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中国商人主宰地球时《广东十三行史话》之十八: 孽海花孟云王--罂粟的罪恶诱惑(上)

作者:+ 文/ 罗三洋

当中国商人主宰地球时《广东十三行史话》之十八:  孽海花孟云王--罂粟的罪恶诱惑(上)

伴随阿拉伯人的马蹄和商船,鸦片远远超出亚历山大帝国的版图,鸦片贸易第一次成为重要的国际经济活动

作为一种舶来品,"鸦片"这个词本为音译,又被译作"阿芙蓉"、"阿扁"、"阿片"等。它主要由粟目罂粟科的鸦片罂粟蒴果制成,虽然同样是舶来品,"罂粟"一词却是意译,取其种子形状类似舀水的器具"罂",又接近粟米的植物外观特征,又称"罂子粟"或"米囊花"。除了蒴果之外,罂粟的其余部分不能用于生产鸦片,而蒴果生长12 天后就会成熟,成熟后也不能用于生产鸦片。所以,要想获取鸦片,就必须在罂粟蒴果未成熟的这12 天内,用特制的三刃刀具在蒴果表皮拉出口子,刀口的深度必须在1~ 1.5 毫米之间( 刀口太深或太浅都会影响鸦片质量),使含有生物碱的白色乳汁流出,待流出的浆液稍凝固后,将其刮下晒干,即成为尿骚味强烈的生鸦片;把生鸦片反复在热水中溶解、煮沸、过滤,最终便获得气味芬芳的提纯物"熟鸦片"。生鸦片和熟鸦片都含有大量致瘾性生物碱,具备强烈的镇痛作用。

鸦片罂粟原产于东南欧,考古研究证实,这种植物早在公元前5000 年的史前时代就已经进入了人类的生活,甚至可能是人类最先培植的农作物品种之一。公元前3000 年左右,西亚的文明先驱苏美尔人就经常接触鸦片罂粟,称之为"快乐植物"。埃及人种植罂粟的历史也几乎同样悠久,鸦片的主要成份--生物碱"蒂巴因"即得名于埃及古都底比斯。古埃及儿童如果过于淘气的话,父母就会给他们灌服鸦片溶液。此后的中东霸主巴比伦人和亚述人将鸦片分为42 种,赞扬它能够包治百病,可见他们对鸦片何等熟悉和喜爱。

古希腊人由于地理位置接近罂粟原产地,又长于国际贸易,也很早就了解罂粟。荷马史诗《奥德赛》称鸦片为"忘忧药",服用者"整天不再掉一滴眼泪,即便他们的父母去世,即便他们的兄弟或亲爱的儿子在他们面前被杀死"。公元前5 世纪,希腊医师开始发现鸦片的上瘾作用,并呼吁戒除鸦片。被誉为"医学之父"的古希腊神医希波克拉底斯对鸦片持谨慎态度,认为鸦片如果有节制地使用,是很好的止泻药、麻醉剂、止血药、催眠药,可以治疗多种疾病,但并不能包治百病。可是,罗马帝国时期的希腊名医盖仑却坚信鸦片包治百病,声称鸦片可以治愈头痛、目眩、耳聋、癫痫、中风、弱视、支气管炎、气喘、咳嗽、咯血、腹痛、发烧、黄疸、脾硬化、肝硬化、肾结石、泌尿疾病、浮肿、麻风病、月经不调、忧郁症以及毒虫叮咬等多种疾病。当时,包括"哲学家皇帝"马可·奥勒留在内,大批西方人都是盖仑医生的信徒。马可·奥勒留皇帝每天都要服定量的鸦片,他的名著《沉思录》就是这样撰写出来的。

随着鸦片的使用日益广泛,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发现它的副作用,这些副作用不仅限于成瘾。作为高效镇定剂,鸦片如果过量服用,会导致心肺功能衰竭,严重时会危及生命。公元前183 年,迦太基统帅汉尼拔在被罗马士兵包围时,吞服鸦片药丸自杀,此后鸦片的受害者史不绝书。正由于鸦片及其提炼物吗啡和海洛因等如果过度服用,都会置人于死地,因此它们又得到了一个共同的称呼:毒品。

尽管如此,鸦片在古代仍然被普遍视为强身治病的药材,大多数服用鸦片的人都因此受益,而没有上瘾或丧命。这主要是因为古人不会点燃鸦片吸食,而是直接吞食鸦片,或将鸦片混入蜂蜜、葡萄酒饮用,经过胃酸处理后,鸦片对人体的危害比较有限。

