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北方:红色大亨香江沉浮记

作者:归去来兮

周北方:红色大亨香江沉浮记

提起周北方,北京的政治、经济圈子及干部子弟圈子里可以称得上是无人不晓。

周北方,男,1954年生人。其父周冠五,官居中国冶金部副部长,兼任著名的首都钢铁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周原籍山东济宁,抗战时期参加八路军,1949年进北京,以团参谋长职务接管首钢的前身——石景山钢铁厂,此后在此工作了46年,直到1995年周北方出事才被迫以73岁的高龄退休。

我与首钢及周北方也曾有那么一段说起来挺有意思的缘份。

九十年代初,中共中央下了个文件,要求上至总书记、下至县团级干部都要下基层。当时我的母亲癌症晚期正在住院,我所在中国青年杂志社办公室主任张作光考虑到这一点,主动对我说:老方,鉴于这种情况你就不要去外地了,我在北京帮你联系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就是首钢,具体单位是首钢下属八大公司之一的实业公司,其董事长兼总经理正是周冠五的儿子周北方。张所以能办此事,原因在于他是杨勇上将的女婿,与许多高干子弟过从甚密。

去之前对于首钢的一些事情即有耳闻,负面居多但非常笼统。去了以后在那儿呆了半年,亲身经历让我对这个超大型国有企业才算有了一些具体感性的认识。

1990年5月4日我到首钢实业公司报到,碰到了一个人也去报到,这个人就是时任天津市委书记、后任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的小儿子李振智,二十七、八岁年纪,个儿不高,身瘦肤白,很会玩儿也很能侃。据张作光介绍,李振智乃北京军区的军官,上尉军衔。李来实业公司前一直在管理地处崇文门闹市的北京金朗大酒店的筹建事务。金朗大酒店系北京军区投资建设,李振智打算建好后就退伍,在酒店弄个副总干干。按说以他老爸的地位应该不算什么奢望,没想到,军方对“小木匠”(李瑞环系木工出身)不买帐。李振智一赌气退了伍,先到周北方的地盘散散心,过渡一下再找合适的地方。后来据说李当了地处北京CBD心脏的国贸饭店的副总,比金朗酒店风光了不知多少。

报到之前经张作光安排已经与周北方见过一面。第一次见面周的态度挺客气,原因可能有两个,一是我年龄比周大,职务也比周高。我在中青社的职务是副总编辑,在中共干部系列里属副局级,当时周可能是个处级;二是我只是临时挂职下放,并非周的下级。所以,大家随便寒喧几句,并没有多少正经话可说。我对周的第一印象是身材比较高大魁梧,方面浓眉大耳,肤色微黑,称得上仪表堂堂的北方汉子,可说起话来,一般情况下却是声调不高,语速不快。首钢实业公司香港上市后,那些香港女记者对周都极感兴趣,当我面言谈及报道中对周不乏“帅哥”“猛男”之称谓,这是后话。

从此我以首钢实业公司宣传部副部长身份每天准时到实业公司上下班,倒比在原来单位轻松许多,因为不用管那么多事也没有责任要负。其间值得说道的事也有那么几件。

到单位没几天,跟随周北方到河北省秦皇岛市出差,任务是收购该市第四大企业市农机厂。我并无具体工作,一应事务都有职能部门负责,乐得冷眼旁观我原来不熟悉的国有企业如何运作。看下来,我一个最主要的感觉是周北方在实业公司里说话是很有份量的,他的那些下属都很听话。为什么用“听话”这个词?周的副手李耕告诉我,周北方与其父的关系当然是重要原因,但也不全是,还因为周的下属差不多都是他的“小兄弟”,而且周北方在谋略方面确实有过人之处。过人之处的表现,待我后来也到了香港,并在首钢香港的控股公司任职时的确有所领略。

有意思的是收购结束那顿中午饭,这顿饭吃的可是不简单。秦皇岛市市委书记顾二熊、市长丁文斌宴请周北方一行。丁文斌,湖北人,俗话说,“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丁个子瘦小但胆量与酒量似乎都不小,一个劲儿向周北方敬酒。周北方更不含糊,来者不拒,而且主动进攻,提出要喝什么“六中全会”。何谓“六中全会”?只见周拿出一个喝啤酒的玻璃杯和一个大一点儿的酒杯,依次倒进一杯白酒、一杯红酒、一杯啤酒、一杯黄酒,……最后还加上了一勺通红的辣椒油,然后高举玻璃杯一饮而尽。丁文斌也不含糊,如法回敬。顾二熊书记很稳当地坐在那儿,酒不多喝,别人也不好强要他喝,但他不断撺掇别人喝。来来去去,觥筹交错,人人脸也红了,声也高了,互相都有点不那么服气的意思。这时最不应该的是,忽然上来一位非要代丁市长向周北方敬酒。此人何方神圣?原来是个市委的司机。首钢这边的人一听就急了:有这样干的么?李振智其实酒量一般,这时也捋胳臂挽袖子大声嚷嚷:跟他们干,我们都上!这顿酒喝了差不多两个钟头,最后丁文斌是被人架着出去的,据说下午市委预定要开的会也没开成。

