地做着用国内轻工商品换取哈方钢材、化肥等的易货贸易。能找到第一手易货贸易的交易对象,意味着利润的保证。康和平在哈方境内顺利地签回了用白砂糖换化肥的易货合同。当年8 月对方就给康和平发来即将运150 吨化肥到巴克图口岸的电传,康和平以比市面略低一点的价格,很快将化肥销售出去,及时向糖厂支付了一应款项。除去所有开支,这单生意康和平净赚了1 万多元。

第二年,这家公司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名称——三宝公司,名称来源于“塔城地区有三宝——牛粪块,芨芨草,二转子满街跑”的当地俚语。康和平说,“三生万物,这万物都是宝。”

2000 年,康和平辞去公职,成为改制后的民营企业三宝公司董事长。其后,这家公司陆续涉足哈国、中亚及俄罗斯油气田石油勘探开发项目合作、石油工程技术服务。历经二十年,三宝实现了从边境小额、旅购贸易——易货贸易——加工贸易到贸易平台(中国工业园)的华丽转身,飞速成长为新疆外贸行业的领跑者。

新疆现在是中国拥有边境通商口岸最多的省区,接壤8 个国家,拥有15 个通商口岸。其中乌鲁木齐是最大的通商口岸,有横穿亚欧的国际铁路,50 多条飞往世界各地的国际航线。中亚的地缘政治和能源战略提升背景下,新丝路成为“亚洲的能源枢纽”与“欧亚新重心”,商人的边贸往来活跃程度超过以往任何时候。

设在乌鲁木齐边疆宾馆的边贸市场,最热闹的季节每天都有几架包机从周边国家飞来,一大批哈萨克斯坦、俄罗斯的商贩拥入这个市场,进行疯狂采购,然后大包小包地再飞回去,他们从这里能买到中国各地的所有商品。

而在新疆崛起的中国商人,也大多把生意做到了国门外。新疆首富米恩华近十年致力于搭建亚欧商贸桥梁并从中攫取财富。他把华凌市场版图越扩越大,成为覆盖新疆及周边国家的11 个超级商品批发市场;同时投资16 亿做中亚最大的汽车用品进出口市场;在中亚吉尔吉斯坦、哈萨克斯坦开发华凌房地产……

财富积累的商业传奇背后,是商道的辉煌再起。2013 年9 月上旬,第三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上,49 个国家和地区、国内28 个省市区的客商汇聚于亚洲之心乌鲁木齐。中外客商与新疆签约量达到2100 多亿,领域覆盖从煤电煤化工、商贸物流到生物医药、节能环保等16 大领域。巨大的投资为丝路经济带发展注入了强进的动力。


多元而现代的城市

乌鲁木齐成长为现代商贸城市,也就是最近30 年才发生的事。86 岁的刘荫楠老人生活过的乌鲁木齐旧城时期,汉城、满城和维吾尔、回民的南城分而聚居,“每天晨钟暮鼓,汉城回城开门闭门,白天开门两城相互来往贸易,晚上闭门,便相互隔绝。”

即便是50 多前,刚进入解放屯垦时期的乌鲁木齐,在崔保新的记忆中也比现在小得多,落后得多,人口也少得多,但是“无论从建筑风格、民族结构看,还是从文化和宗教看,都能体现出西域文化的特征”。从文化角度,崔保新叹息,“现在汉(商业)文化成为强势文化,许多文化现象和标志在进步中消失了。”

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至今的市场经济改革给新疆带来的变化,都可以从乌鲁木齐浓缩。浙商、苏商、川商、粤商、闽商、鲁商、晋商等来自五湖四海的商家,央企在疆企业,兵团企业,以及广汇、特变电工等为代表的一批有较强实力的新疆本土企业,尚在成长阶段的民族企业家……这些在新疆出现的新的商业群体,在改变新疆面貌的同时,同样也在改变丝路城市的商业文化。他们在短短30 年间洋洋大观,构成唐立久所概括的“新商”中坚。

和葛永品、江伟一样,成千上万来自的商人,在新疆扎根。至今在疆经商的浙商,超过30 万人,其中又以温商为主。他们的身影几乎遍及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建材、金融、地产到棉纺、商贸、物流等各行业,浙江企业垄断了销往中亚国家小商品产销份额的近70%。

唐立久说,浙江人更能熔融新疆文化当中,其智慧、勤劳和勇敢的品行广受好评。他们垄断了新疆金融、地产、商贸、棉纺、农业等最具活力的市场。浙商对新疆现代商业社会的形成,影响力是无法仅仅用数据来评价的。

