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十三行史话》之十九: 孽海花孟云王——罂粟的罪恶诱惑 ( 下 )

作者:文 / 罗三洋

《广东十三行史话》之十九: 孽海花孟云王——罂粟的罪恶诱惑 ( 下 )

(一)

道德堕落、财务困难的先官走私鸦片不难理解,可是身为广东十三行总商,富可敌国的潘振承为什么要向鸦片贩子提供信息咨询呢?

1782 年,依照哈斯廷斯总督的授权,英国东印度公司派出 2 艘商船,载 3067箱鸦片东行。船长被告知,尽可能在马来亚沿岸卖掉这些鸦片,卖不掉的鸦片则拉到广州出售。不料,其中一艘商船只卖出十分之一的鸦片之后,便在苏门答腊被法国军舰俘虏,损失了一千多箱鸦片;另一艘英国东印度公司商船“嫩实兹号”载着 1600 箱鸦片逃到菲律宾,从那里开往广东。“嫩实兹号”原本想像以前的鸦片运输船一样,直接在澳门卸货,但广州的东印度公司管理委员会却认为,“应当禁止澳门的船主们购买这样大量的鸦片,因为在该市的鸦片,除已经售出的以外,至少还有1200箱”,处于严重滞销的境地。

很显然,“嫩实兹号”要想在中国卖掉这么多鸦片,只有一个办法 :去找广东十三行。但是,按照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记录,十三行商人们“不论在什么方式下,都不愿意利用自己的名义去做这件事”。公司大班几经周折,才找到一位“惯于做鸦片买卖,并早已用各种办法将这种买卖的关节打通”的行外商人“先官”。

先官敢大着胆子与外国人做违法的鸦片贸易,是因为他既熟悉外贸,又对鸦片感兴趣。先官的父亲老先官本是广东十三行之一的远来行老板,当“哥德堡号”在公元 1744 年首次抵达广州时,老先官是首位接待瑞典商人的行商。

据瑞典文献记载,老先官姓陈,身材肥胖,待人和蔼,他经营的远来行虽然规模不大,货物价格较高,而且品种还很有限,但货物的品质都不错,很对瑞典人的胃口。老先官的一位亲戚也姓陈,经营的广顺行规模比远来行大得多,货物品种繁多,价格也便宜,但质量有好有坏。“哥德堡号”离开之后,老先官的远来行在广州外贸市场上消失了,同属陈家的广顺行生意却蒸蒸日上,长期高居广东十三行的三甲之列。不过,广顺行的繁盛建立在大量商欠的基础上,1778年,广顺行终于资不抵债,破产倒闭,这对陈家是巨大的打击。

作为老先官的儿子,先官继承了一大笔遗产,却不具备经营这笔财富的品格。和许多堕落的富二代一样,他是广州知名的花花公子,在女人身上花了无数的钱财,并因此狂热地寻找春药的刺激,结果无可避免地堕入鸦片的深渊(鸦片是那个时代最常用的春药之一),父亲的遗产就这样被他逐渐挥霍掉。亲戚的广顺行在 1778 年破产,又给他招来了一笔烦人的债务,真切地面临着破产抄家的危险。在这两方面原因的驱使下,他积极地投身鸦片贸易,并迅速成长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大鸦片贩子。

长久以来,“先官和散商船的头目大量交易鸦片”,走私经验丰富,展现出比父亲老先官更加精明的商业头脑。“嫩实兹号”大班发现,“全船的货物(鸦片)只能按照他(先官)提出的条件出售。”在完全找不到销路的情况下,英国人被迫将200箱鸦片以每箱250至290银元的低价(仅有华生中校估计价格的一半)批发给先官,而且此后还要继续由他摆布。

“先官认为,该船在澳门会引起查询,以致惹来不便”,“潘启官(潘振承)也认为,该船应驶入黄埔,以免被怀疑。”

道德堕落、财务困难的先官走私鸦片不难理解,可是身为广东十三行总商,富可敌国的潘振承为什么要向鸦片贩子提供信息咨询呢?从经济的角度看,这似乎 毫 无 必 要 :与 行 外 商 人 先 官 不 同, 潘振承具备做合法外贸生意的资质,通过向外国商人出售茶叶、丝绸、瓷器等合法商品,再把棉花、毛皮、钟表、海鲜、香料等外国商品倒卖到内地,利润已经非常可观。潘振承有什么理由,要趟非法且滞销的鸦片贸易这潭浑水呢?