周北方手下有几位助手,我接触较多的两位,一位是副总李耕,中等个儿,肤色较黑,有点糙。李比周大几岁,文革前的老高一学生,也是从车间里拔上来的,说话办事沉稳有算计,称得上周的“小诸葛”,是周很倚重的人。另一位是宣传部长杨彦宏,人称大杨,三十七、八岁,身高一米九,大脸盘,红脸膛,见人先笑,很容易与人打成一片。因为挂职宣传部副部长的原因,我与大杨在一个房间里上班,很快就混熟了,对他的了解也更多一些,从他嘴里听到有关周的情况也更多一些。

首钢这个单位名声很大,首先因为它规模太大,连工人带家属几十万人,凡北京人不是亲戚就是朋友,总归能与首钢多少搭上点儿关系。再有首钢的一把手周冠五在首钢绝对是一言九鼎,没人敢说半个不字。周多年坐镇首钢,虽然级别最高也就是个副部级,但倚仗资格老,与万里等中央领导人关系又极好,故年过七旬丝毫没有退休之意。有个说法,叫南有梁湘,北有周冠五,都是年过七十仍不言退,据说这在全国也是仅有的两例。对首钢,北京市委和冶金部都管不了,颇有点“独立王国”的意思。天天在实业公司上班,慢慢和员工们混熟了,见到听到的就多了,大部份人说起来对首钢都不大满意,可是只限于私下里说,公开场合绝对不说。首钢的问题,我见到的同时认为可以称得上问题的有这样几个:一、机构臃肿,层次过多,运转不灵。二、一言堂。三、形式主义极其严重。举个事例。

周冠五年过七旬,要扶一个接班人上来,选中的苗子叫赵玉吉,当年36岁。在实业公司的日子里,我从来没见过赵。离开实业公司以后,一次偶然的机会见了赵一面,好象是在一次新年庆祝会的会场,经张作光介绍和赵点了一下头,握了一下手,当时的感觉是此人长身玉立,颇有风度。在实业公司上班时的某一天,我看同事每人拿了一张纸在画圈,问他们干什么,说是画选票。于是有人告诉了我接班人的事,还说我不必参加。当时我觉得有点像老人家提拔王洪文的意思,我就问:既然是民主选举,可以不选赵吗?答曰:不能。我问:为什么?答曰:不能就是不能。答案不得要领,我感到很奇怪。后来在香港,大杨告诉我了原委,他说,首钢这个地方很有意思,你干什么上边都知道。我说,不行可以调动工作嘛。他说,你如果得罪了领导,你甭想调出首钢。怪不得在首钢人人都谨小慎微,唯恐行差踏错呢。难道这就是首钢的企业文化?

更有意思的事还在后边呢。赵当上总经理大概也就一年又下来了,仍然是全公司员工一本正经画选票选下来的。为什么呢?还是大杨告诉我的,赵的罪名竟然是拉帮结派,搞“独立王国”,其实就是赵提拔了一些年轻的中层干部而已。这个赵玉吉后来离开了首钢,到北京市哪个局当局长,后来离了婚又结了婚,成了全国人民都熟悉的影视、小品女明星宋丹丹的第二任丈夫。好象有人就此事采访过宋丹丹,宋对赵的感觉蛮好。

首钢还有一个现象我看了觉得很不舒服,那就是文牍上的形式主义太严重了。每个职工每天有一项雷打不动的工作,那就是写所谓“工作台帐”。也许我外行,也许大的企业就需要这样管理,但我看很多人都是在那儿绞尽脑汁地瞎编,占去了很多干实事儿的时间,其效果不过是糊弄领导罢了。

半年时间很快就过去了,我又回到了中青社。快到年底时我妻子颂平办好了去香港的手续,元旦一过即启程赴港,启程前周北方出面在华北楼饭店为颂平饯行,坐陪的有张作光、李振智、李耕、杨彦宏等。我还记得席间的一个小插曲,李振智伸过头悄悄对我说:老方,去香港的单程证卖给我怎么样?我给你40万。这当然是句玩笑话,可是也说明去香港在当时的确不是件容易事,而周北方出事的导火线竟然就与此有关,周为给老婆孩子办去香港的单程证而向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的秘书陈健送钱。

按照香港法规,新到香港的人需要坐“移民监,”所谓“移民监”就是在多长时间内不得出境。颂平的“移民监”长达一年,我去香港迟至1993年的5月,只坐了50天,法规变化想来应该是与9.7香港回归日近有关。

1992年10月《农村青年》举办的公元杯全国摄影比赛发奖仪式在台湾饭店举行,借这个机会我当众宣布辞职。1993年5月下旬我去了香港,到7月中旬坐满了50天的“移民监”又回到了北京。

1993年10月,首钢的李耕打电话找我,电话是从香港打到北京来的,我不知道他和大杨现在都成了首钢在香港的上市公司首钢香港控股公司的高级雇员。这么大变化到底怎么回事儿,我也是到了“首钢控股”任职以后才弄清原委。李耕在电话里首先跟我确认我的香港身份,然后问我是否愿意到“首钢控股”工作,我表示同意,问到具体工作,李耕说来了再说。我于1993年11月15日到了香港。

首钢在香港上市,这事说来话长,而且与邓小平1992年初视查首钢有关。

九十年代初,中国的改革一度停滞,甚至还有走回头路的迹像。能让改革半途夭折吗?这对于邓小平来说当然是绝对不能容忍的,于是乎就有了1992年春天邓小平的南巡。邓在南巡之后曾悄悄去了一次首钢,此行当时媒体没有报道,一般人不知情。迟至1993年3月,一本名为《生产力之声》的杂志在其创刊号上以《北国也有春风度——邓小平同志视查首钢追记》为题披露了此事,文首以本刊编辑部名义写道:“一位伟大的公民启动了中国的1992,由此中国的改革与发展出现了重大转机。这位伟大的公民就是邓小平。1992年小平同志曾进行过两次重要巡视,南巡谈话已广昭天下,首钢之行却多为传闻。值此本刊创刊之机,将小平同志视察首钢时关于搞活全民大中型企业的谈话内容追记如下,以飨读者。”

