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合所有制再破题

作者:张庆源

伴随着十八届三中全会这个外界改革预期强烈的会议召开,国企领域的改革也被寄予厚望。

混合所有制其实是一个老问题的新长征。在十五大、十六大、十六届三中全会、十七大等重要报告中,以及国资、央企领域的多次会议上,均有提及。

国企中引入非国有股份,垄断行业引入民资,是其主要体现。因为涉及产权派生出的权力归属问题,长期而言都是一个颇为敏感的改革领域。

而在新一轮的改革即将铺开、国企改革可能再起烽烟时,“混合所有制”这个涉及产权制度的改革可能会成为核心命题之一。

关键是动天花板

“作为一项牵涉根本体制的改革,中央要下改革的决心。”周放生说,产权问题改革的条件逐渐具备,“时机差不多到了”。周是国企改革研究专家、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副会长,此前曾在国资委任职。

中国企业联合会为国家“十二五”规划所作的《深化国有企业的若干建议》专题研究曾提出,股权多元化公司比国有独资企业绩效好得多,尽管有相当一部分国有企业进行了公司制改革,但国有资本比重过大甚至是“一股独大”,有些企业虽改为股份公司并已上市,但“形似而神不似”。

上世纪末,鉴于国企困境,朱镕基主政的国务院推动了大刀阔斧的国企改革。而近些年,以混合所有制为代表的国企领域各项改革,不如10多年前那轮改革那般“显山露水”,这其中有着国企发展较好的客观原因。

一位要求隐去姓名的国企领域监管者对记者说,近些年提改革确实提得少了,因为这些年央企的业绩如果画一个柱状图来看,形势还是非常好的,“好的时候确实大家不会去想改革”。

周放生认为,现为经济下行时期,国企改革的压力再度凸显。

国企领域的劳动、人事、分配这三项制度改革提出10多年,但进展并不顺利。上述监管者提到,比如,改革曾提出砸掉铁饭碗,而在《劳动合同法》出台后,企业就“不敢砸掉了”。

从央企中的公司组织形式来看,根据官方部门的统计,股份制企业占到总数的56%。而上市公司在央企中的比例,则形成了一个“6677”的状态,即占到全部企业的60%的总资产,60%的收入,70%的权益和70%的利润。要从央企及其附属公司总户数来讲,也就是俗称的“子子孙孙”的公司加在一起,也能达到60%以上。

“股权多元化公司的比例其实并不是很低,为什么外界感觉还很低呢?”这位监管者认为,主要还在于母公司层面没有实现更多的股权多元化的实质性突破。

现在国资委监管的113家央企中,已有联通、商飞、南方电网等8个投资主体多元的公司。但周放生说,这8家其实还不能完全算真正的混合所有制,因为大都是国有内部的股份互相参股。

“关键问题是天花板动不动。”周放生所说的“天花板”,正是指国企的母公司,如果母公司的股权结构不动,这个问题不可能有根本性的突破。

但是母公司的股权多元化涉及一系列深层次体制问题,其中一个要害便是下一步国资委的监管定位。上述监管者说,这也许直接意味着国资委行权履职发生变化。

国企改制重组专家、上海天强咨询总经理祝波善说,国资委成立10年来,做了很多积极性的监管工作,现在来看,相关各界可以探讨下国资委监管职能的转变问题,最早国资委的目标是实现国资的保值增值,现在应该更加转向国资出资人的角色。

领导者任命问题棘手

“想要改,并不难。”周放生说,他认为,如想推动这项改革,关键问题在于决心,国企三年脱困时期的改革阻力和难题比现在面临的问题一点也不少。

前述监管者透露,下一步国企改革的重点,肯定将是更大程度上的市场化改革。比如有更多的激励机制,在混合所有制企业中,尝试员工持股等长期激励方式,具体的形式如业绩股票、股票期权、岗位分红,等等。

周放生认为,有了决心后就可以提出具体的办法,比如出台一个文件,规定国有股份所占比例,确定一个目标,就有了可操作性。

引入民营资本其实也有好例子,比如国药集团和复星医药的股权合作、中国工艺(集团)公司实行的股权多元化试验。“但大家看到的是这样的案例的比重还是小了一点,或者因为所在行业不是涉及国计民生的行业,影响力并没有那么大。”上述监管人士说。

混合所有制改革跟国家的产业政策也有着直接的关系。这位监管者认为,国家有关部门今年推动民间资本参与金融机构重组,在其他国企领域也是一样,如果明确哪些行业要放开,民资、外资可以参与多少股份等,有了这样的产业政策就好办了,“从国资监管领域来讲,并不是不愿意让别人来合资”。

在混合所有制改革中,涉及到诸多深层次问题,其中干部任命问题显得格外敏感和棘手。同在国资监管领域的另外一位官员说:“未来还是要激发企业负责人的活力,现在领导人5年一个任期,对做好长期绩效的动力往往并不是很强。”

做好企业的长期规划,往往成了央企管理者的一种个人觉悟。周放生说,在国企领域内,有为数不少的守成型企业负责人,当然也有着一批求上进、有事业心的管理者期待进一步改革。

祝波善认为,改革到了这个阶段,是继续深化干部人事改革的时候了。在坚持党管干部的前提下,董事会要统筹大局,但是在经营层就完全可以向社会放开,吸引专业人员的广泛参与。

“产权问题是一个核心问题,产权问题解决了,企业的转型升级等问题就是自然生成的事了。”周放生认为。

“一事一议”方法论

除企业内部股权开放外,混合所有制还有行业层面的应有之义,即在垄断行业内引入民资。前述监管人士认为,一些行业对于民营企业的壁垒并没有那么绝对。

“我们可以来逆向思考。”前述监管人士说,“哪些产业领域还没有对民营开放呢?恐怕也找不出几个来。”比如,十大军工集团的军工业务只占了集团业务的15%,军品的东西其实很多都是通用件,放到汽车上就是民品,放到坦克上就是军品,波音飞机要的是总设计和总集成,全世界的企业给他们做,央企也一样,很多都是民企参与的集成起来的产品。

具体到实际操作,一位从事国企改革领域的官员认为,混合所有制和股权多元化的改革工作,可能还要采取“一企一策”甚至“一事一议”的方式。

此前的问题在于,央企的块头巨大,民企参与的话语权较小。前述监管人士说,几百亿元在中央企业中都不算很大的体量,民营资本拿几个亿,只占个位数股份,实际上很难有话语权。入股后民企总希望要派个董事,但是没有15%?20%的股份,董事地位很可能就没有。

大型国企通过拆分瘦身后再引入投资者,也是一个思路。祝波善认为,中石油这样的企业确实块头很大,但是可以把企业拆分,比如炼化这个产业链条完全可以拿出来让民企参与;再如,国家电网在“输配分离”改革后,也完全可以让民资参与进来。

前述监管人士也赞同这样的办法:大型国企要把母公司、子公司分一个层级出来,可以拿出一个项目来放开引进民营资本,民企才能更好地参与进来。关键是要“分层次、分类型、推改革”,有针对性地去突破。

前述监管人士还提到,国家可以列出一批行业名单,提出国资可以不控股了,众多企业一起来搞一个联合体,有了话语权,他们才肯来。此外,如果上下可以达成共识,可以尝试在竞争性领域,运行不好的国企就不救了。

近日国务院印发《关于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的指导意见》,进行新一轮产能控制。祝波善认为,其实在清理产能过剩的过程中,完全就可以引入民企来参与,变被动的“关停并转”为引入民资主动“转”来盘活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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