在人民路,一个卖水果的维吾尔商贩,会热情地邀请过往者品尝,一块哈密瓜,一个八角梨,他们绝对不会因为你不买就翻脸,总是表现出友好热情。在大巴扎购物的一位外地游客评价:“他们对待汉人客人和对待维族客人一样很友好,绝不会强硬、高声、欺诈。我想,维吾尔族商人如同具有浙江商人的优良品质,不会生气,更不会发火。”

民族交融的商业氛围,同样催生了一批民族企业家。1995 年,维族大学毕业生热迪力•阿布拉辞去别人羡慕的新疆自治区体委科研所工作,租下一个不足10 平方米的临街门面房经营清真食品,也即现在销售过亿的新疆清真食品企业明星阿尔曼清真食品集团前身。他领先研发的民族食品在西亚、东南亚、中东等国家和地区热销。热迪力成为新疆本土培养出来的第一代维族青年企业家。

在国际大巴扎,维族人艾力江是个说大可大、说小可小的老板。看上去是最简单的生意,推着小车卖酸奶,却能每天稳定卖出200 公斤、上千杯的销量。5 年来的每一天,他从市区附近的仓房谷(村)骑电摩托20 分钟,拉上自家牛产的奶做出的酸奶,5 块钱一杯在大巴扎到处转着卖,一个月稳赚10 万。这样的收入,足以让艾力江脸上的笑容可以每天绽放下去。再过两年,他还想搞个乳品公司,注册自己的品牌。也许有一天,他会变成比牛根生还牛气的人物。

作为多元文化汇集之地,新疆如同大熔炉,最终将农耕和游牧文化、现代商业文化和中西文化融合吸纳。在各种现代商贸区,汉语、维语、蒙古语、英语漫天飞,一个小贩随便掌握几门语言绝不令人惊讶。当然,更不用说那些来自上海、浙江、江苏、四川、山东、河南、安徽、广东等天南海北来的新新疆人,他们南腔北调烩成一锅,就像新疆特色吃食揪面片、丸子汤。省籍的藩篱,文化的差异消失在“新疆人”的认同上。

新疆以地缘的多元性、资源的全面性和文化的开放包容性为特质。崔保新说,清民时期乌鲁木齐并存的汉城、老满城、洋人街、二道桥、五湖四海的会馆、五花八门的宗教、风俗各异的民族,曾代表新疆最多元包容的时期。在近30 年的现代化过程中,强势现代商业文化冲击之下,多元性不可否认在减弱,少数民族融入步伐艰难。

提出“新疆学”、“新商”、“新疆共识”的唐立久、崔保新试图用新疆共识消弭冲突。他强调只有确立新疆主体意识,且民族间共享发展成果并形成利益共同体,不断交融学习,逐渐升华为文化共同体和精神共同体,从而增加国家认同,提升新疆在国家中的战略价值,才能达至新疆的长治久安。而新商,在这一过程中担当重任。


之二/二道桥记事

在千篇一律的高楼商厦之外,只有在二道桥生活过,才能真正了解属于这座城市的鲜活一面。二道桥也像一个隐喻,倾诉着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在现代化冲击下的挣扎感

乌鲁木齐二道桥其实不大,从南门汗腾格里清真寺到团结路口,全长1200 多米,却因浓郁的民族风情而世界闻名。很少有一个游客到乌鲁木齐市而不去二道桥,就像很少有一个游客到新疆而不到喀什。二道桥,是喀什的一个梦。

在千篇一律的高楼商厦之外,只有在二道桥生活过,才能真正了解属于这座城市的鲜活一面。

从南门沿着解放路南行,就像穿越一条河,一下子那么多维吾尔男女开始涌动出现:维吾尔医医药店门前,一对维族父母在给孩子上药,小孩大声哭泣;一个穿黑色长袍、戴头巾的维族女子,在废墟前的街面上卖烤玉米,怀里抱着一个孩子,身边又照看着一个;两个维吾尔男子见面,行着传统的握手礼,不久之后也许他们要在同一个清真寺再碰到;一家不起眼的彩票店,吸引着众多买彩票的维族人……还有那些每500 米就能看到的武警队,8 人或6 个人一班,提醒着这座城市平静中的不平静。

人们如常生活。解放南路上来往着上下班的维族人,他们在这里买东西,聚会,三三两两聊天。路边的一面墙,是全维吾尔文的房产广告——展示着乌鲁木齐近5 年城市化的速度。二道桥市场前,有约会的年轻人,老人在广告牌下闲坐,微笑地看着面前嬉戏的孩子们。