原因可能有三个 :

一、潘振承是广东十三行总商,要对广东的所有外贸事务负责。先官尽管是个行外商人,但他是已故行商老先官的儿子, 还 是已 经破 产 的广顺行 老 板 的亲戚, 与十三行来往很多。17 8 2 年是广东十三行历史上最困难的一年,包括潘振承的同文行在内,尚未破产的洋行只剩下四家,急需扩招。在乾隆皇帝和内务府的严厉要求下,粤海关放宽了外贸限制,并史无前例地积极招商,尽管“广州商人大都想逃避这种繁苛的荣誉”。在所有递交外贸商行申请的商人之中,先官是最大的热门人选——事实上,先官在当年 8 月便第一个被授予了外贸执照。尽管潘振承拒绝按照粤海关监督的命令,为先官承保,但他不可避免地要与先官搞好关系。潘振承很清楚,先官正受到粤海关监督以至于内务府的强力支持,如果在此时告发先官走私鸦片,不仅很可被拒绝受理,而且还会危及自己在官府和十三行内的人际关系。即便官司获胜,先官等鸦片贩子被捕,企业破产,身为广东十三行总商,潘振承也得负责清偿其部分债务。

所以,对于潘振承而言,告发鸦片走私,既赔本,又挨骂。难怪在广东十三行一百多年的历史上,从没有一位行商告发过鸦片走私,后来被林则徐怒斥为“伪为不闻不见,匿不举发”,“掩耳盗铃,预存推卸地步,其居心更不可问”,“谓非暗立股份,其谁信之?”话虽如此,但如果制度不变,十三行商人包庇鸦片走私的现状就不可能改变。

二、潘振承年轻时长期在南洋经商,而南洋华人是鸦片的主要消费者,势必袒护鸦片贸易,这不可避免地影响了潘振承,让他对鸦片贸易持温和观点。

三、如上文所述,住在广东天地会大本营海幢寺边上,福建籍的潘振承极有可能是天地会成员。天地会的主旨是反清复明,但经过百余年的尝试,在军事上击败清帝国的全部努力都宣告失败。众所周知,林则徐曾经宣称,如果任由鸦片走私而不制止,会导致“中原几无可御敌之兵,且无可充饷之银。”林则徐既是清朝忠臣,也是天地会的死敌,他担心出现的情况,又何尝不正是天地会渴望出现的情况吗?现实是,天地会的“洪拳”不能打败的清军,却可以被鸦片打败,一向不惜任何手段、代价都要推翻清朝的天地会怎么能不积极支持鸦片走私呢?身为天地会核心成员,潘振承又怎么可能不执行组织的决议呢?

就这样,在广东十三行总商潘振承和十三行预备成员陈先官的引导下,“ 嫩实兹号”载着 1400 箱鸦片,堂而皇之地开入黄埔港。哈斯廷斯总督闻讯后,连忙批示:“我们认为有必要注意的是,‘嫩实兹号’是作为一艘武装军舰进入中国内河的,不得向中国当局报告载有鸦片,这是禁止买卖的。”他实在有些多虑:在广州官员和行商们的配合下,“嫩实兹号”成功地停泊入黄埔港,卸下了那1400箱鸦片(实际上,直到1796年,合法进口鸦片在广州依然是可能的 )。此时只剩下一个问题 :这些鸦片根本没有人要。英国人在黄埔港等了足足一个季度,最后他们放弃了努力,在11月底将全部 1400箱鸦片以每箱210银元的低价批发给陈先官,而且是赊账——陈先官为获得外贸执照花了太多的钱,他已经欠下了英国东印度公司236880两白银,所以对这批鸦片只能打白条,总计便欠下了英国东印度公司53万两白银的巨额债务。

粤海关监督很清楚陈先官的这些勾当,当“嫩实兹号”离开黄埔港时,他借口该船没装载出口商品,索要了2万两白银的规礼,才给它颁发了离境许可证。英国东印度公司评论说:“这2万两白银等于或者补偿了输入本地消费的200箱鸦片的关税,合计每箱100两白银……”

1782年的第一次对华鸦片投机,不仅没让英国东印度公司赚到钱,反而使它损失惨重 :一千多箱鸦片连同一艘商船被法国军舰抢走,在马来亚卖鸦片获得 59600银元,其余的鸦片批发给陈先官,获得现钱54000银元和294000银元的白条。扣除鸦片的成本336200银元、船员的薪水和船只的损耗,以及在广州缴纳的47500银元税费,“不计利息在内,亏损54627两白银,即亏损18.7%!”而且,这还是在陈先官的巨额白条完全兑现的前提下。

