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颐:外来人口,财富还是负担?

作者:雷颐

转型中的中国自然有转型的特点,其中之一是,计划经济时的户籍制度仍然保留,但人口基本可以自由流动。于是,在资源集中的大中城市,形成了大规模的流动人口。这些流动人口又得不到迁入地的各种户籍所附着的福利、公共服务,因此往往会被城市管理者甚至一些市民认为是负担。

其实,外来人口的贡献之大恐怕超出我们的想象。他们绝大多数都是“工作人口”。比如,北京的建材、家装、家居市场巨大,却少有北京人,基本都是外地工人,多少年来北京一直在大兴土木,“大型工程”中成千上万的建筑工人几乎都是外地农民工。或许有人会说,这些都是技术含量最低的劳动,是知识含量低的劳动,别看人虽多、劳动强度虽大,但创造的GDP其实不高。“IT”“白领”无疑是知识含量高、技术含量高的职业,外地人也占相当部分。如今艺术也成巨大的“产业”,798和通州宋庄那些光怪陆离的艺术家们大多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北漂”。所有这些“外来人口”,从胼手胝足的农民工、为利奔波的商人到前卫时尚的艺术家和白领,为北京创造了巨额财富。但他们的所享受的各种福利待遇普遍较“本地人”低不少。

外来人口不仅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而且是文化的创造者。

上海出生,香港长大,就读于香港大学和美国的波士顿大学,修社会学、政治学和传播学,早在1976年就在香港创办过甚具特色的《号外》杂志,还当过电影制片、编剧,甚至客串过演员;曾在台北呆过六年,现在长居北京的陈冠中,提出了城市文化发展的“汗血论”、“杂种论”。虽然他是个“全球人”,但香港毕竟是他的故乡。他在《城市九章》中承认,他的香港,是“半唐番城市”,一半华、一半夷,一半中、一半外,一半人、一半鬼。英国绅士的下午红茶,在这里演化成为香港本土符号的大排档中的奶茶,还有什么茶餐厅、豉油西餐;当年加入了西洋透视法和颜料的岭南画派在香港成正果,粤剧在香港也加进了不少西洋乐器和曲谱,享誉全球的港式电影从不刻意“抗拒”、“抵抗”好莱坞,港人对跟风模仿甚至不感汗颜,但香港电影最终还是自成风格,不是好莱坞。因为“你说我是半唐番,我承认,但是你别忘了我的汗和血”。

“汗和血”,是他的文化理论的重点。即“劳动价值和再生产,只有汗血论才能破各学说中的原教旨论和中心论”。在文化的传播甚至“殖民文化”过程中,不可避免甚至更多地有本地各代人辛勤劳作、创造的“汗和血”;本土与外来文化融合后的“变体”已不再是原来的几种文化的机械结合,而成为一种浑然一体的“创造物”,通俗地说,就是“杂种”。杂种已不可能分出原来给予这个生命的每个个体。“还原就是毁灭,就是死亡。”所以,“汗血论和杂种论同样新生在地人的劳动生产,是解放的文化观”,从那种自命为“伟大”的文化观中解放出来:“现在还有很多反动的、压抑的意识形态和帝国霸权在愚弄我们,因为很多错误的‘伟大’思想仍很活跃,如各类的文化原教旨主义、源头优越主义、血统纯粹主义和民族沙文主义,各类文化沙漠的论调,各类界定香港文化只是某些‘伟大’源头原末流的论调,各类认为香港只是国际文化的竞技场而本身并没有自己的文化的论调。”“绝大部分的各类文化在不同时期不同程度都曾是半唐番,杂种就是正种,边缘从来就是自己的中心,异端才是人间正道。”

他的城市“汗血论”与“杂种论”,不仅国与国之间的往来这样,国内不同地域间人们的来往也是这样。

在这种文化观下,他承认北京不宜居家“过日子”这一大家的“共识”,但又不能不承认虽然“有一百个理由不该在北京生活”,但他还是想生活在北京。因为北京参加时尚派对、时髦餐馆可以不打领带!北京的那些由光头、长发组成的“文化圈”,光怪陆离,形形色色,来自全国各地,放眼望去好像都是“京漂”、“北漂”。其实,当中很可能就有在写字楼上班时西装毕挺、紧打领带的“白领”。大家都在文化圈混,有的混出了名堂,有的只是混了又混。当代北京,提供了“混”的空间与可能。现在,来自世界各地的“文化混混”也越来越多,北京的文化元素自然更加世界化国际化,更加色彩斑斓。“混”的人越来越多,北京已不仅是政治上的“首都”,也成为中国的波希米亚首都。颇有些人混得滋润,时不时又想过一过布尔乔亚生活方式。既要波希米亚又要布尔乔亚,于是“波布”(BOBO)在北京流行起来。有位在北京的美国记者一直纳闷,这词在美国其实没什么人说起,怎么在北京就成了时髦呢?而上海,每天必须衣着光鲜地只有布尔乔亚没有波希米亚。兼收并蓄的北京文化,越来越“杂种化”,开始有些阔大恢宏的文化盛唐气息了。

北京如此,上海、广州、深圳等大都市大都如此。然而,某些城市管理者甚至一些市民不是把这些“外来人口”看作巨大的财富,不看作是本地文化的多元发展的资源,而是视为巨大的包袱,甚至看作是对本地文化“纯净”的破坏者;不是把他们看作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而是视为本地资源的纯消耗者,不是把他们看作GDP的重要创造者而是视为外来的“沾光者”甚至“麻烦制造者”,所以对他们缺乏必要的理解和尊重。在这种观念主导下的政策制定往往是“管、卡、压”有过之而无不及,而服务则相对匮乏得多。一句话,他们作为财富创造者和纳税人的权利没有得到相应的保障,长久下去,必然影响城市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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