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 :大改革背景下的宏观经济

作者:文/ 刘元春 闫衍

2014 :大改革背景下的宏观经济

2013 年11 月23 日,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发布《2013—2014 年中国宏观经济分析预测》,从短期分析到中长期预测,从全球经济大环境到中国自身经济周期,全方位、多角度的解读中国宏观经济,得出了很多富有价值的发现。

本刊选登由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经济研究所常务副所长刘元春和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闫衍博士联袂主笔的主报告《大改革与大转型中的中国宏观经济》的部分内容。

“底部修复”的运行特征

2014 年将是中国全面落实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推行结构性改革的第一年。

因此,2014 年将是近20 年来政治、社会、经济最为复杂的一年。同时也是中国政策再定位与政策转型之间冲突最为强烈的一年。中国经济的大改革与大转型,世界经济的政策大转型与大改革,以及全球经济周期性力量的轮转这三大力量决定了2014 年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基本框架。这也决定了2014 年宏观经济具有“底部修复”的运行特征。

基于上述结构性和体制性问题的判断,设定主要外生参数,依据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模型——CMAFM 模型,分年度预测2013 年与2014 年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其预测结果如表一所示。其中,主要宏观经济政策假设包括:(1)2014 年中央财政预算赤字分别为9750 亿元;(2)2014 年人民币与美元平均兑换率分别为6.03 :1。

1、2014 年中国宏观经济在外部环境轻度改善、内部大改革全面展开、宏观经济政策相机定位等多重力量作用下,GDP 增速呈现“底部波动”、“轻度回缓”的态势,全年增速预计为7.7%,比2013年同比增速下降约1 个百分点。

2、2014 年在大改革的冲击下, 政府职能的转变和投融资体制的改革将对政府类投资产生强烈的下行压力,民间投资空间的释放以及土地市场的改革虽然有利于相应投资板块的提升,但改革的复杂性和渐进性决定了民间投资和房地产投资在2014 年难以有较大幅度的提升,并难以弥补政府类投资下降以及资金收紧带来的缺口,2014 年全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预计达到20.1%,比2013 年下降0.2 个百分点。

3、2014 年,“八项政策”、“群众路线”、“四风整顿”等政治活动将常态化,居民收入增速将持续低迷,收入分配政策改革的红利难以在短期显化,这些因素决定了2014 年消费增速将持续小幅回落,全年增速预计为13.2%。

4、2014 年是世界贸易的恢复年,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较大幅度改善带来的进口需求将有明显提升,将很大程度抵消新兴经济体进口需求的下滑。中国进出口需求都将同步提升,预计出口增速达到10.4%,进口增速达到10%,全年贸易顺差达到2929 亿美元,外需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依然难以转正。

按照IMF 的预测,世界经济增速将从2013 年的2.9% 回升到3.6%, 超过2012 年的3.2%,贸易增速将从2013年的2.9% 上升到2014 年的4.9%。按照OECD 的预测,OECD 国家的经济增长将从2013 年的1.2% 提升到2014 年的2.3%。按照联合国贸发会的预测是世界GDP 增速将从2013 年的2.3%,提升到2014 年3.1%,而世界贸易增速将从2013 年的3.6% 提升到2014 年5.3%。

5、2014 年金融改革的深化以及金融监管的强化,政府将采取偏紧的货币政策,但这种政策定位很可能被上半年经济增速的回落、改革阻力的显化以及价格形势的变化等因素扰乱,货币供应的实际增速将高于目标值,M1 增速预计将达到10.2%,M2 增速预计将达到14.1%。

6、2014 年在翘尾因素、食品价格上扬、改革带来的价格释放等因素的作用下,CPI 将有所上扬, 预计2014 年CPI 将达到3.2%,GDP 平减指数达到3.0%。全年通货膨胀压力上升,但不严重,核心CPI 相对稳定。

短期宏观经济具有强烈的不确定性

从中长期的角度来看,成功实施三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蓝图将具备以下三个方面的效果。第一,有效改变中国资源配置的效率,大幅度提高中国经济增长中TFP 的贡献度。释放改革红利,改变目前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方式。第二,从根本上改变目前政府主导发展的模式,纠正“政府失灵”的问题,改变目前“信用——投资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带来的各种问题。第三,从根本上改变宏观经济运行的模式,改变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框架。

但是,对于2014 年的中国宏观经济而言,上述收益具有长期性和原则性,难以在短期获得。更为重要的是,大改革往往会带来短期的阵痛,会产生“创造性毁灭效应”,会因为打破旧体系给经济、社会和政治带来各种震荡。从这种意义上讲,大改革的短期宏观经济效应具有强烈的不确定性。

第一、大改革对于2014 年宏观经济影响最为正面的影响将是它给全社会和全世界发出了“全面改革”、“强力改革”和“真改革”的信号,全面清除了社会各界对于本届政府改革决心的猜疑,从根本上重树了市场信心。这种信心的重构在目前周期转换的关键时点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第二、大改革将在短期内对于2014年的宏观经济变量产生不同方向的影响。

