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剑英流泪:我确实曾将华国锋当后主对待

作者:韩钢,等

叶剑英流泪:我确实曾将华国锋当后主对待

1980年11月11日下午,陈云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重要发言。陈云讲了三点意见:

第一点,揪出“四人帮”,是华国锋对党的“一个很大的贡献”。那时,华国锋“是负主要责任的”。但是,揪出“四人帮”以后,我们党没有能够实现心情舒畅、生动活泼这样的局面,使人“大失所望”。

第二点,“华国锋同志当主席不适当”。陈云说:“那一天我跟先念同志到国锋同志那里去的时候提出,国锋同志要有自知之明,在毕生的工作里头,加号是多少,减号是多少。加号指的正确的,减号指的错误的。我讲了一句,希望国锋同志珍惜已有贡献,就是说,不要随便丢掉已经有的这一点贡献。”

第三点,“我认为这件事不能再拖了。十二大谁作报告决定下来,哪个当主席哪个作报告。”

胡耀邦在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肯定华国锋成绩的同时,也对华国锋进行了严肃的批评。胡耀邦说:华国锋是1938年参加工作的,也应该说是老同志了。有同志说是坐直升飞机上来的。我个人觉得这么说不妥当。40多年来,华国锋同志也是积累了相当丰富的工作经验,也有一定的水平。这个,我看也应该是肯定的。国锋同志和一些老同志一道,在粉碎“四人帮”这个问题上,确实是作出了很大贡献的。这是历史事实。我们的党和人民是不会忘记这一点的。粉碎“四人帮”以后,全党、全国人民,包括老同志的确是真心诚意拥护国锋同志的……但是,我觉得,国锋同志没有正确对待一个党员对党和人民应该作出的贡献。

在谈到华国锋同党、同人民的关系摆得很不正确的时候,胡耀邦列举了华国锋的5条表现,批评了华国锋对毛泽东晚年错误采取的态度。胡耀邦指出:按理来说,国锋同志内心不是对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全都赞成的。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国锋同志很关心生产,至少有三次:第一,我们在湘潭时期,他对生产的兴趣很大;第二,他自己讲,1971年揭露林彪时,毛主席同他谈话,批评他:你满脑子都是生产;第三,1975年他在听取科学工作汇报提纲座谈会上的讲话。可是国锋同志在粉碎“四人帮”后讲的却是另外的东西,什么基本路线,什么阶级斗争为纲,什么全盘肯定“文化大革命”,什么继续革命,等等。但也不会是真心话。这里边就产生一个实用主义的问题。这就是要害的地方。国锋同志在对待毛泽东同志的问题上,是拣他的需要,只顾眼前,不顾后果,只考虑个人得失,不考虑党和国家的安危。这是一种典型的实用主义,这很不好。

胡耀邦还指出,国锋同志继续当党的主席、军委主席,看来党内多数同志是不会赞成的。因此,国锋同志自己提出要辞去这两个职务,我觉得好。这对党、对华国锋同志自己都有好处。

还有人在会上对华国锋说:“你在过去四年工作中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但是显然缺乏作为中央主席必要的政治能力和组织能力。”他还指出:“国锋同志对军委工作不能胜任是大家知道的。

叶剑英在发言中做了自我批评,检讨自己在宣传华国锋中说过过头话,作了过高的赞誉,有“周公辅成王”的封建思想作怪。

叶剑英回忆了毛泽东临终时欲言未语的难忘情景,说道:

“据《三国志》第三十五卷《诸葛亮传》里记载,刘备在白帝城临终托孤时,对诸葛亮说: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之后,诸葛亮并没有照刘备的话去办,而是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毛主席临终的时候说,我不行,快完了。政治局的全体同志到毛主席那个房子,排队一个一个见主席。那时,他的心脏还没有停止跳动,看完后,退回休息室。过了一会,护士又把我叫到主席面前。当时主席看了我一眼,说不出话来,我又退了出来,不久,主席心脏就停止跳动了。当时我就想,主席为什么要第二次叫我呢?还有什么嘱托(叶剑英讲到此处,心情很激动,流下了眼泪)?我剖析毛主席在世时自己的心情,我确实把华国锋同志当做‘后主’看待,尽管我自己精力不足,水平不高,还是想尽力扶助他。我对他还讲过一些过誉的话。这是一种旧的封建思想在作怪。借此机会,我应作自我批评。”

针对华国锋过多的辩解,不肯承认错误,不敢承担责任,叶剑英说:这次政治局会议确实开得很热烈。华国锋同志犯错误,我也是有责任的。当初刚刚粉碎“四人帮”,我的头脑里也有愚忠愚义思想,有时明知华国锋同志的意见不对,但给他提出来后,他一拒绝,我也没有坚持,就这样酿成现在的局面。所以,这种情况,我也有份。

拖延和阻挠恢复老干部工作、平反冤假错案,被认为是华国锋的主要错误之一。但是说到具体情形,几乎所有的著述都是讲的汪东兴;至于对华国锋,只有简单的政治结论,事实则含糊不清。