“嫩实兹号”离开黄埔港返回印度后,英国东印度公司得知,这1400箱鸦片在中国找不到销路,陈先官只得再自费雇船把它们运到“东京(越南海防)到马来半岛的沿岸出售”,但“在廖内(新加坡南侧群岛)被海盗劫掠,遭受70000银元的巨大损失”,“有500箱再运回澳门,它们是在马来各口岸无法售出的,因为从孟加拉到澳门的各商船都大量运载这种商品。我们不能认为陈先官去年的交易是很顺利的……他曾经说过,准备本季度就和我们清账……”到了1783年底,陈先官承认自己无法还清294000银元的鸦片白条,再加上其余的债务,远来行已经资不抵债。为了避免破产流放的悲惨结局,次年(1784年),陈先官被迫把自己的洋行以1万银元低价卖给了原同文行账房先生,此君正试图摆脱赔钱的盐商身份。

(二)

既然怡和行起家的基础是远来行,那么伍国莹当然就继 承了陈先官的资产、 债务和贸易网——那可是当时中国最大的鸦片走私渠道。

不用说,这位盘下资不抵债的远来行,从而获得本属陈先官的外贸资质的原同文行账房先生,正是伍国莹。他将远来行改名为怡和行,后来逐步发展为中国最大的外贸企业,他的儿子伍秉鉴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最终成为当时世界首富。

既然怡和行起家的基础是远来行,那么伍国莹当然就继承了陈先官的资产、债务和贸易网——那可是当时中国最大的鸦片走私渠道。

当时看来,伍国莹用1万银元购买的绝对不是什么优质资产,而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烂摊子——鸦片走私在当时不仅非法,而且赔钱。英国东印度公司手里那张20多万银元的鸦片白条,以及陈先官之前欠下的其他债务,正等着伍国莹来偿还。认清了这个情况,对我们理解怡和行早期的一些谜题大有帮助。

我们知道,怡和洋 行成 立 后几年,一直积极开展经营。但到了1788年,伍国莹突然携款潜逃,在中国大陆上销声匿迹。到了1793年,伍国莹的次子伍秉均又以“沛官”的新商名重建怡和洋行,而且还以承保英国大使马戛尔尼勋爵给乾隆皇帝进贡的“印度斯坦号”为怡和洋行开张!

解决这一历史谜团的钥匙,也许就藏在英国东印度公司关于鸦片贸易的一份档案里:1793年,公司从广东十三行处收回最后 42500 银元,陈先官在 1782年立下的 294000 银元的鸦片白条至此全部连本带息还清。这一记录或许能解答伍国莹潜逃海外、伍秉均重建怡和洋行、并承保马戛尔尼的“印度斯坦号”这一连续的、非同寻常事件的疑团——伍国莹逃往海外,可能是利用他和天地会的特殊关系,去协助英国东印度公司解决1782至1783年在东南亚被劫走的上千箱鸦片遗留问题,因为在南海和马六甲海峡打劫的海盗主要是天地会成员,或与他们有联系的越南人和马来人。伍秉均能够承保马戛尔尼的国使船只,可能正是对伍国莹在海外的贡献以及他本人还清东印度公司鸦片债务的奖励。

由此可知,怡和洋行 ( 远来行 ) 的兴衰沉浮,与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对华鸦片贸易息息相关。伍国莹家族和英国东印度公司之所以会在 18 世纪末生出这么多波 折, 根 本 原 因只有一个:当时鸦片在中国市场上滞销。如果鸦片在 18 世纪末畅销于中国市场,那么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大鸦片贩子陈先官就会赚取暴利,而不会费尽心思向英国人压价、打白条,再把鸦片运回东南亚去出售,招来海盗洗劫,最终资不抵债,被迫把祖业远来行低价卖给伍国莹,伍国莹也不至于在经营之初就背上巨大的债务负担,被迫携款潜逃,经过九死一生的多年海外漂泊,才终于还清鸦片债务, 并且帮助儿子 伍秉均重整山河,英国东印度公司及其委任的马戛尔尼勋爵也不会对伍秉均如此厚爱。

精明的伍国莹从陈先官处购买远来行这个当时中国最大的鸦片走私网,起初的目的也许并不是为了参与鸦片贸易,而很可能只是觉得这样用 1 万银元“买壳上市”,比花好几万银元向粤海关购买外贸执照划算得多。

然而,天上不会掉馅饼。当年真实的交易底细虽然已经无法知晓,但后来发生的事情让我们有理由推测,陈先官在把远来行卖给伍国莹时,很可能并未向他透露自己的全部债务,特别是中国政府不可能承认的那张 294000 银元的鸦片白条。交易完成后,英国东印度公司突然拿着这张鸦片白条找上门来,必定让伍国莹大吃一惊,此时再去找陈先官算账,为时已晚。

经过冷静思考,伍国莹明白,自己尽管可以借口鸦片贸易在中国非法,拒绝偿还这笔债务,但英国东印度公司从此将永远不会与自己做生意,这对于伍国莹及其子孙们经营的外贸企业无疑是致命的。为了怡和洋行的长久发展,他必须归还这笔数倍于自身资产的鸦片债务,陈先官留下的鸦片走私网也必须继续秘密运转。这样一来,伍国莹自作聪明向陈先官收购远来行的费用,就远远超过了从合法渠道向粤海关购买外贸执照的费用,等于用多花的这笔钱收购了一个鸦片走私网。

