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德平:真做到“双百方针”才有文化繁荣

作者:周范才

  政府应该引领文化事业的发展,但关键是必须真正做到“双百方针”,有一个宽松的学术环境。如果仍然受到很多体制束缚,还谈什么文化繁荣呢

  自逐渐从全国政协、中央统战部岗位上隐休后,近些年来,胡德平更多以红学、曹学研究者的身份出现在各个场合。北京曹雪芹学会会长,这几乎是过去30多年胡德平始终不变的一个头衔。

  “我没有学术职称,也谈不上什么学术成就。”胡德平向《瞭望东方周刊》一再解释,他钟情曹雪芹研究是出于个人兴趣。

  已故红学大家周汝昌先生生前接受本刊记者专访时,曾一再主张作为20世纪三大显学之一的红学可以划分为四支:版本学、脂学、探佚学、曹学。过去30多年来,曹学之所以声势日隆,与胡德平大有关联。为此,周汝昌先生赞许胡德平是从中国思想史研究曹雪芹哲学思想的“第一人”。

  偶然涉足曹学

  1980年,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工作的胡德平和几位同学游玩香山时,偶然结识了香山正白旗39号老屋的主人舒成勋,后者向胡德平讲述了他于“文革”期间在自家西屋墙壁上发现“曹雪芹题壁诗”的故事。

  胡德平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当时已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工作多年。舒成勋讲述的香山地区风土人情、八旗掌故,引起了他极大的兴趣。那段时间,他经常骑着一辆半旧自行车,头戴草帽,穿梭在香山一带的村落采风。

  曹雪芹是清朝内务府正白旗人,香山一带是正白旗等八旗兵勇及八旗子弟驻兵、屯聚之处,存留诸多历史遗迹,这让胡德平积累起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为日后的曹雪芹研究奠定了史证基础。

  其时,胡德平的特殊身份让他的曹雪芹研究备受瞩目。当时的想法是,生活在他这样的家庭中,从事文化学术工作不是坏事。

  有关父亲的《红楼梦》记忆

  父亲胡耀邦是胡德平一生之中永恒的话题,他在谈及自己与《红楼梦》的缘分时,依然要从他的父亲讲起。

  1954年,毛泽东推荐两个“小人物”李希凡、蓝翎评论红学家俞平伯的文章,亲自写出“关于红楼梦研究的一封信”,引发了一场影响深远的批判运动。

  胡德平那时正读初中,有一天父亲和他谈起了《红楼梦》。贾宝玉开笔作文,先生给他出题“吾十有五而志于学”,贾宝玉认为“夫十有五而不志于学,人之常也”,贾政非常生气。胡耀邦谈到这里,认为贾宝玉的认识很好地展现了青少年率性、自由的一面。

  胡德平忆起这一幕时说:“我当时也没在意,后来才想明白这可能跟父亲长年做青年工作有关,他是坚决主张维护青少年的思想和天性的,尤其是当年在学生中打‘右派’,父亲一直反对。”

  1962年,胡德平进北京大学历史系学习,1967年毕业时,父亲已在“文革”中被打倒。胡德平离校后在农场、工厂接受“再教育”。直到1972年,落实政策,被安排到中国历史博物馆工作。

  在展开对香山和曹雪芹的研究后不久,胡德平开始积极倡导成立曹雪芹研究会。在他的努力下,我国首个正式的曹雪芹研究会于1983年12月在香山脚下成立,胡德平被推举为会长。

  曹雪芹研究由此掀起了一个高潮。1984年4月,坐落于香山正白旗39号的曹雪芹纪念馆正式开馆,并出版了舒成勋口述、胡德平整理的《曹雪芹在西山》一书。

  父亲建议退休后再做研究

  正当胡德平认为自己将踏上学术之路时,1984年,他突然被调入中共中央“整党办公室”驻外省的联络组,开始了20多年的官员生涯。

  刚开始涉足《红楼梦》和曹雪芹研究时,胡德平曾向父亲谈及他的理想。父亲告诉他,研究是很好的,但深入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更有意义,应趁着年轻尽量走出书斋、多接触实际。胡德平至今还记得父亲最后给他的建议:“这个研究你可以将来退休以后再去做嘛。”

  此后,胡德平先后到中央统战部和全国工商联工作,刚刚成立的曹雪芹研究会也历经波折,趋于沉寂。

  直到20年后的2004年,中华书局出版了胡德平的《说不尽的红楼梦》,这本书系统地分析、整理、研究了曹雪芹与香山的故事。这一年,胡德平还两次应邀登上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主讲“曹雪芹的创作思想”、“曹雪芹在香山”。