由于波斯人和马其顿人的扩张,鸦片罂粟被广泛引种到从阿尔卑斯山脉到帕米尔高原的广大地区。在亚历山大大帝死后的一千年内,鸦片罂粟的种植范围都没有越出过他的征服区域。伊斯兰教创建后,鸦片得到广泛使用,成为"圣战"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传染"给了他们的十字军对手。伴随阿拉伯人的马蹄和商船,鸦片远远超出了亚历山大帝国的版图,传播到从西班牙到中国之间的广大土地上,鸦片贸易第一次成为重要的国际经济活动。

公元10 世纪,阿拉伯世界迎来了其最伟大的医师伊本·西纳,欧洲人称他为阿维森纳。"伊本·西纳"的意思是"来自中国",从这个名字判断,他原本是个中国人,也许系公元750 年在怛逻斯战役中被俘的高仙芝部下后裔。伊本·西纳是那个时代最博学的人之一,不仅精通中国、波斯和阿拉伯的多种医书,也系统地研究了希腊和印度的传统医学,并且还是亚里士多德哲学的权威,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多部著作正是由于伊本·西纳的收集,才得以在中世纪战乱中保存下来。他传授给西方人号脉、针灸、拔火罐等中国医术,堪称是最早从事中西医结合的实践者,其《医典》是中世纪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世界共同的最高医学权威著作。但是,伊本·西纳医生酷爱鸦片,而且不守《可兰经》戒酒令,经常把鸦片混在酒里喝,最终不幸因此丧命。

阿拉伯帝国衰微之后,莫卧儿帝国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逐渐兴起,征服了从巴尔干半岛到孟加拉湾的广阔土地。作为伊斯兰世界的新兴力量,这两个帝国同样热烈地拥抱鸦片,其周边的波斯、阿富汗等国也争先恐后地推广鸦片种植。莫卧儿帝国很快发展为全球最大的罂粟种植国,而一位在1546 年周游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法国学者这样记载他的见闻:"没有一个土耳其男人不是把最后一块铜板花在购买鸦片上的。他们在战争时期携带鸦片,在和平时期也携带鸦片。他们爱吃鸦片,因为他们认为这样会在战争中变得更勇敢,更加不怕危险。因此在战争期间,鸦片被抢购一空,很难觅得存货……"就这样,鸦片帮助土耳其人横扫中东,攻下君士坦丁堡,一直打到维也纳城下。

与莫卧儿帝国出产的印度鸦片相比,土耳其鸦片的吗啡含量更高,因此广受热爱鸦片的西欧人喜爱。土耳其鸦片的最大出口对象,便是后来发动鸦片战争的英国,英国则向土耳其出口纺织品,两国的商贸关系由此日渐红火。"英国医学之父"西德纳默和伊本·西纳一样酷爱鸦片,因此被称为"鸦片哲人"。这位医生公开颂扬鸦片道:"我不由自主地衷心感谢伟大的上帝,他创造万物,由人类任意享用,还有神奇的鸦片来抚慰人类的灵魂。鸦片不是药,却可以防疾治病……没有了鸦片,药物也无所作为。明白了这一点,谁都可以妙手回春。"直到19 世纪初,他用鸦片、藏红花、肉桂、丁香和雪利酒混合配制的"西德纳默鸦片酒"都是英国人消费鸦片的主要方式,号称包治百病。在鸦片战争爆发之前,英伦三岛本土平均每年要合法地消费20多吨鸦片。据马丁·布思在《鸦片史》中介绍:在18 世纪,"事实上,每一个英国人在他们生命中的某一段时期都服用过鸦片,而许多人则是经常服用。"印度的征服者克莱武就服鸦片成瘾,威灵顿公爵还曾亲眼看见英国国王乔治四世服用鸦片。

在基督教和伊斯兰世界广泛使用鸦片的时代背景下,中国不可避免地通过国际贸易接触到了鸦片,丝绸之路也同时成为鸦片之路

亚历山大大帝死后一百多年,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中西交流掀起高潮,中亚的葡萄、苜蓿、胡椒等作物相继被引进中国。汉末三国之际,名医华佗用麻沸散麻醉病人,以便做手术。随着华佗被曹操处死,麻沸散的配方不幸失传。好奇的后人对其主要成分多有分析,或以为是原产印度的曼陀罗,或以为是原产西亚的鸦片,或以为是原产中亚的豪麻,未有定论。华佗的医术与中国传统医术颇有不同,历史学家陈寅恪认为,华佗是一名来华的印度医生。如果是这样,那么华佗可能确实接触过鸦片,并将其用于医疗。