无论伍国莹与陈先官的交易内容究竟如何,从远来行继承的鸦片走私网,都是怡和洋行的原罪,也是伍家的原罪。

(三)

进入19世纪,中国鸦片贸易突然变成了世界上最赚钱的生意,短短几十年内催生了一大批亿万富翁。究其原因,都要归功于一项小小的发明——鸦片烟枪和鸦片烟灯。

带头走私鸦片的陈先官被广州外贸市场淘汰了,他的命运当然不值得同情,但造成他失败的直接原因却并不是清政府严禁鸦片,而是鸦片在中国滞销。陈先官并没有输在违法经营上,而输在误判了市场形势上。18 世纪末的中国,并没有做好取代东南亚成为全球最大鸦片市场的准备,陈先官下手太早,结果惨遭淘汰,被迫把这个前景光明的非法市场和他自己的企业都廉价转让给了伍国莹一家,后者以此基础展开外贸,最终成为世界首富,而此时陈先官想必早已不 在 人世了。

为了生存和发展,伍家及怡和洋行必须异常谨慎地周旋于清朝政府与英国东印度公司之间,而且还要祈祷幸运女神的眷顾,因为 18 世 纪 末中国市场上的鸦片贸易,不仅非法,而且容易赔钱,有了陈先官这个反面典型做警示,大部分商人都避之唯恐不及。但进入 19 世纪,中国鸦片贸易却突然变成了世界上最赚钱的生意,短短几十年内催生了一大批亿万富翁和百万富翁。究其原因,都要归功于一项小小的发明——鸦片烟枪和鸦片烟灯。

清代中国政府和民众对鸦片有一些根本错误的认识,其影响至今尚存。例如说英国、美国、荷兰等西方各国都在本国禁止鸦片,唯独不禁止向中国出口鸦片, 是蓄意毒害中国人。

实际上,在 19 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鸦片在这些西方国家不仅没有被禁止过,反而一直被大力鼓励生产和使用,至18 6 0 年 时, 鸦片甚 至 成 为全 球 唯一 一种普遍免收进口税的特殊商品。19 世纪的西方人普遍熟悉鸦片,但由于他们按照传统方法吞服,经常服用了几十年鸦片也没有上瘾,更没有产生副作用,所以西方民众大多认为,鸦片和酒、茶一样,并无什么害处。在 19 世纪的欧洲,呼吁禁止鸦片的呼声比呼吁戒酒的呼声还弱。结果,直到 1912 年才签署了第一个国际禁止鸦片协议,但土耳其等鸦片生产国拒绝到会,签署国也不认真履行协议。由于对鸦片在西方国家的流行和使用情况认识彻底错误,所以 19 世纪清朝政府的一切相关外交努力 ( 例如林则徐致维多利亚女王的两封信 ) 全都毫无作用。

同样,清代中国政府和民众对鸦片烟枪的起源也普遍认识错误。很多人以为,鸦片烟枪是英国人发明的,和第一批鸦片一起输入中国。事实是,鸦片烟枪的发明与英国人毫无关系,这从鸦片烟枪富有东方特色的外形就能揣测出来。与普通烟斗相比,鸦片烟枪是一种更为精致的艺术品,往往还与同样精致的鸦片烟灯配合使用。作为清朝最富盛名的艺术品收藏家,乾隆皇帝与其宠臣和珅从未见过鸦片烟枪和鸦片烟灯,因为这两种艺术品在他们生前尚未发明出来。也就是说,直到 18 世纪末,世界上还不存在我们今天看到的鸦片烟枪和鸦片烟灯。

在人类历史上,这一项社会与历史意义十分重大的小发明,大大改变了人类服用鸦片的方式,极大地增强了鸦片的上瘾性和副作用,很快使人均鸦片消费量提升了 4 至 9 倍。在 发明后的半个多世纪内,只有中国人以这种方式抽鸦片。

在此期间,英国作家 托 马斯•德•昆西服用鸦片达 55 年之久,并在 1821 年发表《瘾君子自白》( 直译为《一个英国吃鸦片者的自白书》) 一书,描述鸦片给自己造成的感受。直到托马斯•德•昆西在1859 年去世为止,他从没有用鸦片烟枪和鸦片烟灯抽过鸦片,也从没有见哪个英国人这样抽过鸦片。据美国相关档案记载,直到 1868 年,才出现第一个用鸦片烟枪抽鸦片的白人。这样看来,鸦片烟枪和鸦片烟灯的发明者肯定是中国人。

