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德平:胡耀邦改革思想核心是坚决改掉计划经济体制

作者:胡德平

胡德平:胡耀邦改革思想核心是坚决改掉计划经济体制

近日,《中国为什么要改革——思忆父亲胡耀邦》一书,经新闻出版总署和中央党史研究室审定,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作者为胡耀邦之子胡德平。本版摘编书中部分章节,回顾胡耀邦的改革思想和生活往事。

贫富悬殊

中国为什么要改革

耀邦同志主张全民“共产”国有资源,“共产”劳动对象。他是否主张贫富之间也来一个平均主义的大“共产”呢?非也!他是坚决否定这一政策的。耀邦同志主张社队利用地下资源,兴办企业,又反对平均主义,那么是否会带来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贫富悬殊的两极分化呢?耀邦同志对此问题也有自己的分析。

1949年以后,我国消灭了剥削阶级,但却加重了工人与农民、城市与乡村之间的等级色彩。“工之子恒为工,农之子恒为农”。所以我国的贫富问题,既有生产力的发展、物质丰富的问题,也有政治问题和体制问题。这是我国二元化对立的经济结构上的必然反映。

30年的改革开放使我国人民的精神面貌、生活水平大大改观。农村中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也一去不复返了。这使我国有更强大的物力、财力解决贫富悬殊的问题。如今,彻底消灭贫困的国家在世界上已经出现,如北欧几国。我们的基尼系数还大大超过日本、西欧诸国,应警钟长鸣,不能长期如此。

改革开放的今天,我认为一定要把中国为何要改革的道理寻问到底,如贫富问题、公共资源问题、多种经济成分问题。一直要问到一加一等于二,像自然数公理那样的程度,才能找准我们改革的出发点。

真理标准

历史的合力怎样形成

1978年5月的那些天,对思想极度困惑的中国人来说,是很不平常的日子。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先在中央党校的《理论动态》发表,后在《光明日报》公开发表。人们兴高采烈地阅读着这篇文章。

5月13日,下班回家以后,我兴冲冲地向耀邦同志谈了自己的感受。他当时的心情很好,回答的底气很足。他爽朗地说:“德平,《反杜林论》你根本就没有看懂。历史的发展根本就不以谁的意志为转移,历史的发展是两种力量斗争的合力。1969年以前,我个人得失想得比较多,1969年以后,我彻底丢开了这些。”耀邦同志当时的神态和语气是我多年来从未见过的。现在回想起来,他真有一种要迎接暴风雨到来的兴奋和激情。

其实,耀邦同志在与我谈话之前,高层压力就已落到他的头上。

5月18日,晚饭后,耀邦同志见了几个年轻人。客人走后,他对我说:“我这半年来是很振奋的,越战越勇……检验真理的标准是社会实践,这篇文章是能站住脚的。我希望有人来驳,驳后我们再写一篇。”

一个多月后,“再写一篇”文章的诺言兑现。6月30日,文章在《理论动态》第70期上发表,标题定为《历史潮流滚滚向前》。

一封家书

耀邦对家人表达的信念

1971年9月29日,远在河南潢川团中央干校劳动的父亲给我回了一封信,信中谈了很多问题,其中重点谈了我国的农业问题。

这时他虽然已不能发号召、做指示,也无一群人围着他,对他的讲话做记录,但他仍在信中对我们这代青年人提出他的鼓励、希望和要求:“这的确是一个有历史意义的艰巨而伟大的工程,你们这些青年人能不动心吗?!”他对农业的考察和思考,六年以后为迎接、推动我国农村改革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

这年深秋,他从河南干校回到北京富强胡同6号的家中。我们事先已得到消息,后门的门铃一响,外婆和我兴冲冲、急匆匆地奔向门口,打开小门。父亲和随行的一位同志站在门外。我记得太清楚了,父亲理了一个平头,脸色微黑,他离开军队已经很久很久,似乎有意学着军人坐立行走的模样,站得很正、很直。“爸爸,”心头一热,我不由自主地叫了一声。他看我一眼,很快转头面向外婆,一板一眼地说道:“我回来了!”父亲一段跨越五个年头的家居生活就此开始。

摘自胡德平著《中国为什么要改革——思忆父亲胡耀邦》

-作者对话

“和中国人民一起过渡”

新京报:“中国为什么要改革”是一个很复杂的命题,以此为书名,有什么含义?