邓小平视察首钢,充分肯定了首钢的改革。他说:路啊历来是明摆在那里的,是走得快,还是走得慢;是走得好,还是走得坏;那就要看你走的路,第一是对不对,方向对不对;第二是走得好不好。你们两条都走对了。首钢交的利税是不少的。有这么些拳头企业、行业,就能稳住中央财政,上交的利税就会更多一些。不能走卡紧的路,只能走放松的路。放水养鱼好。为什么鞍钢比首钢发展慢一些?我听到的呼声,是把手脚捆住了。现在,就是要解决把大中型企业搞活这个问题。

邓小平视察首钢后不久,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即带队到首钢召开了一天“现场办公会”,决定授予首钢三项特权,即投资立项权、资金融通权、外贸自主权,并批准其自办银行。

邓小平的南巡重新启动了改革列车,在全国、全世界都产生了巨大影响。这时的香港,有一个人在密切注视着中国的变化,这个人就是世界华人首富李嘉诚先生。说起来改革开放已经十几年了,大批海外华商到大陆投资,可李嘉诚先生除了搞点慈善捐助如开办汕头大学外,竟然始终按兵不动。可是一旦动起来,就惊天动地。用一家港报的话说,“他默默观察了十三年,才在邓小平南巡讲话后全面出击。”华人首富毕竟不是浪得虚名,李嘉诚第一个合作对象就是首钢,而且出手不凡,帮助首钢一下子在香港上市了四家公司!另一家港报则以《首钢抢攻香港李嘉诚与周北方联手出击》为题这样评论首钢与李嘉诚的合作:“首钢在大陆是经中共国务院六个部联合批准的首家‘特大型’国企,证书编号为001,而李嘉诚旗下最大财团长江实业在香港上市公司的编号中也是001。有称这两个001的结盟本身即带有一定的传奇性,而他们近一年来的一系列出击收购,更在市场上掀起阵阵旋风,近乎出神入化,令人难以捉摸。

1993年4月1日,李嘉诚第一次访问首钢。香港有媒体如此报道接待盛况:“首钢‘红楼’前,彩旗飞舞,鞭炮齐鸣,分列道路两旁的人群挥舞花束、彩带,身著盛装的军乐队、锣鼓队奏响‘迎宾曲’,一片欢腾场面。‘红楼’门前,此时铺上了迎接元首级贵宾才展开的大红地毯,等候一位特别人物的到来。这位特别人物终于在长长的车队簇拥下出现,他就是当今叱咤香港和大陆商场的第一富豪——‘超人’李嘉诚。”

首钢在香港上市的过程,从方式到合作对象到股价变化等都是极富戏剧性的,后来听周北方等人谈起经过,用眉飞色舞、手舞足蹈形容绝不为过。

首钢上市用的是“买壳”方式。何谓“买壳”?就是看好一家资质较好又比较便宜的香港上市公司直接收购,这样比从头申请上市既省钱又省时间。首钢看中的第一个“壳公司”是“东荣钢铁”,可是已经有两家先于首钢与之谈判,一家是有“过江大鳄”之称的印尼华商李明治,收购意向书已经签了,订金也付了;另一家就是中国冶金部下属的一家公司,也是志在必得。首钢作为迟到者面对这样的形势如何应对呢?首先向这两家通报,说首钢也有收购的意向,请他们给个方便。冶金部这家公司一听,兹事体大,连夜向部里汇报听取指示。殊不知国有大企业坏事就坏在缺乏机动权这一点上,等不知哪一天指示下来,黄瓜菜都凉了!这边厢在等上级指示总算是给首钢容了个空儿,那边厢李明治也知道首钢在国内的地位和来头,不愿一口拒绝得罪人,于是提出了一个条件。什么条件呢?那就是要首钢最迟在第二天上午九时前拿出收购的订金来。不要说首钢当时在香港根本没有那么多头寸,就是有时间也来不及,上午九点银行还没开门呢!李明治的如意算盘是:如果你首钢办得到我乐得做个好人,问题是你不可能办到;而如果你首钢办不到,那就莫怪我无义了。棋下到这儿看起来真的是山穷水尽无路可走了,就在这个决定收购成败的紧要当口,李嘉诚出手了!

首钢与李嘉诚是如何结缘的呢?