据《庄谐选录》和《粤东市舶论》等文献记载,其发明过程如下 :

乾隆末年,广州有位富商,虽然家中早已堆满金山银海,不必再为柴米油盐发愁,却有一样烦心事:其父亲去世后,老母百病缠身,一度出家为尼,又遍寻天下名医诊治,却都毫无效果,结果下半身瘫痪,日夜痛苦不堪。何以镇痛?唯有鸦片。由于病痛实在难熬,鸦片用得久了,疗效逐渐下降,以致富商搜尽世间珍奇以博老母一笑。这位老妇在家闲着无事,某日便用灯点燃鸦片膏,再用一个花露水瓶接住产生的烟雾,用鼻孔吸入肺中,感觉异常欢快,于是每天都这样抽鸦片。富商得知后大喜,想方设法改进技术,于是便发明了鸦片烟枪和鸦片烟灯。这正是:古有幽王烽火戏诸侯灭大周,今有富商烟枪孝老母亡大清!

这对发明鸦片烟枪和鸦片烟灯的广州富商母子,是否就出自主营外贸、经常接触鸦片的广东十三行呢?这种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不过,也存在一种不那么戏剧化的可能性:自从雍正皇帝下诏禁止鸦片与烟草混合吸食的“鸦片烟”以后,中国瘾君子们就一直在致力于研发吸食纯鸦片的设备。到了1800年左右,他们终于攻克了各个技术难关,发明了鸦片烟枪和鸦片烟灯。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很可能借鉴了印度东部的鸦片水烟袋 (印度人称之为“马达克”,当时加尔各答有很大的华人社区,新加坡也有很大的印度人社区,珠江三角洲也活跃着大量印度巴斯族商人,可以提供技术交流的条件),而又孜孜不倦地加以改进,最终发明了鸦片烟枪和鸦片烟灯。虽然广东十三行的某些成员可能在这一研发过程中起了促进作用,但在清朝中叶的大环境下,即便没有广东十三行,鸦片烟枪和鸦片烟灯迟早也会被发明出来。

(四)

以往经常被公司领导层忽视和回避的对华鸦片贸易,突然间成长为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支柱性产业。 这很快也引起了其竞争对手的注意。

鸦片烟枪和鸦片烟灯在1800年左右的发明,使中国瘾君子的人均鸦片消费量提升了4至9倍,并大大增强了鸦片给人体带来的快感,诱使更多的中国人购买鸦片。结果,便是鸦片贸易的骤然繁荣和迅猛发展。在 1799年之前,印度鸦片在广东市场的售价一直是一箱不过二三百银元,年销售也不过一千多箱,如果进口超过两千箱,就会引起严重的滞销和降价。当年底,嘉庆皇帝还首度发布了明 确 的鸦片禁令。 出乎他的意料,禁令发布次年(1800年),输入中国的鸦片反而突然 上 升 到 322 4 箱,1801 年更上升到 4570 箱。此后直至1823 年,中国每年进口的鸦片都稳定在四五千箱(偶尔低至三千余箱),因为英国东印度公司不希望鸦片破坏与清朝政府的友好关系,限制鸦片对华出口,同时为了保证鸦片的质量而限制印度农民种植罂粟。由于销量大增,产量一时跟不上,孟加拉鸦片的批发价格从1797 年的每箱264卢比一路狂涨到1801年的每箱 1383 卢比,1803 年更涨到每箱 1950 卢比。在广州市场上,孟加拉鸦片的批发价格在1799年突破了每箱 500 银元,至 1803 年涨到了可观的 1430银元。1804年,相对廉价的麻洼鸦片进入中国,对孟加拉鸦片形成竞争,价格才略有下降。结果,英国东印度公司的鸦片收入从 1797 年的 48 万卢比猛增到 1799 年的 237 万卢比,1803 年更达到 552 万卢比,接近全印度当年税收的十分之一,而在 1797 年之前,鸦片收入从未超过印度全年税收的百分之一,纯属可有可无。以往经常被公司领导层忽视和回避的对华鸦片贸易,就这样突然间成长为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支柱性产业。

英国东印度公司获得了一块从天上掉下来的大馅饼,这很快就引起了其竞争对手的注意。19 世纪最初的几年,威灵顿公爵兄弟为了征服马拉地联邦,与印度西部的许多王公结盟,允许他们同英国东印度公司及葡萄牙人合作贸易。早在英国人到来以前几百年,这块叫做“麻洼”的地区就曾经被阿拉伯人征服,阿拉伯统治者发现其土壤和气候很适合罂粟生长,便教印度农民种植罂粟并生产鸦片,然后出口到波斯、阿拉伯等地。如今, 通过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船员及巴 斯、亚美尼亚、葡萄牙商人,麻洼鸦片又发现了一个更大的新市场——中国。