  从此,胡德平作为曹雪芹研究者的身份重新为人所知。不久,中国曹雪芹研究会在他的推动下,于2011年恢复成立为北京曹雪芹学会,他继续担任会长。该学会也成为我国近年推动红学和曹雪芹研究的学术重镇。

  胡德平一直坚持从曹雪芹的生平家世、文本考证入手,探求《红楼梦》反映的那个时代的社会关系、生活风貌。他还结合自己多年从事民营经济研究的工作经历,对曹雪芹及《红楼梦》的商业思想、清朝商人地位、清朝商场与官场“猫鼠同眠的关系”等课题提出颇多新见。

  学术研究应“兼相爱”

  对《废艺斋集稿》的研究,是胡德平的曹雪芹研究中极为重要的部分。

  《废艺斋集稿》被认为是曹雪芹的晚年佚著,专门论述风筝制作等工艺技术。它曾于1943年间在北京短暂面世,一位日本人购买此书稿并寄回日本,此后再无消息。

  当年,时任北平国立艺专教授高见嘉十从那位日本人手中借来此书,请人鉴定、抄摹,将此佚著部分地保留了下来。

  “文革”期间,红学家、北京大学教授吴恩裕经一些当事人介绍了解此事,于1973年发表研究文章,大多数中国人由此第一次知道曹雪芹还有一部旨在“以艺活人”的技术著作存世。不过,由于《废艺斋集稿》仅有部分抄录文字存世,并无其他物证,因而众多学者一直对其真伪争议不休。

  目前,学界仅能看到《废艺斋集稿》第二卷“南鹞北鸢考工志”的部分图画和文字,其中附录有曹雪芹好友爱新觉罗·敦敏写的《瓶湖懋斋记盛》一文,提到了曹雪芹曾鉴赏过的两幅古画。

  这成为胡德平研究《废艺斋集稿》的突破口。

  2005年3月,北京举行了一场名为“《瓶湖懋斋记盛》新证——曹雪芹鉴定过的两幅古画的发现”的座谈会,宣布证实了曹雪芹曾鉴赏过的《秋葵彩蝶图》即为现存台湾故宫博物院的《秋葵图》,另一幅《如意平安图》现已更名为《元人如意平安图》,被收录在已公开出版的图录中。

  然而,正如曹雪芹故居自挂牌之日起便引起学术界对其真伪的质疑一样,胡德平有关《废艺斋集稿》的研究也一直受到中国红学会原副会长刘世德等学者的质疑。在2005年的那次座谈会上,刘世德对胡德平的观点提出了强烈质疑,情绪激动到热泪盈眶。

  “这就是学术争鸣。”胡德平说。他极为看重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对墨子的推崇,在他看来,“兼相爱,交相利”不仅是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也应成为学术争鸣、学界同人交往的准则。

  遵循历史唯物主义指导

  《瞭望东方周刊》:你最早接触《红楼梦》是什么时候?

  胡德平:早在“文革”前,我父亲就收藏了很多书,其中包括解放前出的四大名著。我上小学时就翻过,但只是觉得插图很漂亮,文字基本上都读不懂。

  十三四岁上初中的时候,有一天吃饭时父亲问起我学校的情况,很自然就谈到了《红楼梦》。他讲起《红楼梦》八十四回贾政问宝玉开笔之事。这就是父亲留给我的关于《红楼梦》最早的印象。今天的孩子学龄前就“志于学”了,这是社会之逼迫、父母之逼迫,是压抑小孩天性的。这是几百年前古人就知道的道理。

  《瞭望东方周刊》:他当时为什么会讲起这个?

  胡德平:我父亲赞成小孩的天性。我记得他跟我们说,你们的成长就是要闯,不要循规蹈矩,要做有个性、有思想的青年。我父亲做青年工作曾有一个讲话,赞成呵护小孩的天性,大人不要过多打击、干涉他们,应该有更多的尊重。

  但是,父亲当时虽然有他自己的想法,要突破也很难,在很多场合还是说“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瞭望东方周刊》: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研究《红楼梦》采用的基本都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观点。你怎么看?

