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走于黑白两道间的商业巨子

作者:罗三洋/ 文

游走于黑白两道间的商业巨子

伍秉鉴的父亲伍国莹与叔父伍国钊在少年时结识了同样迁居广州河南岛海幢寺旁的福建籍富豪潘振承,并在后者所开的同文行中担任账房先生的要职。伍秉鉴于公元1769 年生于广州,是拿破仑与威灵顿的同龄人,也是伍国莹的第三个儿子,在他之上还有长兄伍秉镛和二兄伍秉均。

作为广东十三行的代表性人物,伍国莹、伍秉均、伍秉鉴父子兼备清朝外贸官商与天地会成员的双重身份,这两种身份之间不可调和的相互矛盾,使他们终生都处于高度紧张与焦虑之中,得罪其中任何一方,轻则遭受清政府重罚或商船被天地会海盗洗劫,重则自己的脑袋都要搬家。

他们这样的广东十三行洋商的确很富有,社会地位也不算低,却从未得到过清政府的完全信任,备受官员压榨和欺凌的同时,还得面对天地会内部的各种怀疑和倾轧,并且需要应付国际局势和外国势力花样百出的各种挑战。

巨大的生活压力带给他们的痛苦,可能远甚于巨额财富带给他们的欢乐,难怪广东十三行洋商屡屡非正常死亡。不了解天地会的复杂背景,就无法真正了解广东十三行,也无法真正了解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辛亥革命等近代诸多的重大历史事件。

当我们开始关注19 世纪上半叶的世界首富伍秉鉴之前,不妨先回顾一下他的家族概况:伍秉鉴的曾祖父伍朝凤祖籍福建泉州府晋江县安海乡,在明末清初从晋江移居广州,做起小本生意,乘着“三藩之乱”爆发时广州房地产价格回落之机,在海幢寺西南侧、漱珠涌运河东岸买下一块力所能及的地皮,并依照泉州府晋江县安海乡的老家名字,称这里为“安海乡”,从此人称“安海伍氏”。

广东十三行老板破产后带领家人潜逃,这在清朝是史无前例的爆炸性事件

伍秉鉴出生的时候,伍国莹由于精通财务、数学和外语,得到老板潘振承和诸多外国商人的赞赏,已经挣得了一笔可观的资产,本应足以保证童年的伍秉鉴衣食无忧。然而,天有不测风云,由于泰和行、裕源行等洋行纷纷倒闭,粤海关收入下滑,急于增加洋行的数量,于是在1782 年间已资本充裕、夷务熟练的伍国莹创建自己的洋行。伍国莹却担心,此时加入不景气的外贸容易亏本,又不敢得罪粤海关官员,于是采取了避而不见的鸵鸟政策,没想到反而进一步激怒了当局,最终强迫伍国莹加入他并不熟悉的传统行业盐商。果然,伍国莹在担任盐商的第一年就蒙受巨亏,给家庭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压力,也让童年的伍秉鉴对商海的瞬息万变、风云诡谲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

在盐业贸易中赔光本钱以后,伍国莹“深自悔恨没有接受海关监督提供的行商执照”,被迫回到同文行向潘振承求助。所幸潘振承见多识广,气度非凡,富于政治头脑,不仅宽恕了伍国莹跳槽的行为,还赞助他2 万银元,使他与弟弟伍国钊得以共同盘下破产的元顺行,组建了源顺与怡和两大洋行。英国东印度公司的领导鉴于伍国莹过去担任同文行账房先生的优异表现,“认为他会起作用”,在怡和行刚开张时就慷慨地下了3600 箱武夷茶的大单,怡和行的业务从此顺利开展,创业3 年后便跃居十三行的第六位,还拥有7 万余两白银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债权。身为怡和洋行老板的三公子,伍秉鉴似乎这辈子将注定享尽荣华富贵。可是正如孟子所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在成为世界首富之前,命运就是要给伍秉鉴多开些玩笑。

正当伍秉鉴刚刚成年,步入婚姻殿堂之际,法国大革命爆发,全球外贸遭受剧烈冲击。伍国莹早已证明自己是个精通商业的技术型人才,能够出色地完成二把手的工作,但是向来缺乏一把手所必备的远见卓识与非凡气魄,无法应对这些突如其来的挑战,怡和洋行连续亏损,难以再承受官府摊派的苛捐杂税和巴斯商人的高利贷,于是陷入破产危局。

早在法国大革命爆发前夕的全球经济危机中,由于还不起高利贷,伍国莹在1787 年被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一名会计诱到夷馆里,囚禁了多日以后,很可能又是在潘振承的资助下,才得以脱身。更大的麻烦接踵而来:1788 年初,十三行总商潘振承突然去世,伍国莹的现金流随之再度断裂,连关税都交不起了。潘振承的继承人潘有度正忙着为亡父料理后事,争夺遗产,自顾不暇,难以向怡和洋行伸出援手。创建仅仅5 年之后,怡和洋行就“欠海关关税及其他税捐甚巨”,资不抵债,面临破产。

按照清朝政府规定,广东十三行都是无限公司,洋行一旦破产,就必须偿还全部债务及其利息,洋行老板将以诈骗的罪名发配到遥远的新疆,家产全部充公,家属也要全部变卖为奴婢抵债。上百年来,所有破产的洋行老板都对此逆来顺受。这样说来,新婚燕尔的伍秉鉴本应和家人一道失去自由和财产,被当作奴隶拉到市场上卖掉。所幸,他有一个与众不同的父亲。

与逆来顺受的同行们相反,面对发配新疆、家属被卖身为奴和抄家的厄运,伍国莹拒绝向封建皇朝的淫威屈服。当清兵冲入安海乡抄家抓人时,吃惊地发现这里已经人去楼空——怡和洋行老板伍国莹悍然带领全家老小潜逃了!