于是,自从公元1804年起,麻洼鸦片大量出口到中国,同英国东印度公司垄断的孟加拉鸦片形成价格竞争 ;同时,在印度没有根基的美国商人闻讯后,则将商船开到中东,向土耳其和伊朗购买鸦片,再运到广东来出售。

在孟加拉鸦片、麻洼鸦片、伊朗鸦片和土耳其鸦片之中,中国瘾君子最喜爱的是孟加拉鸦片,称之为“公班土”,即英国东印度公司自产的鸦片,又因为颜色乌黑,称为“乌土”;麻洼鸦片颜色较浅,称为“白皮土”;土耳其鸦片因为主要由美国人贩卖,以美国国旗的花纹称为“金花土”;伊朗鸦片因为颜色发红,称为 “红皮土”。

公班土进入清朝中国市场时间最早,价格也最贵,白皮土次之,金花土和红皮土又次之。实际上,以鸦片中的主要上瘾成分吗啡含量论,英国本土最受欢迎的土耳其鸦片质量远比印度鸦片高,吞服起来更刺激。但是,印度鸦片中的可卡因含量四倍于土耳其鸦片,用鸦片烟枪抽起来感觉更加醇美,土耳其和伊朗鸦片因为吗啡含量过高,抽起来太刺鼻,所以不受19 世纪的中国瘾君子欣赏。

尽管土耳其和伊朗鸦片不像印度鸦片那样受中国市场欢迎,却也足以让一批美国鸦片贩子赚到第一桶金。伍秉鉴之所以收罗伯特•福布斯为干儿子,不仅是因为后者聪明伶俐,长相还与自己有些神似,也不仅是因为他是旗昌洋行的职员。当时,罗伯特•福布斯的真实身份是伶仃洋上最大的鸦片趸船“伶仃号”的船长,每年可以获利 30 万银元以上,财富前景一片光明。据罗伯特•福布斯自己说:“我希望统领‘伶仃号’趸船,这是唯一适合我的健康、兴趣和喜好的事业,我可以随时返回,也可以与最亲近的人轻松往来。”这些“最亲近的人”之中,就包括罗伯特•福布斯的义父伍秉鉴,福布斯迫切地需要伍秉鉴向自己提供可靠的鸦片行情、销售渠道和相关政策信息,伍秉鉴也当然没有让这个干儿子失望。

英国、印度和美国的鸦片贩子都已乐在其中,不能自拔,而他们的主要贸易伙伴广东十三行则更深地沉溺于鸦片之中。经营不善、濒临破产的行商为了挽救企业,不得不参与鸦片走私;经营良好的龙头企业,如潘振承家族的同文行,为了保护公行利益和减轻自身负担,暗地里为鸦片贩子通风报信;更有像伍国莹父子的怡和洋行这样的大型外贸企业,巧妙地间接参与鸦片贸易。

到了道光皇帝登基的 1820年,广东的鸦片走私已经成为一个公开的秘密,广东官员们却只关心填鼓自己的腰包,拿到好处费以后,便对往来于珠江三角洲各处的鸦片船只熟视无睹。当年,中国为进口鸦片向外国鸦片贩子支付了 840万银元,首次超过了英国东印度公司向广东十三行购买的合法商品货值 (636万银元),主要原因是中国市场需求旺盛,导致鸦片价格创出历史新高,孟加拉的“公班土”卖到每箱 2500银元(合1800两文银)的天价。也就是说,优质鸦片的价格此时已经超过白银。由于中国市场大幅推高了鸦片价格,东南亚的传统鸦片市场严重萎靡,很多人都戒掉了鸦片,中国从此成为全球最大的鸦片市场,年消费量比全球其他地区的总和还多。

(五)