但是,二道桥的河流,在南门静止了,就像北城的人潮,自动在这里停息一样。“越来越不流动,区隔开了,90 年代都没有这么明显”。一位生活在乌鲁木齐的媒体人感叹。


走出去的人

柯木是一个和田人,他的故事却完全是一个二道桥版本:他走出去,又回来,在商业潮流中寻找位置,又感到迷失焦虑。

柯木考入第一届内地高中班学生,在深圳松岗中学读书,第一次接触到维吾尔流浪儿。因为想解救他们,柯木高考第一志愿填了中国公安大学,但未考好,最后上了浙江财经学院。

毕业后,柯木选择留在杭州一家之前实习的民营企业工作。当时家里人反对他留在内地,要他回家当公务员。但父亲最终被他一句话打动,他说,“我要在内地吃点苦,好好学习这些先进的浙商文化。你不在一家企业里全身心投入,是永远不知道其精髓的。”

柯木给了家人和自己3 年时间。3 年中,他的内高班同学大多数回新疆了,原因就是找不到同族的结婚对象。柯木感叹,“感情问题,是横在每个内地维吾尔族人心里的一道关。”维吾尔人留在内地工作比汉族人成本大,主要在于找对象可选择范围非常小。“当你的朋友结婚,亲人去世,你都没法去看望他们。到了差不多结婚的年龄,或者生病了,我们就知道,我们得回去了。不能再继续坚持了。”

2011 年,在杭州工作3 年后,柯木最终选择回到新疆。此时,他已在内地读书和工作了11 年,生活方式完全和内地一样了。在最具商业精神的浙江熏陶后,再回来反差感巨大,“坐公交车,会发现乌鲁木齐交通特别乱,要不就不来车,一来就来7、8 辆;去一些政府机构办事,会发现效率特别低,服务意识差,不像在杭州非常有服务意识,包括我有不满我可以去投诉。在这里好像你有点超前了。”

此时,恰好碰到援疆项目三一重工西北重工产业园在乌鲁木齐开动。这个新疆自治区的重点援疆项目,是梁稳根在新疆“5 年500 亿”投资计划的一部分。建成后将成为新疆最大的机械装备制造基地,市场辐射至西北和中亚。项目得到自治区领导张春贤的支持,是三一重工在全国的第六产业园(西部第一个产业园),能提供就业岗位5000 个。公司高层、中层虽然从湖南调来,但技术工人全在新疆当地招聘。

通过面试,柯木顺利进入三一西北重工产业园基建部,成了一名报建报规员,也是当时三一重工招收的唯一个维族员工。事实上,按照政府的规划,这个项目在2016 年希望吸纳的少数民族员工比例占到10% 左右,意味着即便以当时公司2800 名员工规模计,也要达到近300 人的比例,这显然是一个远待完成的任务。

援疆项目

三一西北重工产业园落在乌鲁木齐头屯河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内。开发区还在初级建设阶段,一片戈壁荒滩,周边什么都没有。离市区40 分钟车程,最初不通班车和出租车。柯木所在的基建部每天施工20 个小时以上,根本不能休息,环境在他看来“非常糟糕”。

企业文化也让柯木感到不适应。他在杭州的企业做销售时,公司规模小,但管理模式宽松,注重人情味和细节,评价只看年底业绩,人际交往成本很低;而三一重工的每个员工作用可能是一个螺丝钉,人情淡薄,上下级界限清晰。

他一开始拿到手的工资是2000 多元,1000 元在市区租房,还剩1000 元吃饭。产业园里的员工都是专业的水暖、土建工程师之类,他一个学人力资源管理的,与之完全不搭边,算是基建部里唯一一个非专业。

最麻烦的是吃饭。在杭州,柯木可以选择清真馆子,企业文化很注重细节,集体会餐可以为了他跑很远的清真餐厅。而现在,作为产业园的唯一一个维族员工,吃饭也只能从外面自己带,一个星期回市区一次,带一整包馕、方便面,天天靠吃不同口味方便面调一调。他自嘲“自己的生活质量连杭州的三分之一都不如”。

公司照顾了他一个单间宿舍,但他一直坚持在市区租房,“完全不住在市区,我身体包括我自己有点接受不了了,感觉大老远回来了,怎么好像又跟内地一样,吃饭不行,接触的人又清一色全是汉族”。

好几次不想干了,柯木最终咬牙坚持了下来,动力反倒来自于:“我是他们第一个少数民族员工”。他一定要做好。

不到一年,他被调到产业园总经办担任外联经理,代表工作得到肯定。三一重工的3次涨薪他也从未落下过,跟同时进入的员工比也算涨薪比较快的。柯木的想法是能做一些市场开发,不过此时的岗位对他而言有点安逸,工作已经处理得相当好,反而没有动力了。他最开始选择进入三一重工,想的是以后面向中亚市场的语言优势。

更悲催的是,经过当初从杭州到内地,一年半过去,又绕回到了相同的问题。由于开发区远离市区,两年里他总共才认识了4个维族女孩,“谈不上(女朋友),我妈也怀疑我是不是回到新疆了,因为打电话还是老问题,胃不好。”