广东十三行老板破产后带领家人潜逃,这在清朝是史无前例的爆炸性事件。按照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贸易编年记录,怡和洋行在公元1784 年成立以后就很活跃,每年都要与英国东印度公司做2 至3 艘船的生意,但这个数字在1788 年下降为1 艘,此后再无贸易记录,足见怡和洋行及其老板伍国莹已经从广东十三行外贸市场上消失。直至1793 年,伍国莹的次子伍秉均才以“沛官”的新商名重建怡和洋行,再度开始与英国东印度公司开展贸易。而按照《安海伍氏族谱》记载,伍国莹直至公元1800 年才去世,所以他从1788 年起就被逐出广东十三行,不得再参予外贸,伍秉均把怡和洋行的商名“浩官”改为“沛官”,肯定也是为了避嫌,可见伍国莹在1788年携家潜逃的负面影响之大。

破产后悍然潜逃,使伍国莹及其家人在整个清帝国版图内都成为通缉犯,同时还背负大笔外债,难以将自己的人身安全托付给西方势力。放眼寰宇,他们能躲藏的地方实在不多。尽管现有史料都对伍家在1788 至1792 年之间的经历讳莫如深,但种种迹象显示,他们的藏身之地离中国大陆并不遥远。

要想理解伍家在1788 至1792 年间的神秘经历,就得从伍国莹的祖传住宅开始研究

这片宅第位于漱珠涌运河东岸,与运河西岸的潘有度家隔水相望,北邻广州最大的佛寺——海幢寺。事实上,安海乡与海幢寺也仅有一街之隔。

按照中国传统的风水学理论,住宅本不应建在离寺庙这么近的地方,何况海幢寺所在地区离广州城、广州西关的十三行办公地点均有相当的距离,住在这里,天天都得坐船渡过珠江去上班,实在是自讨苦吃。以潘家和伍家的雄厚财力,在广州城内或西关十三行附近购买更宜居的地产,本应轻而易举,可是他们在长达上百年的时间内始终不这么做,反倒进一步兼并附近的地产,扩张毗邻海幢寺的宅第规模,以至于把自家的祠堂都建在这里,实在奇怪。

更有甚者,当乾隆末年英国东印度公司提出,来华人员因为行动被限制在夷馆等少数地区,缺乏运动,经常生病,请求清朝当局批准他们定期、定点出外旅行时,经潘有度等广东十三行洋商建议,广东当局批准外国人定期前往海幢寺与陈家花园二个景点游玩。陈家花园毗邻十三行夷馆,倒是在情理之中,安排外国商人频繁前往远离广州城、十三行与黄埔港的海幢寺游玩却实在令人费解。潘有度等广东十三行洋商应该很清楚,这些外国商人大多为基督徒和祆教徒,不适宜出现在佛寺里。难道他们只是出于一片热情,想邀请外国商人借游览海幢寺之机,顺便到自己家中来做客?或是因为他们笃信佛教,甚至想劝说外国商人皈依佛门?

当然不是。潘有度、伍国莹等广东十三行洋商之所以一定要住在海幢寺边上,还费尽心机给外国商人创造游览海幢寺的条件,绝非因为他们热情好客,笃信佛教,甚至想劝说外国商人皈依佛门,而是因为海幢寺不仅仅是一座佛寺。实际上,它只是看上去像一座佛寺,里面却大有玄机。

海幢寺原址本为私人宅第郭氏花园,明末清初时郭家将其捐给僧人,改建为佛寺。由于明末清初时广东战乱频仍,物质条件极度匮乏,所以海幢寺一开始规模很小。康熙初年今无和尚担任住持期间,海幢寺突然爆发性扩建,跃居广东佛寺之首。究其原因,不仅在于今无和尚道行高深,广受善男信女尊奉,更在于他与他的师弟今释( 澹归) 和尚、今种和尚三人拥有独特的政治资源。

今释和尚俗名金堡,浙江杭州人,崇祯十三年(1640 年)进士,明亡后在家乡起兵抗清,失败后跟随永历帝辗转于广西坚持抗清斗争,因陷入南明政权内部的党争而被政敌打成残废,随即逃到广东削发出家。但他身残志坚,又以跛腿僧人身份跋山涉水,远赴福建莆田联络当地坚持反清、和厦门郑成功方面保持秘密联系的“莲社”人士。此时,另一位金堡的同榜进士、南明兵部尚书、浙东巡抚卢若腾撤退到金门、厦门,投奔郑成功。不久,卢若腾的少年好友、天地会的祖师道宗(达宗)和尚也来到厦门,与卢若腾一同帮助郑成功谋划反清大业。在几乎所有的天地会秘密《会簿》中,都有“受职长林寺,开山第一枝。达宗公和尚塔”(每字左边皆带三点水)的崇拜图。至今,福建省诏安县官陂镇深山中道宗和尚创建的长林寺遗址上,还保存着郑成功及其众多高级将领捐款记录的石碑和卢若腾族弟卢若骥书写的匾额。