在 19 世纪的亿万中国农民努力下,中国鸦片的品质不断提高,最终彻底压倒印度等国的鸦片,独霸全球市场,成为清末民国的中国经济支柱。

中国鸦片贸易的巨大利润,在极短的时间内就吸引了全世界的注意力,其中当然也少不了部分精明的中国农民。

他们既然能迅速掌握辣椒、玉米、红薯、土豆、烟草、花生、西红柿、向日葵、菠萝 、橡胶等美洲的农作物种植方法,种植罂粟和生产鸦片肯定也不在话下。如上文所述,在台湾、新疆和甘肃,早在明末清初就有鸦片生产的记录,而据道光朝名士包世臣的《安吴四种》记载,“嘉庆十年(1805年)后,浙江台州、云南土司亦有种罂粟取膏者。”道光初年,国产鸦片已经由台湾而福建、浙江,由缅甸而云南,由云南而四川、贵州、广西、广东,由甘肃而陕西、山西,罂粟花盛开在清帝国的半个版图上。然而,国产鸦片在当时被认为质量粗糙,抽起来不过瘾,因此销量很差,价格自然也很低,利润不高,鸦片贩子只好把国产鸦片与印度鸦片混合在一起,冒充纯的印度鸦片出售。鸦片战争前,何太青、吴兰修、许乃济等广东官员都曾提出鼓励中国民间自种罂粟,将进口鸦片合法化,但大幅提高进口税,这样就可能阻止进口鸦片垄断市场,造成中国白银外流的局面。前后三任两广总督卢坤、邓廷桢、祁愩都支持这一意见,但遭到朱樽、许球、袁玉麟等人的驳斥,认为进口税太高只会导致鸦片走私愈演愈烈,鼓励中国民间自种罂粟会恶化社会风气,而且国产鸦片无法与外国鸦片竞争,无济于事。最终,鸦片本土化提案被道光皇帝否决。遗憾的是,此后半个世纪的历史证明,何太青、吴兰修、许乃济等人的鸦片本土化提案是正确的,就连禁烟英雄林则徐本人,也在鸦片战争后力挺本土鸦片了。在19世纪的亿万中国农民努力下,中国鸦片的品质不断提高,最终彻底压倒印度等国的鸦片,独霸全球市场,成为清末民国的中国经济支柱。

在中国本土鸦片品质还较低劣的 18世纪末至 19世纪初,外国鸦片在中国市场广受欢迎,主要优势是纯度高。如上文所述,英国东印度公司非常重视鸦片的质量,不惜为此限制产量。印度的一位鸦片检察官在1835 年的公函中这样说:“孟加拉鸦片代理处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提供一种特别适合中国人口味的鸦片。中国人鉴别鸦片,以鸦片受热水浸泡后残余物的比例为准。他们吸食鸦片时,喜欢纯净而猛烈的味道。所以,我们应尽可能地保持鸦片的原味和其在热水中的可溶性……众所周知,在糖类……的各种加工方法中,真空蒸馏是保持其原位、可溶性及药效的最佳方法……基于以上事实,可以得出结论:从化学角度来说,在真空中蒸馏鸦片是可取的……我毫不怀疑,这样的加工方法会极大地提高吸鸦片时的劲力和口感,并使鸦片保持良好的可溶性和强大的麻醉作用。”正是通过这种无所不用其极的科学研究,英国东印度公司才得以生产出最受中国市场欢迎的鸦片。为了能够与孟加拉鸦片竞争,印度西部的王公富商也纷纷投资于鸦片研发,使得在 1805年还被认为“极差”的麻洼鸦片的品质在短短十年内有了巨大的提高,最终以更好的性价比取代孟加拉鸦片,至鸦片战争前已成为中国市场上的主要鸦片品种。

(六)

把鸦片带入中国各地的,是中国鸦片贩子, 而广东十三行一百多年来经营开拓的洋货内销贸易网,又在其中起到了主导性的作用。

嘉庆、道光年间,外贸俨然成为中国第一大经济支柱,崇洋媚外之风盛行全国。鸦片战争爆发前夕的 1837年,大臣梁章钜在《退庵随笔》书中写道 :“近来……房屋舟舆无不用玻璃,衣服帷幕无不用呢羽,甚至食物器具,曰洋铜、曰洋瓷、曰洋漆、曰洋锦、曰洋布、曰洋青、曰洋红、曰洋貂、曰洋獭、曰洋纸、曰洋画、曰洋扇,遽数之不能终其物……其始达官贵人尚之,浸假而至于仆隶舆儓,浸假而至于倡优婢嫔。”人心如此,同为舶来品的鸦片,以及其最新、最刺激的烟枪吸食法,自然就很容易通过洋货内销贸易网传遍全国各省。

在 1800年之前,大量服用鸦片的现象仅限于广东、福建、台湾,中国绝大部分地区的民众直到1800年以后才接触到鸦片,他们自然认为烟枪、烟灯吸食法是唯一正确的鸦片使用方式,浑然不知这只是一种时尚的新发明。

在崇洋媚外之风盛行的环境下,从1800年开始,鸦片像野火一样在全中国蔓延开来,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最为崇洋媚外的紫禁城,也是鸦片烟枪最早打开的华北市场。1831 年,道光皇帝发现,太监张进幅在天津港口购买了160两鸦片,带回紫禁城贩卖给同僚,审问得知,张进幅本人“吸食鸦片烟已三十余年”,可见他在 1800年左右就开始抽鸦片了。在比华北更加富庶的长江三角洲,抽鸦片的情况更甚。1820年,名士包世臣在《庚辰杂录》书中记载:“鸦片……始惟盛于闽粤,近则无处不有。即以苏州一城计之,吃鸦片者不下十数万人。鸦片之价较银四倍,牵算每人每日至少需银一钱,则苏州城每日即费银万余 两 。”