那段时间,柯木开始在市区准备买房和考虑婚姻问题,而整个开发区就他一个维族人。最终,在三一工作了一年半后,他提出辞职,写的问题是胃溃疡复发。

怀念80 年代

退了休的阿孜古丽,仍有维族妇女佼佼者风范。她汉语流利,穿着时尚得体的衣裙,思想开放现代,与人们对传统黑纱蒙面式维族妇女的印象完全不同。

阿孜古丽和丈夫培养出了两个大学生。大女儿毕业后留在珠海,嫁了一个美国穆斯林。她的小儿子阿里木江,现在是上海大学社会学专业的大四学生。和柯木一样,他从上海青浦区的内地高中班考入大学,是比柯木晚6 年的小师弟。记者见到他时,这位从二道桥走出的青年正利用暑假回乌鲁木齐的时间,去亚欧博览会做志愿者。这个会议对服务者的英语要求相当高,他顺利通过了。

离毕业还有半年时间,阿里木江同样将面对回新疆还是留在内地的问题。难得的是,他的父母很支持他在内地发展。不过这样的情况,在维吾尔族家庭中,只有非常开明的家长能够做到。

出于婚姻问题,内地维吾尔族大学生大多毕业后还是回到新疆,而地方消化能力有限,也就使得他们的就业问题更加突出。和柯木一届的内高班学生,回来都想留在乌鲁木齐。能供选择的只有四个类型的岗位:国家公务员、地方公务员、特警、特岗老师(编制外的教师)。因为新疆搞双语教育,合格的老师极为缺乏,他们足够胜任了。

新疆地方工业起步较晚,能提供的就业岗位数量非常有限,而少数民族学生的就业领域又集中在这些地区,因此加剧了毕业生就业竞争,尤其是少数民族非常集中的南疆地区。

近两年,中央援疆大型项目在新疆启动非常快,包括柯木工作过的三一重工和其他劳动密集型企业,这些都考虑到维吾尔族就业问题。但是目前发挥作用还不明显,柯木认为“整体对少数民族就业带动,还没到出效果的时候”。

不论在杭州的企业还是在三一重工,柯木会自觉跟同事讲讲维吾尔族的真实一面。可是他发现,很多企业到了新疆,跟高层之间还有些互动,跟中层下层维吾尔族完全没有接触,为此,他常常感到焦虑,“按照现在商业的模式,你发现企业都是汉族员工,维吾尔族生活跟你没关系,不搭边了,结果会怎样?”

和很多维族人一样,阿孜古丽依然怀念80 年代工作时的氛围,“院子里有汉族人,都跟我们住在一起,他们很尊重我们的习俗,跟我们一样不吃大肉,彼此关系非常好。”

在二道桥生活了多年后,她和丈夫还在考虑,是不是要搬去南疆。即便是在这座城市几十年的原住民,仍然在汹涌的发展潮流中感到无所适从。

他们无时不感到,一个随时变化发展中的城市,如何越来越脱离自己民族的生活。一个不能书写汉字的维吾尔人,现在面对的尴尬、考验是时刻存在的。早些年,维族人在城市的生活并不需要太多的服务行业,而现在,去银行、火车站、飞机场、邮局、中国电信办业务,甚至买保险,所有需要签字的文件、协议、合同大多需要用汉语写,没有维吾尔的柜台人员,基本无法办理业务。

即使汉语交流不成问题,也会因为语言隔膜,形成民族聚集区。阿里木江称“这是由于语言少数民族被动地聚集在一起”。“多数维族人还是希望能够融入现代潮流,但是很多人因为教育和语言的障碍,融入不进去,必然慢慢隔阂,距离越来越大。”

一些企业家试图揽起责任。至今米恩华住在乌鲁木齐北郊卡子湾一处简陋的旧楼,隔壁是收养的503 个少数民族孤儿。他的华凌技工学校,专门培养酒店管理、保安、汽修、俄语、计算机等专业少数民族技工。

在华凌市场门口,记者看到正在工作的维族保安塔斯木江、柯尔克孜族保安阿哈买提,他们正是从库尔勒华凌技校毕业后分配至此。两人所在的24 人保安队,至今已有3个维族,2 个克尔克孜族,1 个回族,少数民族占比25%。

一天华凌市场下班后,塔斯木江唯一一次见到了身家70 亿资产的回族老板米恩华到华凌视察。他践行着自己“人生来就是走路的”名言,从一楼走到六楼,身边跟着一个20 岁的维吾尔族男孩。后来他得知,这个从小在米恩华身边长大的孩子,担当着他生活秘书的角色。

“在新疆要改善民族关系,首先要拉近不同民族的心理距离”,新疆学者茆永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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