我到了首钢控股后经周北方授意见到了给首钢和李嘉诚居间牵线搭桥的关品方先生。周的意思是让我多搜集一些材料,时机成熟时给他写东西。关品方,香港人,约莫30多岁,戴一副近视眼镜,原来在加怡公司一家投资银行任职。李嘉诚的长江实业看好了加怡总裁俞立发及关品方等一干青年才俊,打算将他们网罗到长江旗下,而关品方等则希望投桃报李,给李先生——据说李嘉诚最愿意别人这样称呼他——一个见面礼。关品方等通过多年对大陆经济形势与企业状况的考察,认为首钢是一家值得合作的伙伴,当然,这个“值得”里首钢与邓小平的特殊关系应该占有相当大的比重。

当关品方得知首钢收购东荣钢铁碰到障碍时,拔刀相助的动人一幕连夜上演了:李先生同意由长江实业代首钢垫付收购订金,第二天上午九时准时到帐。“过江大鳄”李明治碰到了香港头号“地头蛇”,他绝对想不到李嘉诚会出手,只是条件开出了收不回,再说他也不愿意跟李嘉诚顶牛,只好眼巴巴地看着首钢把已到自己嘴边的猎物抢走了。1992年10月23日首钢收购以后东荣钢铁开盘,股价从0.92元如同坐了火箭般一路飚升到十几元,许多买了东荣股票的股民都赚到了钱。半年以后,东荣钢铁于1993年5月9日发布供股集资公告。此前外界认为此举是变相将国资产私有化,针对此说,公告新闻稿抬出了老祖宗说:“马克思有句名言:欧洲如果没有股票市场,就根本不可能建成铁路。现在中国在新历史阶段中,实质上采取了西方国家几百年来行之有效的金融方法,实事求是地朝着加速发展经济的方向迈进。”香港信报报道此事的文稿标题很有意思:《实事求是向前看集资不忘马克思》。

还有一件有意思的事。我于1993年5月25日踏上香港土地的第一天还没找睡觉的地方,就按着颂平的意思跟她一道直奔离车站出口最近的恒生银行买了2000股东荣股票,当时股价已回落不少,每股5.9元。就这样,50天“移民监”坐完,7月初我回北京之前到银行交割股票,本金不到1.2万元,持有也仅仅一个多月,赢利却是2.2万元!电话里告诉颂平,她竟不敢相信,以为我说错了。在这之前,我对股票一窍不通,也根本没沾过手。

仅此一例即可知,股票这个东西是多么不可捉摸,同时说明首钢与长江的联姻在香港股市掀起的波澜有多大。此后,东荣钢铁改名“首长国际”驰骋香港股市好几年。接着,首钢与长江两个001联手,陆续又有三家公司上市,被香港股民称为“首长系”股票,许多香港股民因为投资“首长系”而赚到钱,若干年后还有股民对此津津乐道。

在这四家上市公司中,有一家叫“首长四方”,这是周北方与邓小平的小儿子邓质方合作成立的公司,周北方任董事会主席,邓质方任副主席,难怪后来周北方常常在人面前自得地说:邓小平的儿子给我打工。周北方出事后,关于邓质方有不少传说,如邓质方不准出境啦,卓琳生病住院啦等等。我也曾问过李耕:邓家的牌子能白用吗?李回答:首长四方上市后拿走了1.5个亿。此说确否,不得而知。

周北方不远千里把我请到首钢控股总要干点活儿吧,干些什么活儿呢?一段时间干下来我归纳一下大概分为两大项,一项是收集、反馈香港政治、经济的重大信息,来源概出于香港公开出版的中文报纸,有中资背景的文汇报、大公报,还有明报、信报、新报、星岛日报及台湾的联合报等若干家。每天九时一上班例行工作就是看报,差不多在两个小时内一定要把这些报纸浏览完,选择国内国际重大政经消息复印下来,最晚在正午前分别发给首钢总部的周冠五书记和周北方,周北方如在香港当然就直接面交了。另一项工作冠冕堂皇的头衔是首钢控股公司的发言人,说穿了就是“对付”香港记者,这是后来我自己慢慢悟出来的。用“对付”?没错,就是对付。香港的记者中女性为多,也都很年轻,大学毕业没一两年的小女子,抓住你就死缠烂打,让你疲于应付,这也应该算是敬业吧,但对大陆的情况比较无知,提问往往不得要领。他们也是“喉舌”,却不像大陆记者,没有那种优越感,还有一点比大陆好,就是绝对不收红包。其中有几个大家相处得不错,她们都曾到过我的住处做客,吃过我包的饺子和红烧猪蹄。后来我离开香港,她们到北京采访两会,大家还见过面。

周北方为什么舍近求远要用我?对这个问题,我跟李耕、大杨熟了以后他们给我分析过:香港的股市跟国内不一样,上市公司讲透明度,无论大事小事必须及时披露。老方,你在团中央干了多年新闻出版工作,又是局级干部,对国内上上下下各方面情况等都非常熟悉,干发言人不用说从业务上来讲非常合适。另一个原因是不能明说的,发言人需要经常出头露面,周不希望有人与他争锋,特别是首钢公司内部的人,以前从首钢来过一个人,就因为常在报上出风头又给调回去了。而你是外来的,不存在这个问题。还有一个也很重要的原因,你有香港身份证,出入境方便。雇香港当地人不行,因为他们对大陆的事情基本不懂,干不了。我终于明白了,找到我这样的条件还真不是件容易事,而我的工作干好的标准就是既要跟香港记者搞好关系,又不能透露给外界什么要紧消息,仅此而已。