今种和尚俗名屈大均,读者对这个名字可能有些眼熟。不错,他就是介绍广东十三行的最著名诗篇《广州竹枝词》的作者,内容是:“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二洋,五丝八丝广缎好,银钱铺满十三行。”广州被清军攻陷以后,18 岁的屈大均追随老师陈邦彦,发动反清斗争,失败后至肇庆投奔南明永历帝。同金堡一样,由于在南明官场失意,屈大均不久削发为僧,法名今种,成为今无、今释的师弟。南明灭亡后,屈大均( 今种) 以僧人身份北上中原,游历名胜古迹,号称“广东徐霞客”,但其真正的用意却是联络顾炎武、傅山等遗民志士,力图反清复明。郑成功与张煌言北伐南京时,屈大均( 今种) 曾向他们提供过许多情报。

今无、今释、今种三人都是坚定的反清复明分子,同郑成功多有联系,显然与天地会关系密切,而且极有可能在天地会的创建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康熙末年,天地会集中渗透并最终控制了广东十三行的核心商行

天地会,又称洪门,通常认为是由泉州、厦门一带的郑成功部下在福建南少林寺建立的秘密组织,宗旨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简称“反清复明”。

郑成功赴台湾以后,很多天地会成员为了应对清政府“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民族压迫政策,都剃发出家,以僧人的身份掩护其反清复明的秘密行动。郑芝龙、郑成功父子均与明末清初中国的海外及沿海贸易关系密切,郑成功反清斗争的经济基础大部分来源于海上贸易,其麾下众多部将都参与其中。中文中的“公司”之名与组织,最早都是在郑成功的反清军队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台湾郑氏政权败亡之后,一些坚持反清的郑氏余部以“义兴公司”等名目漂泊海上,继续从事贸易活动,不时兼做海盗劫掠,天地会的秘密《会簿》中常常记下有关“洪船”和“十三行”的暗语问答。清朝政府多次下令“迁海”和“禁海”,针对的主要就是这些有天地会背景的海盗们。

受到郑成功逝世和清朝政府下令“迁海”和“禁海”的打击,大批原来从事海外贸易的天地会成员被迫从福建、浙江等地南下涌入平南王尚可喜控制的广东,得到尚可喜家族的庇护,并在尚可喜家族参与的“三藩之乱”中起过一定的作用。广州海幢寺由于拥有地邻珠江航道的交通便利和同广州城相隔珠江的偏远位置,成为削发为僧的天地会成员们主要的隐蔽地和联络站。于是,海幢寺能够在康熙五年建大雄宝殿、地藏阁,次年又建天王殿、韦驮殿、伽蓝殿等,一时高僧云集,盛极一方,呈现爆炸性发展。

随着福建天地会成员来到广东的,不仅有“反清复明”势力惊人的隐蔽财富,还有他们独特的武术——洪拳( 顾名思义,洪门之拳),清末民初涌现出黄飞鸿等大家,在中国和世界上都有深远影响。据海幢寺的昌怀法师介绍,南少林寺的和尚五枚、至善及其弟子方世玉在海幢寺居住期间曾经传习武术,留下一根“五枚棍”,可能就是双节棍的鼻祖。福建的南少林寺与天地会同根共生,所有的天地会《会簿》都把“康熙皇帝火烧少林寺”作为天地会诞生的源头。海幢寺有关南少林寺僧人五枚、方世玉等人的传说,难得地透漏出这二座寺庙与天地会之间的秘密,以及他们研习洪拳的目的。

追根溯源,天地会传授洪拳的主旨,最初主要并不是为了帮助华人抵御洋人欺侮,而是为了增强其成员抗击清军的能力。清朝政府的很多档案资料都显示出,当台湾郑氏政权败亡、天地会走入地下之后,教授拳术成为其核心骨干发展组织、吸纳新成员的第一步和极富吸引力的手段。

天地会既然是反清复明的秘密组织,就不能留下明显的文字材料让清政府发现线索、抓捕镇压,而是用各种隐晦的称呼和暗号来相互联络,所幸现存相关档案依然有迹可查。与青帮成员多数是京杭大运河的漕运水手一样,在清朝,从福建和长江中下游地区运输茶叶、丝绸和陶瓷等外销商品到广州的水手们和货栈、客栈人员多为天地会的成员。因此,“拜码头”一词及其仪式、手势、暗语和传统在天地会成员中成为常识,并且逐渐扩展成为社会用语和习俗。

