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志武:推混合所有制是帮国有企业解困

作者:陈志武

搜狐财经讯 4月8日到11日"博鳌亚洲论坛2014年会"在海南博鳌举行中。在本届年会上,金融改革成为与会嘉宾关注的话题,互联网金融扰动了多年波澜不惊的金融体系,在中央政府着力推动改革的背景下,民营银行试点也让市场各方看到了金融垄断壁垒松动的曙光。但是,民营银行试点的地区,却让与会嘉宾产生了分歧。

在"小微金融:亚洲的创新与实践"分论坛上,著名经济学家、耶鲁大学金融学教授陈志武表示,甘肃、云南、陕西、广西等地是金融服务最饥饿的地方,是首先要重点批准的民营银行、民营金融机构的地方,但目前选择审批的民营银行扎堆东部经济发达地区,思路是错位的。对此,银监会副主席阎庆民隔空回应,首批民营银行试点选择重点考量因素非区域,比如北京就不在首批试点之列。阎庆民说,首批试点主要是选择行业领先企业,如阿里巴巴、腾讯,均为互联网领军企业,且不易受宏观经济周期影响。

申银万国董事长李剑阁在接受搜狐财经独家专访时也表示,东部地区除了具有基础设施的优势,也更具有风险意识,虽然中西部地区更需要金融支持,但东部地区试点的条件更好。

搜狐财经连续跟进民营银行试点的问题,专访了陈志武教授。陈志武教授表示,他之所以坚持认为民营银行应该在中西部试点,是因为“如果把那些5家、50家、5000家社区银行、民营银行的机会更多放在还非常落后、金融供给非常欠缺的省份,这样不是更可以降低收入差距,降低财富差距”。

在谈到“混合所有制”改革时,陈志武表示,现在推混合所有制是让央企尽量通过社会化方式降低财务、投资的压力,让国有企业总资产回报率、净资产回报率等指标比较快地出现改善,等于帮助国有企业解决一些当下挑战。因为过去十来年,特别是过去5、6年,绝大多数国有企业在资产规模扩张太大,但是收入和利润并没有相应的增长,这样一来让这些央企和国有企业财务指标、投资指标等等都变得越来越差。

陈志武指出,这项改革此前有点像上个世纪90年推出股市,也是为了帮助国有企业解决融资的问题,解决资金亏损财务挑战的问题。

搜狐财经专访中华民营企业联合会会长保育钧时,保育钧也持类似的观点,他说:“如果现在搞混合所有制还是为了国企解困,那完全错误,进了错误的道路。”

以下是专访实录:

搜狐财经:陈教授,这两天论坛上的热点之一就是民营银行,您昨天也谈到了在中西部可能试点会好一些,但是今天我听一些嘉宾说,因为中西部金融发展不是特别的完善,可能风险意识不是特别强,存在一些障碍,您怎么看?

陈志武:不管是上海、北京、深圳的人,谁一出生就能够成为世界一流的银行家、金融家?都是学出来的,没有人天生就是一流的银行家。现在应该要看到过去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振兴东北这些经济运动,表面上看是为了补救一下、支持一下落后地区,但是现在做政策选择的时候,为了当下一时的方便,又把所有发展的机会都首先给那些已经很发达的地区,新批5家民营银行都是在经济非常发达,金融资源、供给已经相对非常多的地方,对于这些地方来说,五家银行民营当然可以有很大的帮助,500个新的民营银行也可以有帮助,相对而言,如果把那些5家、50家、5000家社区银行、民营银行的机会更多放在还非常落后、金融供给非常欠缺的省份,这样不是更可以降低收入差距,降低财富差距,让人们可以更多的靠自己的双手去发财致富。

监管部门应该换一个角度思考,不能为了减少麻烦,就做一些表面上看大刀阔斧的新改革举措,但实际上为了降低他们自己的风险,只在推出一些金融创新带来的效果不一定那么明显、不会那么快的地方,而不是把这些机会首先放在金融非常欠缺地区和省份。

搜狐财经:从中央到地方,都在积极推进“混合所有制”,但是对国企来说,您觉得它是自身自愿大一些,还是迫于政府的压力?

陈志武:我也参与过一些这方面的事情。按我的理解,之所以现在推混合所有制,也包括让央企尽量往轻资产方向转移,主要是因为过去十来年,特别是过去5、6年,绝大多数国有企业在资产规模扩张太大,但是收入和利润并没有相应的增长,这样一来让这些央企和国有企业财务指标、投资汇报指标等等都变得越来越差。迫于现实的压力,现在就去推动国有企业资产社会化的举措,以这种方式通过信托和其他金融形式的安排,让这些国有企业的资产负债表的资产规模,尽量通过社会化的方式降低下来,让那些国有企业的总资产回报率、净资产回报率等指标比较快地出现改善,等于帮助国有企业解决一些当下挑战,有点像上个世纪90年推出股市,也是为了帮助国有企业解决融资的问题,解决资金亏损财务挑战的问题。

现在之所以要推出国有企业资产社会化这些改革,也是因为资产扩张在最近这些年已经太快了,不得不通过这些新的改革措施把他们资产负债表做一些改善。

搜狐财经:除了国企改革,城镇化也是国家战略,财政部前段时间有一个表态称要取消地方融资平台的融资功能,如果取消,您觉得地方融资平台还有没有存在的必要?

陈志武:地方政府肯定会想一些别的办法,找到融资的渠道。有一个悖论,就是地方政府到目前为止在中国经济发展、经济总份量里起的作用非常大,所以要改变局面,同时又要稳增长,我觉得是很难同时把两者的目标同时实现,这个是很难的。

既然地方政府作为投资者,又作为消费者,如果不能够通过新的体制改革把地方政府的权力进行根本性的制约,它们为了保证当地经济的快速增长,让地方政府的官员有更多的政绩,让他们能够升迁得更快,他们肯定会继续把地方政府权力往经济领域不断的扩张。为了实现这些扩张,他们肯定需要资金,所以我觉得不在于现在是不是把地方融资平台公司都给撤销掉,或者把“手”捆起来,我觉得更重要还是体制改革,限权,限制地方政府权力的机制必须要配套上来,否则的话,其他变化都是逼着改变名字、改变方式而已,换汤不换药这样一些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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