现在我要说到跟周北方下台直接有关的事情了。

我是1993年11月14日动身,乘京九铁路离开北京,15日到达香港的,一路上就觉得肠胃不舒服,恶心。17日下班前周北方对我说:晚上有接待活动,你参加。傍晚一下班我即随周北方、李耕、大杨等一道驱车去了香港湾仔的避风港码头。看到停泊满港的白色游艇,我才知道要乘游艇出海,心里就有点嘀咕,怕晕船哪。上了游艇东看看西看看,觉得挺新鲜。的确,别说那个时候游艇对于国人来说是个稀罕物儿,就是现在,绝大多数人也无缘问津。上艇没过多大工夫,客人到了,只见四五位中年男人大步走上船来,周带我们迎上去,握手寒喧,一一介绍。轮到我的时候,周北方对为首的一个高个子说:“老方,原来是团中央的局级干部。”高个子一听热情地对我说:“你团中央的,我原来在团市委,给其炎同志当了五年秘书。”李其炎,当时的北京市市长。嗬,来头真不小!说话的这个人就是后来国内爆发的惊天大案——《无锡邓斌32亿非法集资案》中的重要角色李敏,现时身份是北京市国家安全局二局政委。周北方,乃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正是因为这件大案最终被牵出而垮台。周在向对方介绍我的时候为什么特别突出级别?后来我才明白,这是一种衬托法,所以才有“邓小平的儿子给我打工”的说法,周的目的就是要让别人知道,给他打工的都不是一般角色。

游艇启动向港外驶去,目的地是香港著名的南丫岛。维多利亚湾的风景全球驰名,我却没心思观赏。虽说是近海,而且海上风浪不大,但我还是不舒服,头晕反胃,幸亏两天都没怎么吃饭,肚子里没什么东西可吐。看宾主在船舱里说话,我就躲到船头去吹风,多少好受一点。南丫岛不远,没用一个小时就到了。上得岛来,天已擦黑,找了一家露天酒巴,大家围着一张大圆台坐下,大呼小叫让老板拿酒来。啤酒上桌,大家边喝边聊,气氖越来越热烈。几位来客很健谈,也很能喝酒,论喝酒首钢这边也不含糊,没多大工夫两箱啤酒下去了,跟老板要了再喝,喝完再要,一来二去没想到竟然把这个店的啤酒喝光了!让老板到别处去要,老板竟说整个南丫岛啤酒都没了。不知道老板说的是真是假,没有放着生意不做的道理,也许香港人真的不太能喝酒,因此酒备的数量有限也未可知。就是在这个酒桌上我头一次听到后来全国都流行的那套“酒嗑儿”:什么“邪门歪倒”、“卑鄙下流”、“改邪归正”,说的是倒啤酒的技术,就是一手拿杯,一手持瓶,杯子倾斜,瓶子口紧贴杯沿让酒液顺杯子壁缓缓流下,待杯子快满时一边继续倒酒,一边缓缓将杯子放正。这样倒啤酒,可以把杯子完全倒满,因为张力的原因,甚至还涨出一点也流不出来,几乎没有一点泡沫。

我注意到来人中有一位叫李明的小个子,肤色黑黄,看上去气色很不好,话也说得不多。当时我完全想不到也不可能知道,这个李明正是无锡大案中另一位重要角色。李明也是北京市国家安全局的干部,对外身份是新兴公司的总经理,据说无锡邓斌的副处级就是通过李明弄到手的。

周北方为什么要跟这些人交朋友,我当时并不清楚,直到周北方出了事,才从李耕嘴里知道,周是有意拉这个关系的,目的是给他的老婆孩子弄去香港定居的单程证。首钢香港上市以后,周北方的老婆就闹着让周给她和女儿办赴港单程证。周的老婆我在首钢挂职时见过几次,当众可以大发雷霆,相当泼辣的一个人。据李耕和大杨说,周挺怕她的,一个原因是她爸爸的官不比周冠五小,好象是北京军区一个副兵团级的干部,再有,当初周北方在部队里追求这个老婆时自己还只是个小兵,而老婆已经是个干部,穿带两个兜儿的军服。就为这两张单程证,周北方亲自给陈希同的秘书陈健和李敏等人送去人民币80万元。1995年2月无锡邓斌非法集资案发供出了陈李等,陈李被捕又牵出了周北方行贿之事。对周的行事我感到非常不解,就问李耕:周是亲自去送的钱?李说:是,我们都不知道这件事,否则我们现在也会有麻烦;但如果他先跟我们商量这件事的话,我们肯定不会让他这么做。周可能是为了做得机密,然而他绝对想不到,安全部门的人会翻船,而且会把他给带出来。

导致周北方事发的无锡邓斌32亿非法集资案,最早的消息是台湾《联合报》于1995年2月16日捅出来的。那天上午我照常阅报,这条消息赫然入目,标题字号很大十分醒目,细看内文,竟有李敏、李明的名字。震惊之余想,这样的消息得马上让“周总”知道,于是尽快送给了周北方。过了一会儿周就来到我的办公室,门开着,他站在门口面色很难看,我赶紧站起来迎上去,周问我:“今天的简报也送北京总部了?”我点头:是啊。没想到他冲着我一句粗话脱口而出:“你他妈的……”骂到一半又咽回去,转过身走了。我莫名其妙,周对下属,包括对李杨都是经常责骂,有时候骂得很难听,可对我一直还是比较客气的,今天这是怎么啦?过了一会儿,周又来到我办公室门口,脸色与口气都变得和缓多了,我觉得他是想掩饰什么。他说:“老方,不是什么太大的事,有坏人想搞安全部的领导,你们不了解情况,……”我沉默着什么话没说,不知道该说什么,也不知道周对当天简报送北京总部为什么如此紧张,只觉得周北方如此失态很令人奇怪。