最早记载鸦片的中文著作,可能是成书于公元659 年的《唐本草》:"底也伽,味辛,苦平无毒,主治百病中恶、客忤邪气、心腹积聚,出西戎。"底也伽这种万应解毒药由精通医术的本都国王米特拉达梯在公元前1 世纪发明,是西方传统医学的骄傲,据说含有六百多种成分,其中就包括鸦片。公元667 年,拂菻( 拜占庭) 使者向唐高宗和武则天夫妇赠送底也伽作为国礼,此后这种价值连城的药物逐渐失传。不过,通过对底也伽的了解,唐朝人已经爱上了鸦片,于是开始广泛地在本土推广罂粟种植。

唐朝中叶学者陈藏器在《本草拾遗》中描述罂粟花说:"罂粟花有四叶,红白色,上有浅红晕子,其囊形如箭头,中有细米。"诗人雍陶在《西归斜谷》诗中这样描绘米囊花( 罂粟花) 带给自己的亲切感:"行过险栈出褒斜,历尽平川似到家。万里愁容今日散,马前初见米囊花。"晚唐农学家郭橐驼的《种树书》也记载:"莺素( 罂粟) 九月九日中秋夜种之,花必大,子必满。"由这些记载可知,早在唐朝后期,陕西、四川等地就在种植罂粟了。

与古代西方人一样,唐朝中国人也直接口服鸦片。五代十国时,南唐的药典《食医方》推荐把"罂粟米"与人参、山芋合煮为"罂粟粥",加姜末和食盐服用,说可以健胃消食,足见罂粟此时已是药店中常见之物。

北宋兼并南唐以后,继承了南唐的广阔罂粟种植园,并在全国推广,掀起了全民种植罂粟的热潮。北宋文豪苏轼、苏辙兄弟就经常服用罂粟,还写诗加以赞美。苏轼的《归宜兴留题竹西寺》歌颂说:"道人劝饮鸡苏水,童子能煎莺粟汤( 罂粟汤)。"苏辙的《种药苗》宣传道:"罂粟可储,实比秋谷;研作牛乳,烹为佛粥。老人气衰,调肺养胃……"苏氏兄弟的这些诗文还透露出,当时的佛教僧人已经普遍地把罂粟作为食物和饮料中的珍贵成分,民间则把它当作养生健体的药物。

在苏东坡兄弟看来,罂粟俨然是老幼皆宜的健康食品。当时,持有这种想法的还大有人在。林洪编写的食谱《山家清供》记载有菜谱"罂乳鱼":"罂粟净洗、磨乳,先以小粉置缸底,用绢囊滤乳下之,去清入釜。稍沸,亟洒淡醋收聚,乃入囊压成块,乃以小粉甑内下乳蒸熟,略以红面水酒,又少蒸取出,起作鱼片。"这里简直是把罂粟籽当作极受推崇的食料,如此不厌其烦地精细加工,才制作成名菜。除了入药和食用以外,宋朝人还把罂粟当做观赏花卉培植,著名学者兼发明家苏颂在《本草图经》中记载:"罂子粟,旧不著所出州土,今处处有之,人家园庭中多莳以为饰。花有红、白两种,微腥气,其实作瓶子,似箭头,中有米极细,种之甚难。"由此可见宋朝的罂粟产量之大,种植范围之广。

也许是因为有"微腥气"的缘故,罂粟尽管"种之甚难",但始终无法晋升为高档观赏花卉。在宋朝人眼里,罂粟虽然有食用和观赏价值,但最主要的功用仍是药材。宋太祖时,翰林学士李昉、刘翰编纂的官方药典《开宝本草》首先将罂粟列入药材,尊称为"御米",赞扬它"甘平无毒",主治"丹石发动,不下饮食"。寇宗弼的《本草衍义》进一步阐述说:"罂粟……服石人研此水煮,加蜜作汤饮,甚宜。"所谓"丹石",通常指的是魏晋时发明的一种兴奋剂,其主要成分为:石钟乳、石硫磺、白石英、紫石英、赤石脂,因为这五味药的名字都带一个"石"字,故合称"五石散"。作为一种毒品,五石散很容易上瘾,一旦停药,又会产生很大的副作用( 也就是所谓"丹石发动"),而且价格昂贵,自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毒害了很多中国人,其中多半还是高级知识分子。为治疗"丹石发动",人们找了许多药方,后来发现罂粟最有效,于是尊为特效戒毒药。殊不知罂粟之所以能治五石散,是因为它本身含有更强烈的上瘾成分。唐宋之际,五石散在罂粟的冲击下,从市场上完全消失了。换言之,五石散走了,鸦片来了,戒毒药自己摇身一变,成了更可怕的毒品。近代吗啡、海洛因泛滥的过程,走的也是同一条路:发明吗啡的最初目的是治疗鸦片上瘾,发明海洛因的最初目的又是治疗吗啡上瘾……以毒攻毒的结果,就是毒瘾越来越大。