在天地会内部的《会簿》中,多次提到艄婆(水母)住在广州的“海棠寺”,有时写作“海童寺”或“海潼寺”,指的无疑都是海幢寺,因为海幢寺在广州民间俗称“海棠寺”,粤语里海幢寺与海童寺、海潼寺读音又相同。在海幢寺附近的珠江南岸,至今还有一处名为白鹤洞的地方,位置相当隐蔽,而天地会的《会簿》说,天地会的总军师陈近南先生就“在白鹤洞修道,各处村庄唱道为名,访贤为实”,目的是“复效桃园结义,做先生,教习兄弟,再复明朝,定中原之江山。”现有材料还告诉我们,广州海幢寺里的一个天地会组织名叫“莲社”,又称“白社”——今释( 澹归)远赴莆田联络的正是当地的这样一个同名组织。据美国商人亨特在《旧中国杂记》里记载,海幢寺的主持向来对外国游客异乎寻常地热情,即便在鸦片战争之后也没有改变;海幢寺的一大特色是饲养了12 头大肥猪,对外宣传说这样做是教育民众要爱护生命,但其真实用意却是纪念明朝,因为明朝皇帝姓“朱”,“朱”与“猪”同音,明朝百姓不敢说“杀猪”,改称“杀万里哼”,正德皇帝还一度禁止民间养猪。这类证据不一而足,说明海幢寺就是清朝康熙至道光年间广东省的天地会主要根据地、也是反清复明运动的主要策源地之一。

作为广东十三行的领军人物,同文行潘家和怡和行伍家的祖先不约而同地在清朝初年从福建来到广东,又不约而同地选择定居在河南岛漱珠涌河岸上紧邻海幢寺的地方,直到鸦片战争爆发时都没有迁离,可以断言,他们都是天地会成员。也就是说,随着以潘家和伍家为代表的福建籍商人在广东十三行中占据主导地位,至迟到雍正年间,清朝的“天子南库”广东十三行就已经落入主张“反清复明”的天地会( 洪门) 之手。以潘、伍两家为代表的广东十三行洋商,因而具备复杂的双重属性:表面上,他们是清朝官商,戴红顶,穿补服,为清帝国、特别是清朝皇室御用的小金库内务府提供重要的经济支援和各种涉外服务;暗地里,他们是天地会成员,与会党、海盗和外国势力密切联系,一心要颠覆清帝国。所以,他们实际上是具备复杂社会历练和多重人格的双料间谍,这就注定了广东十三行无论如何富强,也不会持续千秋万代,最终必将与清帝国同归于尽的结局。

原来,自台湾郑氏政权败亡之后,天地会( 洪门) 在军事上遭受重挫,自知已经无法与清帝国正面抗衡,为了保存并发展实力,将经营重点转移到外贸上。这一思路的转换,在屈大均( 今种和尚) 身上表现得最为明显。他在《广东新语》书中写下“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二洋,五丝八丝广缎好,银钱铺满十三行”,诗句虽无确切日期,必是在1683 年郑克塽降清至1687 年《广东新语》首次出版之间。郑氏政权败亡是对天地会的最沉重打击,屈大均( 今种和尚) 似乎从此淡出政治事务,一心研习学术,但从他对广东十三行的关注和赞誉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出天地会要渗透广东十三行,以商战取代血战的方式,继续反清复明大业的新计划了。于是,在康熙末年,天地会集中渗透并最终控制了广东十三行的核心商行,自雍正年间开始,天地会以外的商人就很难在广东十三行取得成功了。天地会作出这样的选择,自然不仅仅是为了发财,还有政治和军事上的考虑。

伍国莹重组怡和洋行,安排伍秉均出任新老板,并把怡和洋行的商名“浩官”改为“沛官”以避嫌

早在南明末年,面对清军步步紧逼的窘境,向西方列强借兵重整山河,就已经成为南明小朝廷的主流思想,也确实有很多葡萄牙雇佣兵为明朝战斗到最后一息,郑芝龙、郑成功父子麾下同样不乏白人和黑人雇佣兵。有些南明大臣甚至提出,只要能恢复中原,割两三个东南省份给西方列强也在所不惜。在南明的死敌清军中,同样有许多来自西方的工程技术人员,而且据明末清初在中国亲历战争的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卫匡国在其《鞑靼战纪》里记载,入侵明帝国的许多清军将士来自伏尔加河流域,甚至还远至莫斯科与波兰,无疑与此时沙皇俄国东征西伯利亚有密切的关系。为了达到抗衡清军的目的,南明永历皇室最后甚至集体皈依天主教,永历帝太后取教名海伦娜,以女信徒的身份写信向梵蒂冈求援,恳请罗马教廷发动十字军远征中国,帮助汉人驱逐鞑靼人,但信还没送到欧洲,永历皇室就被缅甸引渡给清军处死。在这种“借洋灭清”的思想引导下,低潮中的天地会很容易作出与西方各国加强往来的决定,而康熙皇帝在消灭郑氏政权以后开放海禁,正好给天地会成员提供了一条与外国人合法来往的通道——外贸,他们于是蜂拥而入,一步步地控制了清帝国的沿海外贸。像佛祖身旁的两尊菩萨一般簇拥着天地会根据地海幢寺的潘家和伍家,就这样顺理成章地发展成为广东十三行的领袖。难怪天地会的秘密《会簿》中会多次出现十三行及相关地名,而终身反清的屈大均还要在他的诗中纵情讴歌十三行给羊城带来的繁荣。