尽管清朝政府对鸦片走私的打击一直不得力,每一次禁令最终都沦为鸦片的促销广告, 以英国东印度公司为首 的西方列强又广泛支持对华鸦片走私,但鸦片走私在19世纪初还是遭受了几次沉重的打击。1805 年,澳门葡萄牙当局宣布禁止鸦片进口,1821 年两广总督阮元较为严厉地处理了叶恒澎走私鸦片案,导致鸦片走私船在澳门和黄埔都不再安全,被迫撤离到伶仃洋上。但是很快,鸦片贩子就发现,伶仃洋交通便利,又被清朝政府视为“外洋”,清朝水师从不到这里巡查,他们在这里的一切行动都不受清朝法律的制约。结果,从 1822年起,伶仃洋就成了新的鸦片贸易中心,也是罗伯特•福布斯的“伶仃号”等鸦片趸船的大本营。数十万中国鸦片贩子云集伶仃洋,不惜巨资建造当时中国最先进的船只“快蟹”,用来将鸦片从巨大的趸船上经珠江水道运往陆地。快蟹船由龙舟改进而来,有二张帆和30对桨,既可以利用风力航行,也能够以30名水手同时划桨的人力推动,航行速度比清朝兵船还快,令缉私官兵徒唤奈何。继阮元之后接任两广总督的李鸿宾拿不出有效的针对性措施,使得鸦片在广东泛滥成灾,以至于社会上传说他本人“每月受规银三万六千两,听任鸦片走私。”

由于耗资巨大的第一次英缅战争爆发,英国东印度公司开始逐步放宽印度的鸦片生产和出口限制,推动阿萨姆茶叶种植的班廷克总督更是于 1829年宣布解除对印度西部的麻洼鸦片实行达 27 年的封锁。结果,对华出口鸦片数量激增,1829年中国进口鸦片14388箱,较 1828年的11154箱增加了29%,1831年更暴增至20188箱(主要原因是麻洼鸦片的进口数量增长了一倍 ), 市场严重饱 和,导致鸦片价格狂泻,孟加拉各品种鸦片的价格下跌了 20% 至 40%,麻洼鸦片的价格几乎腰斩。至 1832 年,广州的鸦片批发价格已经不足 1820 年的一半,这诱使大批此前买不起鸦片的中国中产阶级也纷纷解囊。此后,由于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对华贸易特许经营权在 1834 年被取缔,英国和印度散商数量猛增,短期内建立了大量鸦片出口企业,更多地向中国出口鸦片,导致鸦片价格继续走低,直到鸦片战争爆发为止。与之相伴的,则是中国鸦片进口量的增长和吸食者数量的不断攀升。至林则徐虎门销烟的 1839年,中国鸦片年进口量已达惊人的 40200箱。这一中国鸦片进口量的增长过程显然并不取决于清朝的鸦片政策,而取决于英国东印度公司的经济形势 :当公司的经营状况良好时,就严格限制,甚至禁止对华出口鸦片;当公司的经营状况恶化时,就放松对华出口鸦片管制;公司破产清算,特许经营权终止以后,对华出口鸦片便完全失控了。


奇怪的是,英国东印度公司解除鸦片生产和出口限制,增加鸦片产能,并没有给公司带来任何收益。1830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向中国出口了14000箱鸦片, 收入109万英镑;到了公司破产清算的1834年,公司向中国出口了21250箱鸦片,收入却只有69万英镑。造成这种“增产减利”怪现象的原因,就在于鸦片价格的下跌,而其根源在于中国购买力的滑坡。这是一个白银外流的时代,也是中国经济开始萎缩的时代,中国民众变得越来越穷。

表面上看,当时的清帝国固然拥有史上最广阔的版图和最多的人口,GDP与整个欧洲相当,但它的领土内同时生活着地球上最富裕和最贫困的居民,贫富差距大得惊人。在19世纪初,以白银计算,中国普通体力劳动者的收入仅有英属印度普通体力劳动者收入的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瘾君子能够花在购买鸦片上的银子变得日益紧缺,这既减少了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收益,更威胁到了清帝国朝廷的财政收支。道光皇帝发现,为了挽回帝国经济的颓势,抑制白银外流和通货紧缩,并加强朝廷的执政能力,除了严禁鸦片,别无他法。而要严禁鸦片,他就必须向“天子南库”广东十三行开刀。

我们不应忘记,广东十三行是清朝内务府的财政支柱,这意味着,为了严禁鸦片,道光皇帝必须向自己的钱包宣战。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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