除了主治"丹石发动,不下饮食"之外,宋朝医生还发现,用罂粟治疗痢疾有奇效,对痔疮、肉痿、内热、咳嗽等疾病也有一定疗效。至今中医仍以罂粟壳入药, 处方称为"御米壳"或"罂壳"。罂粟壳和果实、种子也一直被中餐当做辅料使用,火锅店尤为常见。

宋朝人虽然广泛种植罂粟,但还没有掌握割取罂粟果汁,将其加工为鸦片的技术。直到此时,见过真正鸦片的中国人还比较少。但到了宋亡元兴之际,从西亚归来的蒙古远征军带回大批西洋鸦片作为战利品,很快随着他们的马蹄风靡全社会,据说"士农工贾无不嗜者",迅速把中国传统的罂粟制品淘汰出市场。元朝也是"鸦片"一词在汉文文献里首次出现的时代。由于各个阶层人民广泛食用鸦片,中国人逐渐发现其副作用,元朝医生朱震享在其医书《金匮钩玄》中警告:"鸦片其止病之功虽急,杀人如剑,宜深戒之。"明朝初年,三宝太监郑和奉永乐帝之命下西洋,掀起了又一轮中西交流高潮。郑和自西洋带回两种稀有的药材,进献给永乐皇帝,其中一种叫"碗药",另一种叫"乌香"。其实,"碗药"和"乌香"不过是鸦片的两个不同品种而已。

自永乐皇帝之后,明朝皇帝中接触过鸦片的不乏其人。史载万历皇帝"中乌香之毒",连续二十余年不上朝,频繁地"令中贵收买鸦片,其价与黄金等"。为满足自己日益强烈的鸦片需求,万历帝发明了矿税,大肆摊派,导致全国吏治糜烂,百姓暴动,四夷交侵,明朝从此由盛转衰,鸦片的责任不小。1958 年,考古学家发掘定陵,找到万历皇帝的头盖骨,经过化验,发现头盖骨中含有吗啡成分,从而确证了古籍记载的万历皇帝瘾君子身份。幸而当时的鸦片只是做成丸药或汤药吞服,经过胃酸中和,药力大大下降。否则,万历皇帝虚弱的龙体很难撑得住二十多年的吸毒史。

15 世纪末,也就是明朝中叶,长年担任甘肃总督的王玺由于工作的原因,与穆斯林接触较多,在其医学著作《医林集要》中详细介绍了鸦片的刮浆、凝缩和炼制方法,是为第一份叙述鸦片生产过程的汉文著作。这时,中国罂粟的种植更加普遍,在部分地区业已成为主要农作物。明末的杰出地理著作《徐霞客游记》这样记载贵州的罂粟种植景象:"莺粟花殷红,千叶簇,朵盛巨而密,丰艳不减丹药也。"

荷兰殖民统治模式决定了鸦片产业的畸形繁荣,郑氏四代统治台湾23 年,为税收而放任毒品泛滥,这种短视政策造成致命的恶果

明朝灭亡后,志在反清复明却屡屡受挫的"国姓爷"郑成功于公元1662 年占领台湾,驱逐了岛上的荷兰殖民者。虽然郑成功很快去世,在台湾的时间不到两年,但他肯定多次看到过台湾当地人独有的一种风俗:受西班牙人影响,早在万历年间,台湾人就已经开始像印第安人一样,用烟斗抽来自美洲的烟草;但与大陆居民不同,部分台湾烟民还喜欢在烟草里拌入一种棕色的膏状物,共同点燃吸食。任何人一旦养成了这个习惯,都会对抽普通烟草丧失兴趣。

这种棕色的膏状物,就是荷兰殖民者在爪哇岛制造的熟鸦片。与之前将鸦片做成汤剂或丸药吞服的"生食"法相对,将鸦片点燃后吸入其气体的方法叫做"熟食",据说这一"发明"要归功于某位抽波斯水烟成瘾的南洋华人。确实,早期鸦片枪的结构与波斯水烟枪比较接近。南洋华人发现,将熟鸦片同烟草混合后由烟斗吸入肺中,吸食起来的感觉比烟草更加刺激,于是如获至宝,将熟鸦片和这种新式吸食法一同带回了华南的家乡,很快风靡于大江南北。因此,鸦片又被中国人形象地称为"大烟"。后来,吸鸦片的方式发生了变化,但"大烟"作为鸦片的别名,却一直保留了下来。