此事发生前正是1995年的春节,我回北京探亲,同时为写《首钢登陆香港大事记》奉周北方之命与首钢一些人有所接触,因此听到了北京市面上一些传言,其中一则是,主管工业的副总理吴邦国春节时特意去看望周冠五,提出要周退下来,被周一口回绝,说是死也要在死在办公桌旁边。周如此胆大,显然是觉得自己后台很硬,不把中央这些资格比他嫩多了的少壮派放在眼里。可是后来看这件事,其实是中央已经掌握了其子的犯罪事实,提前给老子打个招呼,让他体面一点自行下台,没想到周冠五竟然不买这个帐。

继联合报之后,香港其他报纸也开始披露有关消息。几天后,周北方离港回京。当时不知为什么,我有个预感:周恐怕回不了香港了。果不其然,周预定返港的日期过了好几天了也不见人影,而且首钢方面也断了消息联系不上,大家都意识到可能出事了。香港方面人心惶惶的状态持续了一段时间后,终于传来首钢的最新消息:周冠五下台了。下台的经过是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到首钢召开处级以上干部大会,周冠五在讲话中宣布辞职。实际上会前先把周北方被捕的消息通报了周冠五,周看大势已去不得不答应辞职。至于周北方被捕的情节版本则是晚些时候才听说的:首钢在东直门外建有一家东湖宾馆,里面绿树掩映下有不少栋米黄色的小别墅,大门外则是一座北京人都熟悉的古香古色的中式琉璃瓦牌楼。这里原来就是周北方实业公司管辖的地盘,里面吃喝玩乐样样都有,我在首钢实业公司挂职时曾来过这里,与李振智打过台球,也见过周的老婆在这里发威。周被捕那天又来到这里,晚饭后开车离开时有关部门的车就跟上了,一直跟到某一座立交桥上才别住了周的车,周束手就擒。据说周被捕之后态度很好,稀里哗啦全交待了,包括当局不掌握的问题。这个情况是在两年之后、九.七香港回归前夕,安全部某位领导亲口告诉我的。正因为周态度好才保住了命,一年后的判决是死缓。所谓周态度好,最大的根据是以周北方为突破口,江泽民终于实现了把陈希同拉下马的目的。

从1995年2月中旬到5月这一段时间里北京的局势真是充满了戏剧性,香港报纸上几乎都是有关北京的消息:4月初北京市财政局长王宝森先失踪后自杀掀起又一个大浪,不久之后陈希同的引咎辞职则达到了最高潮。与此同时流言满天飞让人真假难辩,比如说邓质方不准出境啦,邓小平夫人卓琳自杀了云云,总之给人一种感觉,邓家不仅没有保周,甚至连自家都有点难保。

对于这场争斗,后来海外报刊的分析,多认为是江泽民抓住无锡大案,成功排除了自六.四以来与江作梗的政敌陈希同。有关文章摆出陈对江种种不服气的表现,说的有鼻子有眼。1998年我回到北京后又过了几年,听说电视台要放审讯陈希同的节目特意留心观看,就是想看看陈到底是什么问题,没想到都是些鸡毛蒜皮的东西,如位于北京郊区的一套别墅和陈放在办公室的高档手表等外事礼品。

说到别墅,共产党的高官哪个没有?上至毛泽东、林彪,行宫到处盖,据说,有的地方老人家一次也未到过,多少年空在那里。省部级官员也是一样,就说从福建省调来接替陈希同的×××,在福州就有不止一套别墅,×在调到北京前赶紧把别墅处理掉了。地市一级的中级官员,县一级的下级官员,甚至更往下的小官吏,在其领地里哪一个不是土皇帝?其住宅都是当地最排场最阔气的。

我还记得,1992年夏天我到河南南阳出差,晚饭后南阳团地委书记带我走出去围着宾馆散步。边走边聊,不知怎么就说到干部待遇,这位书记指着宾馆围墙上的黄琉璃瓦和里面绿树掩映下的小别墅说,你只要混到那个级别,你就会住在这种地方。这位团地委书记个子不高,身材瘦削,戴一副眼镜,也就30多岁,因为稳重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大一些。他说这话的口气听起来并不全是羡慕,倒象是有点无奈。我听了也颇有些感慨。不知道别人什么情况,至少我从级别来说,当时已是所谓副局级,我在北京分到的住房就是一般的高层楼,名义上是两套,面积加起来还不到90平方米,跟地方上级别远不如我的许多官员比那就差太多了。我说这些的意思是,就别墅来说,如果罪名成立,那全中国该惩治的人得有多少啊?对陈希同来讲,所谓别墅根本算不上什么罪名,更何况现在讲产权,那么这别墅的产权属于何人?是属于陈希同吗?法庭并没这样说,如果不属于他,那这个罪名就根本不能成立。再说高档手表,再高档又算得了什么?看来看去,陈希同那点事真让人觉得罚不当罪。不过我要声明,我绝不是为陈希同鸣不平,而是觉得拿这样的罪名难以服众。为什么会演了这么一出戏?一般的分析是,江与陈作了笔政治交易,在整体都是“黑箱政治”的情况下,恐怕也只能这样理解了。

再说得深一点,如果目的真的出于反腐败,总不能以贪易贪吧?就说继任的×××,其老婆张××与举世皆知的“远华大案”的主角赖昌星关系非同一般,赖案发前逃到加拿大,张竟能对中央调查组矢口否认说,她根本不认识赖昌星这个人。由于民间传言日盛,为平息舆情,某年秋天北京一家报纸竟然专为×××的老婆发了一条意在“辟谣”的消息,说张××参加了某公园的游园活动云云。这之后,×不仅安然无恙,而且在中共16大上高升为中央政治局常委。