胡德平:这个大题目包含了三个问题:一是中国为什么要改革?二是改革应该怎么改?三是对三十多年的改革现状的评价?我觉得这三个问题,或多或少存在于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头脑之中,这些问题应该认真来对待。现在我只能从我的角度,说说胡耀邦的思想、观点是怎么形成的,他对改革开放是怎么想的。耀邦自己也说过,他只是在特殊的时期走上特殊岗位的一个过渡性人物,他自己也承认,是有局限性的。

新京报:胡耀邦为什么把自己界定为一个过渡性人物?

胡德平:1981年4月,他曾经从泰山的十八盘登顶。7月1日,他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六十周年大会上讲话,以登泰山比喻克服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前进道路上的困难。那个时候他雄心万丈,对改革的曲折性和复杂性恐怕想得没有那么多。另外,也是一种号召和鼓舞吧,给上上下下树立信心。在当时,好像对中国经济发展很乐观的人还不多。随着改革的推进和深入,他也逐渐了解了改革的复杂性和曲折性。他把希望、未来寄托在后一辈人身上,所以说自己是个过渡性的人物。

新京报:胡耀邦的改革思想核心是什么?

胡德平:经济问题上,用胡耀邦的话来说,就是要坚决改掉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对这一点,有的人说集中,胡耀邦说集权。中国人民不能老吃大锅饭,国家干部和职工不能一直端着铁饭碗,同时也保持人民当家做主的主人翁地位。他特别强调民主权利,在1983年的讲话《四化建设和改革问题》中,他特别希望我们的工人阶级能够站在改革的前线,发挥主力军的作用。对农民,他强调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对农民的土地使用权要保护,几十年不变,一定要让农民有积极性。而且重视知识,发展科技,他1975年的很多讲话都已经表明了这点。

父亲说,你是个有责任的公民

新京报:这本书里提到你写过一篇《谈开放》的文章,你父亲曾经批阅。胡耀邦启动改革,他的方法和心态有一个最明显的特点,就是心态开放。你怎么看待这个特点?

胡德平:我只能说他的经历。我们第一次出国的时候,他是极力支持的,说这个好,你们出去看一看。他自己1953年、1957年去苏联、罗马尼亚的时候,也是抱着学习的态度去的。他和美国人接触是1946年,他当时的一个警卫员告诉我,说你父亲当时在承德上吐下泻,发高烧。叶剑英当时是军调处里的中共代表,他用美国人的飞机把胡耀邦从承德拉到北平,住进了北平饭店。后来因为耀邦需要人照顾,把警卫员也用飞机接来了。接胡耀邦来北京的时候,我妈妈要填表,叫什么名字,家在哪,现在收入多少,坐飞机如果出事死了,可以赔偿1000美金。父亲当时就很震撼:怎么你坐美国人的飞机死了之后,美国人还给你1000美金?

新京报:你和父亲的关系如何?

胡德平:我这本书不是家史,也不是胡耀邦的传记,主要是他的一些思想发展史,是他一些观点的介绍。所以家庭的事就谈得很少。恩恩怨怨的事,我觉得在历史的天平上不算什么。

我父亲在延安的时候,工作很拼命,也喜欢玩。父亲喜欢唱歌,他识谱,也喜欢画画、摄影、骑自行车。1956年的时候他跟我们承诺说,等我们上中学的时候,他就给我们买自行车,上高中买手表,上大学买照相机,弟弟妹妹都一视同仁。

我上高中的时候,18岁了,好像是选人大代表,我去投票。回来之后,父亲问今天你干什么去了?我说我投票去了。他说我知道你投票了,现在你不但是个学生,还是个有选举权的公民了,是公民,就有责任和义务。他有一块苏联手表,做工比较粗糙,但是走得也很好,他说这个表给你。

我上北大的时候,他要去湖南湘潭挂职,和华国锋同志在一起工作。我就说我上学不想当干部,做干部很累,有些思想工作我也不会做,而且也不自由。我上大学时思想自由散漫。他说你为什么这么想?他给学校写了一封信,把我的想法说了说。他也意识到了一些问题,想是不是现在强迫命令和形式主义比较多。他又跟我谈话说,现在你们年轻人都非常好,要求进步,非常积极,但是你们也不要太积极了,太积极了有好处,也有弊病在里面,你们还是要把学习抓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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