爪哇的荷兰殖民当局唯利是图,乐于看到鸦片销量带来的利润,于是鼓励当地百姓种植罂粟,并推行鸦片专卖制度,第一个鸦片承包商就是南洋华人,名叫王恩安。根据《明会典》的记载,这时的爪哇"乌香"就已成为贡品,可见万历帝服用的鸦片可能就是从荷属爪哇进口的。

1639 年,痛恨烟草的崇祯皇帝下令禁烟,违者处死,吸食熟鸦片同烟草混合的"大烟"也在严禁之列。然而,此时的大明王朝风雨飘摇,崇祯的禁令已经难以出北京城,各地政府都需要烟税,所以对禁烟令阳奉阴违。1642 年,在冀辽总督洪承畴"辽东戍卒嗜此若命"的劝说下,崇祯被迫取消了禁烟令。一年后,洪承畴兵败降清;两年后,李自成攻破北京,崇祯帝自杀,明朝几乎与其短命的禁烟令一同灭亡了。

如果说荷兰的殖民统治模式决定了鸦片产业的畸形繁荣,那么郑氏祖孙四代先后统治台湾23 年,却也坐视鸦片种植和贸易照常进行,从不颁行禁烟令,为了税收而放任毒品泛滥,这种短视的政策很快就造成了致命的恶果。1683 年,郑成功旧部施琅率领清军来攻,郑军仅在澎湖组织了短期抵抗,而当澎湖失守,清朝海军刚刚出现在台湾本岛海岸边时,郑克塽集团即日便像刘禅一样开城投降,与当年顽抗郑成功围攻近一年的荷兰殖民者相比,相差竟如霄壤。究其原因,主要是郑军入台后普遍抽鸦片,缺乏战斗力。康熙后期在台湾任职的多位清朝官员都记载了当地人痴迷于鸦片烟,直至家破人亡的惨象,从这样的民众中怎么可能选拔出合格的军人?

且听1722 年抵达台湾的名士蓝鼎元如何记载台湾的鸦片之害:

"鸦片烟,不知始自何来,煮以铜锅,烟筒如短棍,无赖恶少群聚夜饮,遂成风俗。饮时以蜜糖诸品及鲜果十数碟佐之,诱后来者。初赴饮不用钱,久则不能自已,倾家赴之矣。能通宵不寐,助淫欲,始以为乐,后遂不可复救,一日掇饮,则面皮顿缩,唇齿龇露,脱神欲毙。然三年之后,莫不死矣。闻此为狡黠岛夷诳倾唐人财命者,愚夫不悟,传入中国已十余年,厦门多有。而台湾殊甚,殊可哀也!"( 此处的"中国"指大陆,证明郑克塽投降后,台湾鸦片开始流入大陆。)同时在台湾工作的清朝官员黄叔敬也有类似的记载:

"鸦片烟,用麻葛同鸭土切丝于铜铛内,煮成鸦片,拌烟,另用竹筒实以棕丝,群聚吸之,索值数倍于常烟……土人服此为导淫具,肢体萎缩,脏腑溃出,不杀身不止。"台湾的罂粟种植业和吸食鸦片风俗并未因荷兰殖民者的离开而停止,反而在此后继续发展,1683 年之前的责任应由郑氏集团来负,之后的责任则应由以郑氏集团家产继承人自居、独占台湾大部分耕地的施琅来负。荷兰殖民者曾经将台湾的大片耕地划为"王地",强迫当地百姓在上面无偿劳作,以充税收,上面种植的作物中必有一部分是罂粟;郑氏集团继承了这份丰厚的产业,现在它又落入了施琅之手。在施琅统治期间,台湾鸦片产业继续蓬勃发展,并随着两岸的统一而传入大陆,在施琅常驻的厦门传播尤甚,原因恐怕也在于此。

在"享受"鸦片方面,这一恶嗜随着荷兰殖民者的脚步由爪哇而台湾,最终又伴着清朝统一台湾而风靡中国大陆。大烟的幽灵,始终与欧洲殖民者在东亚的活动如影随行。

广东十三行涉足鸦片贸易很早,当时鸦片贸易是合法的,除非没有缴纳每一百斤鸦片三两白银的进口税,才会触犯走私禁令

尽管像蓝鼎元、黄叔敬这样的有识之士早已发现了鸦片对中国社会的危害,但清朝最高统治者却长期对此毫无察觉。康熙统一台湾之后,清朝初年为抑制郑氏集团的"海禁"也随之废止。于是,把鸦片与烟草混合吸食的"鸦片烟"日益在大陆流行。这时,清朝政府不仅不禁止鸦片进口,反而按照合法药品向鸦片征收进口税,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 正式定为一百斤鸦片收进口税三两白银。这么低的税率与鸦片贸易带来的丰厚利润相比,实属九牛一毛,大大刺激欧洲殖民者发展其南洋属地的鸦片生产,不断增加向中国的出口。澳门葡萄牙当局于是开始从南亚和东南亚收购鸦片,再卖到中国大陆,其在中国大陆的主要贸易伙伴当然就是广东十三行。