在首钢处理善后事宜的过程中还有些事与我有关。周北方出事后,周作为董事长的上市公司仍有许多文件要他签字,可上哪儿去找他这个人呢?没周的签字事儿就办不成。没办法,李耕只能找我商量,由我模仿周的笔迹代签。按说这事涉嫌违法,但当时的想法有点象“救场”:首钢是我们国家的著名企业,不能眼看着出问题,能帮就帮一把吧。

还有一件与首钢总经理罗冰生打交道的事值得一说。

港报关于周北方的事披露没几天,北京传媒突然报道,首钢方面宣布撤销李耕的首长国际董事兼总经理的职务。其实这一举动是违反香港上市公司法律的,香港上市公司的负责人怎么能由首钢党委任免?周北方一出事李耕几个就忧心忡忡,但他们也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心里没底。大杨分析,周北方在首钢是有很多政敌的,周家父子一倒这些政敌很快就该动手收拾他们这些周的小兄弟了。果然,撤李耕的职就是第一波,问题是这个做法是典型的大陆政治手法,在香港不好使。

当时我每天的工作照做,只是简报上送的对象换成了首钢总经理罗冰生。罗冰生原是北京日报记者,后进入首钢,能升到总经理位置应该也属于周冠五的爱将。周的倒台并未危及罗,因为罗还是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关于撤李耕职做法不妥的信息传回首钢后,一天晚上,周北方的两个下属叫上我一块去了李嘉诚在香港中环的五星级酒店希尔顿,进到一间大套房里,见到了化名到港的首钢总经理罗冰生,我知道他是来处理善后事宜的。我就奇怪,也许是首钢这个地方的企业文化使然,罗冰生这个人说起话来也是居高临下,霸气十足,出口就是指责我们做的这个不对,那个不对。我耐着性子解释说,大陆的那一套在香港不好使,只有怎样处理才能减少负面影响。双方路数不对,我又坚持想说服他,弄得气氖有点紧张。出来以后,那两个在场一声不敢吭的下属心有余悸地对我说:老方,你怎么敢这么跟罗总说话?我说,怎么啦?我说的不对吗?我是为首钢好,再说我又不是他的下级。其实,最后这句话我说的不对,我受人家雇佣,拿人家的工资,怎么不是人家的下级?我只是不明白,首钢的企业文化怎么如此厉害,把人都变成了这个样儿?要知道,带我去见罗的这两个人都已经三十七、八岁了,并非初出茅庐,而且都是硕士研究生啊!

这事儿让我意识道,本来他们可能不知道有我这个人,经过这次交道他们一定也把我当成了周北方的人,我在这里应该是呆不长了。果然,5月份首钢派来新的在港公司负责人贾××,贾其实也是周北方的部下,原北京外贸学院毕业,与我年龄相仿,我在首钢实业公司时就见过。贾到香港以后,没有去住周北方在港买的大房子,却跟我挤住在一套两室一厅宿舍里。又过了几天,罗派人找我谈话,我明白这是要下逐客令了。没等对方开口,我说我知道你要说什么,我不会让你为难的。我会自动离开,但这个房子我要求用到7月份,因为我已经办好女儿到香港探亲的手续。我女儿方蕊15岁,当年初中毕业。对方见我很痛快也就不多说什么,表示这个要求可以考虑。于是我一直呆到女儿来港探亲以后才离开香港回到北京。这是我第一次在香港打工的经过,前后差不多一年半。

还有一件事,说来也挺有意思,那是周北方出事后第三天,就有香港传媒找我写周北方,当时我开玩笑说,标题就叫“红色大亨香江沉浮记”,但和妻子颂平商量后还是婉言拒绝了。不写的主要考虑是此事的背景我们其实是不清楚的,分寸难以把握。后来李耕对我说,也有人找过他,他希望与我合作来写。为此,他主动告诉我不少有关周北方的事,我因此对周又多了一些了解。

周北方,1954年生人,小学还没毕业即赶上文化大革命。周冠五作为首钢的当权派自然也免不了受冲击,没了父母照顾,当时年纪还小的周北方的日子也不那么好过。在社会上晃荡了几年后,周被父母送到老战友的部队当了“小兵”。什么叫“小兵”?后人不懂了,这也是文革遗留下来的一个专有名词,指的是当时有点权势者,为了让孩子逃避“上山下乡”,托关系,走后门儿,把不到当兵年龄的孩子塞到部队里,几年以后,或是提干,或是转到地方吃香的部门。1979年我平反以后到了中国青年杂志社,发现该社里这种“小兵”出身者大有人在,说起这段当兵的历史来,多是津津乐道。周北方书没念过多少,但人很聪明,特别是记忆力出奇的好,什么书看过一遍,要紧的地方都能记得,而且能给你讲得绘声绘色,对这一点,我领教过好多次,印象颇深。周本人对此也很自诩,有时抽冷子就“考”我一下,有些题目现在还记得,比如:美国军队最高军衔是什么?一本著名的记述美国第一颗原子弹的书名是什么?美国投在日本广岛的第一颗原子弹叫什么名字?世界上威力最大的冲锋枪是什么型号?如此等等。还好,我这个人兴趣极为广泛,什么书都读,可以称上个杂家吧,因此一次也没让周考“糊”过,每次周的问题刚说出来,答案我已脱口而出,弄得他歪着脑袋看着我,半是赞赏半是不甘地说:老方,你行啊。其实我心里想,这算什么呀!不过是些常识罢了。