如果伍国莹及其家族是扶持海幢寺的天地会骨干成员,那么一旦家中有难,他们必定会寻求海幢寺的保护,而海幢寺也必定会有前往海边的秘密通道,艄婆(水母)等天地会成员将保护伍国莹及其家族坐船离开大陆,前往对天地会友好的安全地区避难。这样的秘密行动对于天地会骨干成员来说早已驾轻就熟,清朝大部分海盗集团都有天地会的影子,中国东南沿海和南海、直至印度尼西亚北部的无数岛屿都在这些天地会海盗的控制之下,而广东十三行肯定一直在通过海幢寺的香火,给这些海盗提供着资助。当然,海盗之中存在着相互敌视的各个帮派,绝非每个海盗集体都是广东十三行的朋友,广东十三行内部的矛盾,也会反过来引起各海盗帮派之间的矛盾。

在广东十三行的资助下,18 世纪末中国东南沿海的海盗活动愈演愈烈,最终与境外势力结合,演变为越南侵华舰队。伍家在1788 至1792 年之间在中国大陆上失踪,这个时间窗口显然同安南( 越南) 局势有着密切的联系。读者可能还记得,安南国王阮光平在1788 年元旦大破两广总督孙士毅率领的清军,同年伍国莹就携家逃离中国大陆;1792年夏季,安南海军首次突袭中国东南沿海,当年伍国莹就携家返回中国大陆,这其中的缘由耐人寻味。

阮光平统一安南以后,提出要效法勾践和孙权,征服华南与华东,同清帝国划江而治,与天地会反清复明的思想一拍即合。不难推测,天地会于是派潘振承、伍国莹等广东十三行洋商与阮光平频繁往来,借贸易之便,向阮光平提供各种援助。公元1787 年清军进攻安南时,伍国莹等人给阮光平提供了重要军事情报,使阮光平在1788 年元旦子夜取得升龙大捷,两广总督孙士毅几乎全军覆没,仅以身免。孙士毅逃回广州以后严查走漏军情的内奸,认为伍国莹有重大嫌疑,于是以怡和洋行经营不善为名,派兵去捉拿他。伍国莹得到消息,连忙以“避债”为名携家离开大陆,坐着天地会的海盗船逃往安南投奔阮光平。阮光平正要北上进攻广东,不料法军在其国土南部登陆,死敌阮福映也乘虚而入,只得与清帝国讲和。伍国莹本想带着安南军队杀回广东,这时却身陷窘境,被迫长期滞留在安南,不断劝说阮光平与清帝国再启兵端。到了1792 年,阮光平终于同意从海上入侵清帝国,大量招募天地会背景的中国海盗,伍国莹一家于是随同安南侵华舰队杀回广东,不料阮光平突然病死,这次军事行动半途而废。此时孙士毅早已被调任四川总督,并与在他之后继任两广总督的福康安一道被乾隆皇帝调往西藏抗击廓尔喀入侵,广东当局的新成员很少有人了解伍国莹的过去,伍国莹乘机以“避债洋商”身份返回广州,在潘有度等同属天地会的友人协助下,通过捐款等方法成功地将自己“洗白”,重组怡和洋行,安排自己的二儿子伍秉均出任新老板,并把怡和洋行的商名“浩官”改为“沛官”以避嫌。

怡和行居然借马戛尔尼勋爵给乾隆皇帝的贵重贡品为自己重新开张,是什么神秘势力主导这诡谲的事件?

按照英国东印度公司档案记载,“伍沛官”( 伍秉均) 在公元1793 年重建怡和洋行以后,当年就与公司做了第一单生意。这单生意与众不同,是当年来华的最大一艘商船——排水量1248 吨的“印度斯坦号”,上面满载着英国大使马戛尔尼勋爵给乾隆皇帝带来的贡品!

马戛尔尼曾经在回忆录里提到广东十三行的二位洋商,即同文行老板潘有度与而益行老板石中和,并对他们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和评价。可是,他并没有选择这二位财大气粗、经验丰富的洋商承保自己的船,而是选择了刚刚获得外贸许可证的怡和行老板伍秉均。怡和行此前已经因老板携款潜逃宣告破产,停业5 年之久,臭名昭著,一家无限公司居然能够咸鱼翻身,本属史无前例的奇迹;老板伍秉均当时年方27 岁,从未有过独自承揽外贸大单的商业经验,何德何能,敢于、并能够独自承保马戛尔尼勋爵给乾隆皇帝带来的贵重贡品?反过来说,怡和行负责承保马戛尔尼勋爵的“印度斯坦号”,马戛尔尼勋爵及其部下不可能不认识伍秉均,在回忆录里却只提和自己没有业务往来的潘有度与石中和,而对伍秉均竟一字不提,莫非是在蓄意隐藏什么?怡和行在破产停业5 年之后,居然要借英国大使马戛尔尼勋爵给乾隆皇帝带来的贵重贡品为自己重新开张,这是多大的面子?从此以后,还有哪个清朝官员敢在伍家与怡和行头上动土?究竟是什么神秘的强大势力,在主导着这许多诡谲的事件?