广东十三行涉足鸦片贸易很早,不过,当时的鸦片贸易是完全合法的,除非没有缴纳每一百斤鸦片三两白银的进口税,才会触犯走私禁令。有时,这种贸易甚至是在将鸦片视为特效药品的清朝政府催促下进行的。在乾隆皇帝登基之前,中国每年进口的鸦片不过一二百箱( 每箱120 斤),价值三四万银元,这对于每年营业额达上千万银元的广东十三行而言,根本无足轻重,因此鸦片贸易并未得到粤海关和广东十三行商人们的重视。直到1729 年,这种情况突然因为雍正皇帝的一纸禁令发生了变化,鸦片首次成为清朝社会关注的焦点。这一年,内阁学士方苞上书,请求禁止三种对民生有害的经济活动:一是禁止酿造和贩卖烧酒,二是禁止种植和贩卖烟草,三是禁止向国外出口粮食。与崇祯皇帝一样,清朝初期的几位皇帝都特别讨厌烟草,雍正帝也不例外。这不仅是因为他们贵为天子,却要经常忍受从臣下口腔里吐出的二手烟毒害,而且据说更是因为当时中国人管吸烟叫"吃烟",听上去像是"吃燕",而"燕"是北京的别称,所以"吃烟"被认为对北京朝廷不利。结果,雍正皇帝同意了方苞的建议,下诏禁止全国百姓种植和贩卖烟草。常与烟草混合吸食的鸦片也受到牵连,这份诏书因而被誉为世界上第一部禁毒令。其实,细看当年的原始档案,雍正皇帝根本就没有禁毒的打算。

雍正禁烟诏书说:

"兴贩鸦片烟,照收买违禁货物例,枷号一个月,发近边卫充军。如私开鸦片烟馆,引诱良家子弟者,照邪教惑众律,拟绞监候;为从,杖一百,流三千里;船户、地保、邻右人等,俱杖一百,徒三年。如兵役人等籍端需索计贼,照枉法律治罪。失察之汛口地方文武各官,并不行监察之海关监督,均交部严加议处。"

按照这一法律,贩卖鸦片烟要被枷号并充军,开鸦片烟馆要被判处绞刑,就连鸦片烟馆的雇员和邻居也要挨一百大板,并且接受劳动改造,处罚力度可谓严格。不过,千万别以为雍正帝想要藉此法律禁止鸦片贸易。当年,就有一位不幸的官员误解了皇帝的旨意。

雍正禁烟令下达后不久,一个名叫陈远的福州商人从广东购买34 斤鸦片,准备带回福建贩卖,路经漳州时被查获。漳州知府李治国按照他所理解的最新禁烟令精神,判处陈远枷号一个月并充军。李治国的顶头上司、老于世故的福建巡抚刘世明闻讯,立即察觉属下犯了重大错误,连忙命令李治国释放陈远,并亲自给雍正皇帝上奏折写报告说:鸦片是众所周知的良药,是祖国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雍正朝初期大臣年希尧就在所著医书中多次提及鸦片的药用价值),只是在与可恶的烟草混合成"鸦片烟"吸食时,才会对人体造成危害。尽管陈远卖的是纯粹的药材"鸦片",而不是被最新法律明文禁止的"鸦片烟",但是由于两者的名字和成分相近,为了能够更好地贯彻皇上的禁烟令政策,而不至于让使百姓误以为"鸦片烟"已经解禁,他建议将这批鸦片充公,以便给糊涂的漳州知府李治国一个台阶下。

可是素来明察秋毫的雍正皇帝仍然不依不饶,用亲笔朱批为鸦片贩子陈远辩护说:

"其三十余斤鸦片,若系犯法之物,即不应宽释;既不违禁,何故贮藏藩库?此皆小民贸易血本,岂可将错就错,夺其生计?(李治国)妄以鸦片为鸦片烟,甚属乖谬!"