  胡德平: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还是要遵循历史唯物主义指导,注重社会关系的研究,不必排斥阶级分析的观点,但不能乱用,更不乱贴标签。

  比如毛泽东也是喜欢、研究过《红楼梦》的,他讲到“护官符”的第四回是了解全书的关键,我就觉得很对;再比如,鲁迅也没排斥对书中人物社会关系的分析,他对林妹妹和焦大就有过很多精彩论述。

  《红楼梦》是以爱情为主线的,但用社会关系的观点来看,书中对工商业者、农民等其他社会阶层也是有很多描写的。全书一开篇讲到的冷子兴就是一个古玩商人,还有“皇商”薛蟠。而探春在大观园兴利除弊、整顿财务,都展示出那个时代丰富的商业意识。

  就我来说,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研究问题一直让我受益匪浅。

  研究界在吃老本

  《瞭望东方周刊》:你在曹雪芹研究中坚持的是“考证”的方向?

  胡德平:曹雪芹研究和《红楼梦》研究是一体两面,研究《红楼梦》就需要了解曹雪芹,而研究曹雪芹又主要以《红楼梦》为根据。

  对曹雪芹的家世生平发掘越多,对《红楼梦》的理解就会越深。考证是史学的一部分,当然,考证也不要落入新的索隐派、新的“自传说”。

  比如,曹雪芹属于内务府的正白旗人,是皇帝最亲近家奴的后代。他的这种社会分层决定了曹雪芹不管怎么贫穷、没落,也脱离不了他的旗籍。之前一直说曹雪芹晚年潦倒去了北京西郊,问题是他到底去了哪?作为旗人,他又能到哪去?

  他没有参加科举,旗人也不能经商,当时香山一带有大量的旗人兵营,所以他去正白旗旗营生活是一个必然的去向,连他交往的朋友敦诚、敦敏也都是旗人。如果考证能和作者创作环境结合起来,就是有意义的。

  北京西山曹雪芹故居附近的樱桃沟有个元宝石,跟书中女娲补天剩下的石头很像,贾政有个清客叫胡斯来,香山地区就有一种果子叫“胡斯赖”。用文学理论来概括,这些就是生活的原型,通过作者的创作,成为了艺术的典型。所以小说文本反映了极大的生活积淀,也反映了作者的身世以及环境的影响。

  《瞭望东方周刊》:有些人批评,百年红学更多偏向史学,而不是文学。从胡适、蔡元培到周汝昌都是偏重于考证,对文本的研究、艺术的关注太少,你怎么看?

  胡德平:文本和身世、家世是连在一起的,曹雪芹学会更多的是研究曹雪芹的身世、社会关系,从这个角度再去研究红学,而文学、美学价值更多应该是红学关注的内容。

  《瞭望东方周刊》:周汝昌先生去世前一个月,我曾采访过他。他评价这些年红学研究没有什么进展,你的观点呢?你如何评价当前曹雪芹研究的现状?

  胡德平:现在的红学界、曹学界在吃老本,主要还是过去老一辈学者的老观点,确实进展不大。

  这些年社会上出现了很多《红楼梦》解密的文章。影视剧重拍、选秀也搞得热闹不堪,人们喜爱娱乐是天性,这是因为红学、曹学没什么进展才出现的。

  《红楼梦》的魅力、影响太大了,社会对《红楼梦》的需求太大了,但现有的研究又满足不了这种需求,振聋发聩的论述、新的材料难以出现,大家就只好去“解密”了。

  学术问题应该回归学术

  《瞭望东方周刊》:过去的那种学术热潮能否再现?

  胡德平:只要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真正贯彻“双百方针”,推动两个文明建设,中华民族的文化复兴能够真正发展起来,我觉得这种热潮还是会有的。

  政府应该引领文化事业的发展,但关键是必须真正做到“双百方针”,有一个宽松的学术环境。如果仍然受到很多体制束缚,还谈什么文化繁荣呢?我们现在关起门来研究。民间有愿意做公益的力量,可是有钱都不知道往哪里投。

  《瞭望东方周刊》:今年是1954年“红楼梦批判运动”60周年,从此红学打下了和现实政治相联系的烙印。那段历史对如今红学研究的启示是什么?

  胡德平:政治离不开文化,《红楼梦》是中国文化很重要的一部分,政治家对文化不了解怎么搞政治?不能总是“枪杆子出政权”,总得有优秀文化的积淀、继承,这是必然的。

  当年,胡适出版《红楼梦考证》开创了新红学,是一次与旧红学的较量,也是中国新旧学术思想较量的开始,其本质是以封建文化理念,还是以现代的、世界高度的学术思想对待本国文化的问题。1954年的“红楼梦批判运动”就是这种较量的继续,不过那时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进来了,阶级分析的办法就占据了红学的主流。

  学术问题应该回归学术,现在的文化体制仍是习惯于什么都管起来。新中国刚建立时期外行领导内行还情有可原,现在都什么时候了?改革难就难在这里,一些方针政策不是不对,但谁来执行是最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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