1980年11月,中央政治局连开九次会议批评华国锋。胡耀邦在发言中说过这样一段话:“对大批受迫害的、有能力的老同志的解放、使用,我觉得国锋同志不积极,不热情,不公正。我当组织部长以后,国锋同志公开地同我讲哪一个人不能解放,这倒还没有,我总要讲一个公道话,从一九七八年以后,确实没有过。但是,我经常向他反映一些干部的情况,他总是说,哎呀,这个事我不熟悉,把材料弄清楚吧。多半是这种情况。”华国锋主政时期,胡耀邦是中组部部长,又曾经与华共事,对华比较了解,他的评论应该有分量。胡耀邦说得很清楚,华没有反对解放哪个老干部,只是“不积极,不热情”。“不积极,不热情”同有意“拖延和阻挠”当然不是一回事。

事实上,一些史料和口述,还反映出华的另一种状况。以胡耀邦本人为例。1976年“批邓”运动中,胡耀邦受到严厉批判,已经被边缘化,在家中赋闲。胡耀邦透露,1977年2月26日,华国锋、汪东兴曾找他谈话。谈什么,胡没有说。据胡耀邦女儿满妹的著述,华找胡耀邦谈的是请他出来工作的事情。满妹回忆,抓捕“四人帮”后,经叶剑英提议,华国锋亲自登门看望胡耀邦,请胡到中央党校工作。胡婉拒了,华登门无果。1977年2月26日,华再次邀胡到中南海商谈工作问题。这次是华国锋、汪东兴一起同胡耀邦谈的,华告诉胡:中央党校即将恢复,请胡去党校主持工作;胡仍不从。后来是叶剑英出面,胡才答应。

胡绩伟的出山,也是华国锋亲自出面。胡绩伟“文革”前是《人民日报》副总编辑,“文革”中作为“走资派”打倒。1975年,胡到国务院政研室工作,没有安排任何职务。1976年10月底,经人举荐,华专门找胡绩伟谈调回人民日报社工作一事。胡以能力差、不能胜任为由推辞。据胡回忆:“华国锋笑着对我说:‘你能力差?你难道还不如那个草包总编辑高明?’华国锋是老实人,说的是真心话,他的激将法对我还真起了作用。我不服气地说:‘当然,我比他高明!’华说:‘他干得了,你干不了?’我无言以对。华说:‘好,中央决定让你回去,明天就去报社上班!’我只好服从。”

张爱萍的复出,同样是华国锋亲自召见谈话的。张爱萍“文革”前任副总参谋长兼国防科委副主任,“文革”发动之后不久,1967年即被逮捕入狱,1972年4月方出狱。1975年初期复出,任国防科委主任;1976年“批邓”运动中再次被打倒。据张爱萍之子张胜记述,粉碎“四人帮”之后,华国锋召见张爱萍,告诉他:专委现在由他来接。华和叶帅商量过了,相信张一定能把“两弹一星”抓上去。华还说,通过1975年,他就看出张爱萍来了。张胜还记述了华对张爱萍一番颇为坦诚的谈话。

胡耀邦、胡绩伟、张爱萍都是“文革”初期的“走资派”,胡耀邦、张爱萍还在刚刚过去的“批邓”运动中被诬为邓小平的“黑干将”。华以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中央军委主席的身份,或登门,或约见,求贤若渴,一片诚心,不仅没有“阻挠和拖延”,甚至也看不出“不积极,不热情”。

粉碎“四人帮”之后,调整了一批省部级领导班子,一些“文革”中被打倒的资深官员即“老干部”或被启用,或被重用,同中央主要领导人华国锋不会没有关系。在解放老干部的问题上,华国锋未见得都“不积极,不热情”,他曾对中组部部长胡耀邦说:“为什么有些老同志出不来?为何不能互相谅解?习仲勋、宋任穷出来不是很好吗?周惠要到内蒙古去。有些老同志靠边多年,为何不让出来?怕举逸民。这些都是无产阶级的逸民。”

平反冤假错案,华国锋也不是毫无作为。据图们、祝东力的著述,内蒙古最大的冤案“内人党案”的复查平反报告,就是华国锋亲自修改和审定的。报告上送四天,中共中央就批复正式平反,中央的批示也是华国锋亲拟的。据曾志的回忆,胡耀邦在中组部召开冤假错案的案例座谈会,是华国锋批准的。

“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是“文革”的重大冤案之一,由于“钦点”而极难复查平反。1975年,邓小平主持工作时曾试图解决,因阻力太大无果而终。胡耀邦上任中组部后,即提出复查此案的请求。主管专案的副主席汪东兴再下“禁令”:“六十一人”的问题是毛主席和党中央批准才定案的,不能随便翻过来。注54胡耀邦坚持复查,并得到邓小平的支持,也得到华国锋支持。华国锋指示:“六十一人的问题要解决,由中央组织部进行复查,向中央写个报告。”

胡耀邦当年说过:华主席对我说,看来六十一个人的问题是可以复查的。让我们先搞出材料,一步一步酝酿。“六十一人案”终获平反,首功当推胡耀邦,一些元老和中组部的干部也功不可没,同样也不能不肯定华国锋的作用。

华国锋对上述两桩重大冤案的处理,固然不能说明所有问题。但是,简单地以“拖延和阻挠”来判定华国锋对解决冤假错案的态度,恐怕也不公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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