下表对于三中全会改革对于宏观变量的冲击进行了汇总和归类(如表二所示)。

第三、大改革也将进一步强化宏观经济管理当局对于宏观稳定的高度关注,从而对于2014 年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产生新的约束。

1)新增就业目标应维持在1300 万

经济稳定、社会安定的核心在于就业的稳定。2014 年新增长就业如果确定在1200 万,所需要的经济增长速度在7.1% 即可。本期分报告研究的结论是在服务业增加值增速维持在8.3% 的基础上,GDP 只需要7% 增速即可保证1200 万的城镇新增就业。但考虑2014年大学生与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之和能够超过1200 万(2012 年已经达到1179万),如果要维持目前的失业率水平不急增,2014 年的新增就业目标应当维持在1300 万。在目前服务业增加值增长8.3%,第一产业增长4.0% 的假设条件下,第二产业必须增长8.1% 左右,而GDP 需要增长7.9%。因此,如果我们要将明年就业设定目标区间为1200 万~1300万,那么GDP 增速的区间就应当设定在7.1%~7.9%。如果取平均数的话,明年的经济增长目标不应当设定在7%,而应当是7.5%。

2)收入增长速度要有一个明显的反弹

2014 年,要赢得大改革开局之年的顺利进行,必须遏制居民收入增速回落的趋势,使收入增长速度有一个明显的反弹。如何才能使收入增速有明显反弹?

第一、GDP 增速不能有明显回落,如果GDP 增速回落在7% 以下,那么居民从初次分配中获得的收入实际增速应当会低于7%。第二、收入分配改革力度应当有所强化,加大转移支付的力度。1993年大改革之后,1994 年居民收入中来自转移支付的收入增长了41.4%。第三、工资形成机制改革应当是重点。在农民工工资持续市场型上升的环境中,应当适度提高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人员的工资十分重要。这关系到政府职能转变、反腐倡廉以及各项政治改革成败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因为在这些改革中,权力的重构可能导致很多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人员受损,要弱化他们对于改革的反对,建立适度的补偿机制是十分重要的。

3)中央财政支出的速度和财政赤字应当适度提高

每次大改革都需要宽财政的配合,其核心原因在于几个方面:一是大改革需要建立补偿机制来缓解改革的阻力;二是需要宽松的财政政策定位来对冲改革带来的经济下行压力。过去两次大改革的经验也证明了这种理论判断,1978年财政决算支出增长了33%,1993 年增长了24.8%。2014 年中国财政不仅在政府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员工收入增长下工夫,同时还必须考虑地方投融平台改革、土地制度改革、税制调整等因素带来的地方非预算内政府隐性支出的减少。

2013 年1~10 月财政支出增速仅为10%,比2012 年同期下滑了9.6 个百分点,财政政策在本质上偏紧。2014 年必须全面改变这种格局,中央财政支出速度和财政赤字应当适度提高。

4)CPI 调控的目标值应当定在3.5%

如何界定2014 年货币政策,以及如何配合在价格改革和金融改革的推出?

都是货币政策当局重点考虑的问题。从价格形势来看,价格改革必然要推高2014 年CPI 和GDP 平减指数, 因此,CPI 的区间可能比正常模型预测的3.2左右水平要高。因此,为了给价格改革留有空间,CPI 调控的目标值应当定在3.5%。在通常情况下,该目标值与7.5%的GDP 增速目标一起决定的M2 增长率目标应当在12%~14%。但考虑到金融改革在利率市场化的同时要强化监管,存款利率的上扬和存贷利差的缩小可能导致货币流通速度减缓,所以M2 增速的目标可以在正常目标值区间的上限部分,即2014 年M2 可确定在13.5~14.5%。

献策2014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方面的结论和政策建议:

第一、中国宏观经济从短期变化、中期定位、全球景气等角度来看,处于一个筑底反弹、周期转换的拐点阶段。

但从结构与改革视角来看,世界经济与中国经济的结构大调整、制度大改革和政策大回转决定了中国宏观经济景气难以在短期快速逆转,对于中国经济的展望不能采取简单的悲观主义,也不能采取简单的乐观主义。

第二、中国经济的大改革与大转型,世界经济的政策大转型与大改革,以及全球经济周期性力量的轮转这三大力量决定了2014 年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基本框架。这也决定了2014 年宏观经济具有“底部修复”的运行特征。

第三、中国经济结构的大调整和增长方式的转型在本质上是世界经济结构与增长方式调整的一部分,中国结构大调整不仅取决于中国自身的发展阶段、制度特性以及其他具有中国特色的各种因素,但同时也决定于世界经济结构和增长方式的调整,中国结构调整的方向、路径、速度以及最终的目标不应当是基于封闭体系臆想的产物,还必须根据世界技术创新模式、分工模式、交换模式的变换状况来进行科学规划和演化调整,必须增加全球结构性调整以及全球改革大竞争的视角。