天地会,只有天地会,为了反清复明大业隐忍了一百多年的天地会,才能导演这些诡秘大戏。与意大利黑手党一样,天地会原本是公开反抗外族侵略和压迫的武装组织,军事斗争失败后被迫隐蔽向下层社会发展,逐渐演变成为地球上最大的黑社会组织。清朝统治的267 年中,三分之一以上的反抗斗争是由天地会发动的。天地会才是伍国莹、伍秉均、伍秉鉴父子与怡和行的总后台。英国东印度公司管理层肯定很清楚,与天地会搞好关系,是自己在远东贸易平安兴旺的必要和充分的前提条件。因此,天地会需要扶持伍国莹、伍秉均、伍秉鉴父子时,把怡和行独自承保“印度斯坦号”作为一项政治任务交给了英国东印度公司,英国东印度公司又将它交给了马戛尔尼勋爵,马戛尔尼勋爵坚定地完成了这项任务,伍家父子与怡和行由此才得以咸鱼翻身,重新入主广东十三行。当然,这是在海外以及海幢寺之类秘密场所达成的最高商业机密,绝对不能形诸笔墨,公之于众。

作为广东十三行的代表性人物,伍国莹、伍秉均、伍秉鉴父子兼备清朝外贸官商与天地会成员的双重身份,这两种身份之间不可调和的相互矛盾,使他们终身都处于高度紧张与焦虑之中,得罪其中任何一方,轻则遭受清政府重罚或商船被天地会海盗洗劫,重则自己的脑袋都要搬家。他们这样的广东十三行洋商的确很富有,社会地位也不算低,却从未得到过清政府的完全信任,备受官员压榨和欺凌的同时,还得面对天地会内部的各种怀疑和倾轧,并且需要应付国际局势和外国势力花样百出的各种挑战。巨大的生活压力带给他们的痛苦,可能远甚于巨额财富带给他们的欢乐,难怪广东十三行洋商屡屡非正常死亡。

不了解天地会的复杂背景,就无法真正了解广东十三行,也无法真正了解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辛亥革命等诸多近代的重大历史事件。马戛尔尼使团并未成功完成自己的访华使命,但在拿破仑战争期间,英国对华贸易的依存度却有增无减,因此英国东印度公司不得不进一步加强与广东十三行的联系,并试图通过放贷等商业手段,扶持能够满足英国要求的商行,打击不能满足英国要求的商行。公元1797 年,席卷广东十三行三十年的破产风潮进入最后阶段,行商中排名第二的源顺行欠下英国东印度公司6 万多两白银,又欠巴斯商人12 万余银元货款,无法按期还清。其实,源顺行经营状况不错,老板祚官向英国东印度公司提出,只要借给自己“二三千元”就可渡过难关,不料却遭到拒绝,最终只能无奈地宣告破产,这真是一块钱憋死英雄汉。

源顺行破产以后,在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要求下,源顺行的资产、债务和贸易份额全由伍秉均的怡和行接管,怡和行自此跃居广东十三行的第三位,由此也可见怡和行与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关系之亲密。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公元1800 年,安南侵华舰队主力在松门山海域意外地被“神风”毁灭,消息传到广东,伍国莹借外力颠覆清帝国的理想破灭,在绝望中溘然长逝。他那担任怡和洋行老板的次子伍秉均顶不住这些坏消息及新任粤海关监督佶山严厉压榨的双重打击,于次年突然撒手人寰。怡和洋行老板的职务,就这样顺理成章地落在了伍国莹三子伍秉鉴的身上。

在很多香港人看来,这座城市并非始于英国殖民者的精心设计,而始于张保仔、郑一嫂夫妇的苦心经营

伍秉鉴以31 岁的年龄出任怡和洋行老板时,没有人看好这个年青人的前景,因为他不仅要支付佶山的巨额勒索,还要应对海盗与拿破仑战争带来的无数挑战。好在伍秉鉴的运气不错,他入主怡和洋行老板仅仅4 个月,佶山就被调离粤海关监督,继任者三义助对待十三行洋商的态度要和蔼宽厚得多,一个重要原因也许是安南内战的结束,清政府决定大幅削减海防军费,不再需要广东十三行的那么多捐献了。