原来,在雍正帝和刘世明看来,纯鸦片属于"不违禁"的药材,鸦片贩子都是守法的良民,他们购买的鸦片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贸易血本"。漳州知府李治国胆敢逮捕鸦片贩子,将他判刑并没收鸦片,涉嫌诏书中严禁的"兵役人等籍端需索",理应被"照枉法律治罪"。

圣命如天,被指责为"故入人罪"(蓄意陷害无辜者)的李治国被迫将没收的鸦片还给毒贩陈远,并且向后者赔礼道歉。因为不能正确领会皇上的意图,这第一位查禁鸦片的中国官员终生再没有得到升迁的机会。

于是,全中国人都知道了如下的事实:

贩卖或吸食鸦片与烟草的混合物"鸦片烟",是犯法的,是要戴枷号的,是要被充军的,是要被打板子的,甚至是会被当作邪教头目绞死的;贩卖或吸食纯鸦片,则是完全合法的,是有雍正帝亲笔朱批作护身符的,任何官员都不敢为此逮捕和审讯你,或没收你的鸦片。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不难想象:带有浓烈烟草味道的"鸦片烟"一夜之间在中华大地上绝迹了,瘾君子们的烟斗里,现在装着的是百分之百的纯鸦片。而和抽"鸦片烟"相比,抽纯鸦片的上瘾速度更快,消费量更大,对人体的危害也更剧。尽管如此,雍正皇帝捍卫鸦片贩子利益的朱批却并没有立即造成严重后果。这是因为,传统的烟斗适合用来吸结构松散的烟草,而不适合用来吸结构紧密的鸦片。吸食纯鸦片,需要更加专业的设备,而这种设备在18 世纪初雍正皇帝在位时期还尚未发明。只有少数华南居民将鸦片和麻葛(大麻)混合吸食,但这种做法并未广泛流行,因为多数中国人不喜欢大麻的味道。所以,雍正皇帝严禁烟草贸易,当年的确对鸦片销量构成了一定的冲击和限制,就连澳门葡萄牙人也经常为如何卖掉每年从南亚和东南亚进口的200箱鸦片发愁。

就在雍正皇帝禁烟之际,"哥德堡号"等瑞典商船正在向中国航行。粤海关官员看到,瑞典商船上既没有烟草,也没有烈酒,于是欣然准许其进口。也可以肯定,瑞典商船上没有鸦片,因为瑞典本土不种植罂粟,又没有海外殖民地,无法生产鸦片。但是,英国、法国、葡萄牙与荷兰等在南亚和东南亚拥有殖民地的欧洲列强则全都很早就涉足了鸦片贸易。尽管英国此时只在印度沿海拥有几座城堡,一些大胆的船员就已经从印度人那里购买了鸦片,并把它们带到东南亚出售。由于缺乏销售渠道,多数鸦片被直接带到澳门,在那里卖给葡萄牙人,再由他们卖给熟悉的中国商人。直到此时,英国东印度公司自身一直不从事鸦片贸易,因为这种贸易规模太小,而且英国殖民地离印度的罂粟主产区太远,没有成本优势。

公元1773 年,英国东印度公司被莫卧儿帝国授予" 鸦片专卖权",1779 年,英国人弗格森在黄埔开设了中国大陆的第一家鸦片专营店

1732 年夏季,英国人首次尝试在中国销售鸦片。当时来到黄埔港的四艘英国东印度公司商船中,"康普顿号"和"温德姆号"瞒着公司领导,私自携带了一些鸦片。据英国东印度公司档案记载,"由于鸦片在中国价格不错,致使船长或船员不顾其行为带来的危险后果,携带一些到市场出售。"这已经是雍正皇帝下达禁烟令以后的三年了,英国船员公然在广州市场上叫卖鸦片,并没有受到任何阻碍。使他们烦恼的是,十三行商人对他们带来的西班牙银元成色不满,坚持认为含银量只有93%,而非标准银元的95% ;此外,英国船员愚蠢地将购买的武夷茶叶与樟脑储存在一起,导致茶叶全都变了味。返回印度以后,英国船员大肆夸耀自己在广州卖鸦片获利的冒险故事,公司管理层对此不以为然。次年(1733 年)5 月25 日,当"康普顿号"和"温德姆号"再度从南印度的马德拉斯港启程前往广州时,公司管理委员会特别给它们下达指令:

"前时经圣乔治要塞( 英国东印度公司在马德拉斯的基地) 开来的船只,经常带来鸦片到中国出售,现在不知在你们的船上是否有这种商品带往该市场?我们认为,我们有责任(否则恐怕你们不知道)通知你们,中国皇帝最近制定严禁鸦片的法令。惩办方法是,凡在你们的船上发现鸦片,一律没收,不仅船只和货物会被充公,而且向你们购买鸦片的中国人也会被处死刑。顾虑及此,必须采取更加有效的方法,防止发生这类不幸事件。为此,你们必须尽可能用最好的方法,在你们的船上严密调查和询问,搞清楚船上有没有这种东西。如果有,你应该在离开马六甲之前,将它们从你的船上弄走。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不得携带、也不准你们的船运载这种东西到中国,否则你们要面临违反公司命令的危险责任。"英国东印度公司管理委员会的这份禁止在中国出售鸦片的指示,历来被当作雍正政府严禁鸦片的主要证据,但它与当时的事实并不相符。雍正政府既没有下达过任何禁止鸦片贸易的禁令,也没有惩办过任何鸦片贩子,更不要说将他们处死了。尽管当时并无鸦片禁令,鸦片贸易却并不兴旺,因为在中国全面禁止烟草、又缺乏吸食纯鸦片专业设备的大环境下,中国民众对鸦片并没有多少需求。英国东印度公司无意为了如此小的贸易额使自己陷入危险之中,因此宁愿相信捕风捉影的传闻,禁止船员在中国出售鸦片。这份禁令得到了较好的贯彻:在此后的半个世纪内,确实很少见到英国船只在中国出售鸦片的记载,以至于后来清朝政府真正开始查禁鸦片时,广州当局同意:"(英国东印度)公司船被豁免于对鸦片的搜查。"当然,这并不代表英国人就不再涉足鸦片贸易,他们在马来亚等东南亚地区卖掉鸦片,换成银元和东南亚特产,再把它们拉到广州,卖给广东十三行。向中国输入鸦片的工作,于是便落到了东南亚华人和澳门葡萄牙人的肩上。

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华鸦片贸易态度的真正转变,发生在1757 年之后。如上文所述,1757 年6 月23 日,克莱武在普拉西奇迹般地战胜了兵力20 倍于己的印法联军,一举征服孟加拉,控制了这个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罂粟生产地。从此,英国船只上开始出现越来越多的鸦片。1764 年,英国军舰"阿尔戈号"因为遭台风受损,驶入黄埔港修理。粤海关要求像对待普通商船一样丈量该船,但英国船长不同意,声称自己的船属于皇家海军,不属于东印度公司,不是来华做买卖的,船上没有要出售的商品,不应被丈量。双方僵持达四个月之久,十三行商人为此受到很大压力,行商被广东官员威胁,如果为该船承保,要取缔外贸资格并赶出广州,结果没有一位敢于承保该船,最后英方让步。英国东印度公司听说,该船曾装载鸦片,怀疑它因此拒绝中国官员丈量,为此进行了详细的调查。

公元1773 年,英国东印度公司被莫卧儿帝国授予"鸦片专卖权",这大大激发了公司对鸦片贸易的兴趣。经过几次谨慎的尝试,对华鸦片贸易被认为确实可以获得稳定的利润。1779 年,不隶属东印度公司的英国人弗格森在黄埔开设了中国大陆的第一家鸦片专营店。受这家商号的成功经营激励,公司雇员华生中校于1781 年致信印度总督哈斯廷斯,建议将孟加拉鸦片直接运往中国销售,并由英国东印度公司垄断,因为他估计,仅在华南每年就能销售1200 箱鸦片,每箱鸦片平均可以卖到500 银元,这样每年就能给公司带来60 万银元的收入。在当时孟加拉鸦片滞销、广州市场现货白银匮乏的压力下,公司董事会最终同意,开始对华鸦片出口的冒险。这的确是一种冒险,因为此时,乾隆皇帝的政府确实已经意识到了鸦片的危害,并开始在广东口岸严查鸦片了。这样,鸦片在中国市场上的销售情况便与华生中校的预期相差甚远了。

1782 年,依照哈斯廷斯总督的授权,英国东印度公司派出2 艘商船,载3067箱鸦片东行。船长被告知,尽可能在马来亚沿岸卖掉这些鸦片,卖不掉的鸦片则拉到广州出售。不料,其中一艘商船只卖出十分之一的鸦片之后,便在苏门答腊被法国军舰俘虏,损失了一千多箱鸦片;另一艘英国东印度公司商船"嫩实兹号"载着1600 箱鸦片逃到菲律宾,从那里开往广东。"嫩实兹号"原本想像以前的鸦片运输船一样,直接在澳门卸货,但广州的东印度公司管理委员会却认为,"应当禁止澳门的船主们购买这样大量的鸦片,因为在该市的鸦片,除已经售出的以外,至少还有1200 箱",处于严重滞销的境地。

很显然,"嫩实兹号"要想在中国卖掉这么多鸦片,只有一个办法:去找广东十三行。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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