第四、全球经济结构的大调整使中国传统的“出口——投资驱动模式”陷入危机,诱发了中国深层次的结构问题,迫使中国必须做出被动调整。但在过激的短期政策定位的作用下,“出口——投资驱动模式”转向了“信贷——投资驱动模式”,这种模式的出现标志着中国“看得见的手”在干预“看不见的手”之时出现了重大偏误,“政府失灵”替代了“市场失灵”,使中国结构调整的困境增加了新的中国因素。通过大改革来治理中国特色的“双失灵”问题,改变“信贷——投资驱动模式”是破解目前流动性泛滥、债务增长过快、房地产泡沫严重、金融扭曲加剧以及产能过剩的关键。

第五、三中全会启动的大改革具有必要性和及时性,但对于宏观经济在短期与中长期的影响不同,必须高度重视在短期中产生的“创造性破局效应”。

第六、大改革一方面改变着中国宏观经济的运行机制,另一方面也对宏观经济调控提出了新的要求。社会的稳定、宏观的平衡和缓解大改革的阻力要求2014 年宏观经济政策目标与通常年份有一定的差别。在这种逻辑下,建议2014年政府应当将就业目标定在1250 万,GDP 增长目标定在7.5%,物价目标定在3.5%,M2 定在13.5%~14.5%,财政赤字率确定在2.5%。

第七、2014 年宏观经济政策定位应当专注于“稳增长”和“促改革”,目标不宜多元化。但稳增长的底线管理应当具有新内涵,底线标准必须充分考虑大改革在短期带来的各种社会政治冲击对宏观经济运行的外溢效应。

第八、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监管必须在强化存量管理的同时,流量操作不宜太紧,“大改革”+“强监管”+“中性货币定位”+“结构性短缺的流动性管理”

可能是未来恰当的组合。

1、建议货币供应、贷款规模以及社会融资总额等目标的确定不宜进行简单的数量管理,区域目标管理和弹性管理依然具有较强的合理性,特别是在目前大改革和大调整的环境中,常规的货币政策规则性调控存在的问题比相机决策模式更坏。

2、鉴于银行表外业务余额的持续回升、地方政府债务进一步快速提升、社会融资总额增速高居不下,中国金融层面的局部风险和整体扭曲问题依然在累积,中国监管的力度要持续加强,没有好的金融秩序和行为规范,短期货币政策的调控会失效,贸然进行全面改革也难以收到应有的效果。“规范化”、“阳光化”依然强监管定位的方向。

3、流动性管理依然是货币当局管理的另一个核心,目前流动性紧张的局面虽然得到有效缓解,依然存在总量紧张、结构错配以及市场恐慌的可能,其原因在于:

(1) 流动性总量紧张的问题仍有重现可能。8 月Shibor 和隔夜利率都在回落中趋于平稳,但9 月以来却居高不下。这种流动性紧张局面在年底与年初有可能加剧。其理由是:银行年底冲高的压力比季末更大;年底资金结算和收益分配加大。

(2) 流动性的结构问题在进一步扩大,很可能局部时间引发整体市场的恐慌。其集中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三季度末商业银行各期限累计流动性缺口均有所放大,其中90 天以内累计流动性缺口为1.9 万亿元,较上季度末放大1.57 万亿元。17 家主要商业银行中有8家流动性缺口率不达标;二是三季度末,商业银行平均流动性覆盖率为118.07%,比上季度下降4.12 个百分点60 家商业银行流动性覆盖率低于100%,商业银行优质流动性资产的缺口达到8575 亿元。

上述结构性问题应当引起高度重视。

4、高度重视金融大改革的实施路径和改革次序。从目前的研究来看,依然应当强调以下原则:一是利率市场化应当优于金融主体的多元化;二是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应当先于资本项目的开放;三是发达地区的金融改革试点应当优于其他区域的金融改革试点;四是金融监管的强化以及宏观稳定都是金融大改革的基础;五是基准利率形成机制的改革应当先于其他利率形成机制的改革。在存款利率市场化过程中应当高度关注存贷业务的变异以及企业财务成本的变化。

5、进一步实施前期出台的“盘活存量、优化增量,支持经济结构和转型升级”的各项政策。大改革目标在于存量,但需要增量顶峰支持。同时,流动性过剩的问题必须强化中期治理的定位。

6、对于资本项目放开过程中的资金大进大出要有有力的应对措施。不能小视美国QE 退出对中国经济带来的冲击。

第九、财政政策必须充分考虑宏观经济下行的压力、地方债务清理带来的地方隐性支出下滑、改革需要财政建立必要的补偿机制等因素,2014 年的积极财政政策的定位应当有别于以往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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