按李耕的说法,周北方少年时没书读与无人管无人疼的经历对他后来的人生影响非常大。当小兵的几年周也没干什么正经事,整天晃晃悠悠吊儿啷当提着枝猎枪打鸟儿,据说部队周边的鸟儿都被他打光了,以至于人们开玩笑说,连鸟儿都怕他。再不就是回北京通过爹妈的老关系替部队办事弄物资,这种情况在当年林彪主管军队时是很常见的现象,也就是说,周北方在部队这个“毛泽东思想大学校”里并没学到什么东西。周在部队的唯一收获可能就是追到了他后来的老婆。他老婆在卫生队当医生,周有事没事就往卫生队跑,一来二去混得很熟,至于究竟怎样得手的,除了当事人,谁也说不清楚。周在部队当兵时间没多长,等父母官复原职后就回到北京,进了首钢。李耕等人就是这个时候成了周的“小兄弟”,说“小兄弟”只是为了准确说明周与他们的上下统属关系,其实,李耕文革前是老高一的,比我小两岁,比周要大五、六岁呢。这几年的同事经历让他们抱成了团儿,为周后来拿下首钢实业公司业的领导权打下了人事基础。周回到首钢几年后“四人帮”倒了,这时的北京正处于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的当口,文艺方面有些东西也开了禁,当时北京最热闹的事除了开舞会就是看外国进口电影,这些电影当年都是江青花大笔外汇进口供她一个人欣赏的,现在则以“内部观摩”的名义开了禁,只是一般老百姓很难弄到票。周北方以他家庭的地位,当然总是可以弄到票,并带小兄弟们一块去看。有一次,已经到点了可电影迟迟不开演,据说是要等什么首长到了才能开演,周北方对小兄弟们说,将来有一天,我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才能开演。李耕感概地说,周北方这个人,从小是姥姥不疼舅舅不爱,他一心就想成个人大物。说到周的这种心理,我也亲耳领教过,我到香港后周同我说起在首钢在港上市的经过,说到他凭借自己的聪明克服了不少难题时颇为自负地说,凭咱的水平,当个副总理不成问题。听到周如此直言不讳而又如此认真自然地说出这样的话,确实令我内心吃惊不小,不过我并没有表现出来,我想起拿破仑说的那句名言: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兵。

说实话,至今回头来看首钢在香港的上市,不能不承认这是一件集天时、地利、人和于大成的杰作:天时,邓小平南巡之后,改革浪潮再次汹涌之时;地利,香港这块作为亚洲金融中心、制造中心、航运中心,而且市场经济法制健全的风水宝地;人和,首钢与作为华人首富、商业钜子的李嘉诚先生“两个001”的联手,真的创造了一个奇迹。难怪李嘉诚先生曾经激动地说过:在香港股票市场上市是多少商人一生的梦想,哪怕只是一家公司;首钢一上市就是四家公司,了不起啊!云云。那么,周北方在其中起了什么作用呢?对这个问题我其实是没办法回答的,我只能从周北方自己的叙述中作出判断。周北方回顾光荣历史时给下属讲过一些故事,我也在场的一次周说到上市之前要在财务方面做很多评估工作,可是首钢方面资产不够,周想出了一个绝妙的办法放大首钢方面的资产终于顺利过了关。还有一次碰到一个难题大家束手无策,又是周想出了解决的办法,什么办法呢?周给我们追述时在黑板上画图打了个比方,说6个瓶子5个盖儿怎么盖呢?转圈儿轮着盖即可解决问题。老实说我听得似懂非懂,我也不清楚这里面有没有弄虚作假的的成分,但首钢毕竟通过香港证监会的审核成功上了市,在香港股市掀起了一股“首长系”旋风,而且的确让香港很多股民赚了钱,从这个意义上说,所有参与此事的人都是有贡献的。

周北方性格中还有一点也很突出,那就是太喜欢喝酒,有一种酗酒倾向,这一点前边已经写过。他最津津乐道的就是跟什么什么人喝酒,把他们全放倒了,比如北京有个防化兵部队,其领导在北京是出名的能喝,但也不是他的对手,如此每每说起来总是豪气横生。但我觉得这也没什么,北方汉子善豪饮在很多人看来也许还是优点呢,不应该的是他特别愿意看到自己的下属喝醉。周每次从北京返港,所有在港的下属照例都要到机场迎接,他喜欢这个排场,而他一般也要请大家吃饭。我注意观察了一下,这个饭局的气氖是很微妙的,人人都小心翼翼,唯恐行差踏错。每次吃饭一定要喝酒,不喝或喝得少那是绝对过不了关的。有一次,一个广东籍的华侨员工在与周碰杯时偷偷以水代酒让周识破了,周大发雷霆,眼看着这个跟我年龄相仿的老员工流着眼泪给周倒歉,而周仍然余怒难消。在这点上周与我也过过招,他几次直截了当地问我:老方,你跟我说实话,你喝醉过没有?我连说:喝醉过喝醉过。周为什么问我这个问题呢?因为凡他请客而我在场的情况下,他没看见我因喝酒过出洋相。我的感觉是,周似乎对此很介意。我由此想到了斯大林,有一本关于斯大林的传记曾写道,斯大林特别愿意看到他的政治局委员喝醉了钻到桌子底下去。在这一点上,周与斯大林不是也有相似之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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