尽管在松门山遭到重创,安南侵华舰队的许多战船依然完好,返回安南后在海盗首领郑七的率领下迅速恢复元气,继续与阮福映的海军激战,没想到又在1802 年的一场台风中突然瓦解。阮福映乘机大举北上,攻下升龙城,擒杀阮光缵与郑七。郑七的堂弟郑一及其妻子石氏( 郑一嫂)、部将张保仔等收编了这些原本就以中国海盗为主的安南海军余部,北上同中国本土海盗合流,号称“红旗帮”( 红色是天地会最喜爱的颜色,因为“红”与“洪门”的“洪”谐音),与另一位安南海军将领乌石二组建的“蓝旗帮”等海盗组织相互配合,重新在中国东南沿海掀起冲天巨浪。还是1802 年,福建漳州纺织工蔡牵也在厦门造反,收编了几艘安南侵华战船,屡挫清军,后来麾下有船只近千艘,部下超过五万人,被各路海盗拥戴为镇海王。蔡牵颇具战略眼光,决定建立一个巩固的后方基地。像李旦和郑成功一样,他也盯上了宝岛台湾。1805 年,蔡牵大举攻台,一度占领台湾府城,不料后来在阿里山里中了高山族部落的埋伏,死伤惨重,被迫撤离台湾。但到了1808年1 月,蔡牵卷土重来,在澳门以南的黑水洋上击毙清帝国海军第一名将、福建提督李长庚,广东、福建、浙江三省震动。仅仅1 个月之后,潘有度宣布解散同文行,广东十三行总商改由广利行老板卢观恒与怡和行老板伍秉鉴担任,可能都与此事有一定关系。更令广东清朝官员恐惧的是,几个月后,澳门海面上出现了一支比蔡牵武装更加可怕的舰队,战船上面高悬着米字旗。

英国侵华舰队终于来了。由于拿破仑在1807 年攻灭葡萄牙,并要求接管葡萄牙的所有海外殖民地,葡萄牙人大量聚居的澳门便成为法军最有可能攻击的远东城市。为了阻止法军觊觎澳门,与亚瑟•威立士厘中将在葡萄牙登陆同时,印度总督明托勋爵也以“保护澳门”为名,向广东派出了远征军。李长庚阵亡半年之后,这支英国舰队攻占了澳门,盘踞当地达三个月之久,并且炮击虎门炮台,一路冲至黄埔岛,威逼广州城。

两广总督吴熊光不敢迎战,声言“若轻率用兵,彼船炮胜我数倍,战必不敌,而东南沿海将受其害”,只是下令停止对英贸易了事,把一切交涉都交给广东十三行去处理。解决这些麻烦事的重任,就全部落在时任广东十三行总商的广利行老板卢观恒与怡和行老板伍秉鉴肩上了。在这两人的耐心说服下,英方终于认清,自己正需要广东十三行的资金来打赢拿破仑战争,不能在此时得罪清朝当局,于是撤离澳门。事后,嘉庆皇帝将软弱的吴熊光革职。新任两广总督百龄刚上任,看卢观恒与伍秉鉴声望显赫,很不顺眼,于是上奏朝廷,要求以后外国商船到广州时,将船上货物平均分作若干股,由粤海关监督公开抽签,决定某洋行应购买哪一股,不许外国商人与十三行商人私自达成协议,以便抑制富有商行,培植穷困商行,令各个洋行的实力逐渐平均化,后来被军机大臣驳回。百龄对这次挫折倒也无所谓,因为他的注意力已经转移到镇压海盗上来了,为了完成这一任务,他同样急需广东十三行的援助。

1809 年9 月,蔡牵再度从越南基地出发袭击广东沿海时,被福建水师击败,蔡牵发现自己无路可逃,于是凿沉船底,与老对手李长庚一同安息于黑水洋海底。此时,另一海盗大头目郑一已经因台风溺水身亡,其妻石氏( 郑一嫂) 改嫁给部将张保仔,二人进一步扩充“红旗帮”的规模,达到五六百艘船,四五万人之巨。百龄希望在蔡牵死后首先解决的,就是张保仔的“红旗帮”。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首先得找到“红旗帮”的根据地,那里当年只是个荒芜的海岛,如今却已发展为全球最富庶的国际化大都市之一,当地人至今仍对张保仔崇拜不已,并多次将其形象搬上银屏。

每个星期四,“张保仔号”复古客船就会扬起醒目的红帆,从尖沙咀出发,划过维多利亚港的海面,展示着香港人对“红旗帮”的怀念之情。在很多香港人看来,这座城市并非始于英国殖民者的精心设计,而始于张保仔、郑一嫂夫妇的苦心经营,据说他们经常把抢劫来的财宝分散埋藏在香港岛和大屿山上的山洞里,至今还不时吸引探宝者去一试运气。

其实,“香港”这个名字本来不指如今的香港岛,而仅指其西南部的一小片滩涂,即如今的“香港仔”。香港岛原先的名字是“红坎山”,这个名字与香港的许多地名如“红香炉”、“赤柱”、“红磡”、“赤腊角”等一样,具有红色的含义,归根结底,都可以追溯到张保仔的“红旗帮”海盗大军。以红坎山为基地,张保仔率领“红旗帮”横行珠江口三年,洗劫来往商船。张保仔可能是西方最知名的中国海盗,电影《加勒比海盗》中周润发扮演的华人海盗头领啸风,原型就是张保仔,因为他特别喜欢攻击西方商船,还欠下了不少血债,当然也给广东十三行造成了严重损失。然而,一个洋行却是特例,张保仔从来不许部下去碰它的商船,那就是伍秉鉴掌门的怡和洋行。黑道的红旗帮与白道的怡和洋行,就这样相互扶持,日益壮大。

张保仔与伍秉鉴的关系长期以来难以查证,但有不少迹象显示,双方交往颇为密切。1809 年9 月,张保仔抢劫了几艘东印度公司商船,结果给自己带来了灭顶之灾。年底,清朝海军和澳门葡萄牙海军及英国商船联合,在大屿山赤腊角( 今香港国际机场所在地) 外海击破红旗帮海盗。同时,百龄推行的海禁政策也使海盗们得不到补给,生活日益艰难,张保仔的军师“郭婆带”率领一部分海盗“黑旗帮”投降清军。在几次有伍秉鉴参加的谈判后,张保仔终于在1809 年底率三万海盗向百龄投降,随即又协助百龄擒杀了坚决不肯降清的蓝旗帮首领乌石二。张保仔因此功被封为澎湖副将,还得以保留一部分老海盗作为亲兵。这以后,伍秉鉴与张保仔的往来更多,伍秉鉴甚至替张保仔在广州买了宅邸,可见两人已经不是一般的朋友关系了。身为天地会成员,张保仔在没有得到海幢寺的天地会组织同意之前,不大可能决定投降清朝。这其中,伍秉鉴自然是主要的联系人。

诱擒乌石二以后,张保仔又陆续剿灭了不少广东沿海和台湾海峡的海盗,军功显赫,按有关规定理应升任总兵。尽管地方当局和吏部均无异议,张保仔升官的计划却依然遭到杯葛。究其原因,张保仔在朝廷上有一个难缠的对手,此人恰恰也是伍秉鉴的福建老乡:林则徐。

张保仔的死,给伍秉鉴与林则徐漫长的恩恩怨怨吹响了序曲

鸦片战争中的风云人物林则徐,出生于一个负资产的小知识分子家庭。林则徐的祖父林正澄家庭人员众多,却又为了维持面子,办了多场超出家庭经济条件的红白喜事,结果欠下巨额债务。中国自古就没有破产保护的概念,所以林正澄去世后,几个儿子尽管“家无一尺之地,半亩之田”,却还要连本带息偿还林正澄留下的债务。林则徐的父亲林宾日同样不善理财,而且出于个人爱好,饲养了一群昂贵的宠物——丹顶鹤,结果忙了半辈子,依然家徒四壁。林家还清高利贷的全部希望,就都寄托在林宾日那智力超群的次子林则徐身上了,期待他能在科举考试中出人头地,进而升官发财。林则徐也不负众望,20 岁时就考中了举人,但次年到北京参加会试却名落孙山,不仅没考中进士,获得一官半职,还因为支付差旅费,又多背负了一笔债务。就在这债台高筑的绝境中,林则徐认识了张保仔。

从北京铩羽而归的林则徐迫于家庭经济压力,像大部分举人一样,尝试曲线进入官场,任官员的助理。他找到的第一份工作,是担任厦门海防同知房永清的书记,而厦门海防同知的主要工作就是打击、防范海盗。由于工作认真高效,林则徐很快获得了房永清的上司、福建巡抚张师诚的赏识。公元1807 年除夕夜,张师诚正式聘请林则徐担任自己的幕僚,随即又为林则徐的父亲林宾日找到了一个肥差,父子二人的年薪都高达200 多两白银,工作一年后便还清了全部贷款,还买下了自己租的房子。有了这样优厚的待遇,林则徐自然竭尽所能地为张师诚效劳,而张师诚此时的主要任务,就是与福建提督李长庚协力镇压蔡牵海盗集团。出乎他们意料的是,林则徐进入张师诚的幕府才一年,从广东就传来了蔡牵击毙李长庚的坏消息,随即英军又攻占澳门,福建全省震动。当此危局关头,林则徐积极地为张师诚出谋划策,据林则徐的同事梁章钜说,张师诚有关海防的全部文件都是林则徐起草的。他们的主要办法,就是一面整顿吏治和军备,一面严厉缉拿、惩办添弟会( 天地会) 成员,使海盗们得不到足够的物资补给和军事情报。这些措施的效果立竿见影:1809 年8 月,蔡牵与张保仔联合北上进攻浙江,张师诚与林则徐指挥清军在半路截击,大破殿后的张保仔,迫使其撤回广东。蔡牵慌忙掉头迎战,又被福建水师击败,逃至黑水洋受困,战败自杀。受此重创,张保仔一蹶不振,二个月后也投降了清朝。尽管如此,林则徐并没有宽恕他。在日后出任翰林院编修和江南道监察御史期间,林则徐至少2 次上奏嘉庆皇帝,强调“严纪律、择将帅”的重要性,点名指出,张保( 张保仔) 身为政治上不可靠的“投诚之人”,不仅不能升官,而且应该调离战略要地或降职。张保仔仕途遇阻,大为沮丧,于1822 年怀着对林则徐的彻骨仇恨郁郁而终。

像林则徐这样与天地会海盗不共戴天的人,在福建籍官员中凤毛麟角,自然会使他受到清朝高层统治者的赏识。在张保仔降清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的伍秉鉴消息向来灵通,自然会充分认识到,林则徐是天地会多么可怕的一个对手。张保仔的死,只是给伍秉鉴与林则徐漫长的恩恩怨怨吹响了序曲而已。

不过,在进入这段沉重的历史之前,我们不妨先了解一下广东十三行对清朝社会产生的多方面影响。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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