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德平:父亲斥责僵化体制是祸国殃民

作者:华商报

  无论是个头、相貌、神态,72岁的胡德平都很像父亲胡耀邦。近年来,胡德平在工作之余,致力于挖掘史料,探寻胡耀邦的精神世界。他写下了一组主题为“中国为什么要改革”的文章,研究“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直至整个八十年代”,“尤其是当他的心路思绪已尽,无路可走原地打转时,他是怎样在荒原上迈出的第一步”。

   2014年8月,在西安出席《1965:耀邦早春行》出版座谈会期间,胡德平先生接受了华商报记者专访。他说,胡耀邦视察陕南安康地区距今已有四十九年了,这只是历史长河中短短的一段时光,它静静地向远方流去,仍有生命,并告诉后人,它曾淹没了什么,又把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化为航标或路灯,或许可以警示后人,应该怎样走一个人的生命之路。

   一大早,张孔明就忙活起来,他推掉了其他杂事,准备去机场接机。

   这是8月8日,连续多天高温,刚降了一场小雨,使人神清气爽。下午,《1965:耀邦早春行》出版座谈会就要在西安召开了。

   张孔明是陕西人民出版社第三编辑室副主任,他要去接的北京贵客是胡耀邦之子胡德平。临近出发,他却接到一个电话,称“不用来接”。张孔明一时无措,中午饭总得吃吧。对方说“不用管”,只是详细询问下午开会的地点和时间,说,“两点半,准时到。”

   果然。胡德平准时与会,座谈会结束即走,主办方留吃晚餐,他笑着婉谢了。

   这是胡德平的风格。或许由此也能看出其父胡耀邦的遗风。

   《1965:耀邦早春行》以实录的方式重现了1965年2月6日至13日,时任陕西省委代理第一书记的胡耀邦,在整整八天时间里走访七个县的情景与讲话。走到哪,不管路途多长,一到目的地,先不进招待所,也暂且不听汇报,甚至也不要当地干部陪同,而是端直去基层自己了解情况。大多数情况,胡耀邦并不亮明身份,只要求“找支书一名、会计一名、贫下中农一名”,大伙一起聊聊现状,敞开了谈,以此发现问题。

   胡德平熟悉父亲的作风。多年前,胡耀邦对子女们说过,“有什么社情民意,都可以向我反映,我来办”。这是胡家的传统。

   在来参加座谈会的前几天,胡德平又一次“认真读完”了《1965:耀邦早春行》,并写下了近1.5万字的读后感。华商报记者注意到,在厚厚一沓《读后感》上,胡德平用括号细心标注着原文引述的页码,还有他的评述及所思所想。

   座谈会上,胡德平一口京腔,语调温和地“与大家交流着看这本书的心得与认识”。参加座谈会的有刘志丹的女儿刘力贞、陕西省原副省长徐山林等老同志,也有胡耀邦当年的同事和老部下,以及陕西本地出版、文化、媒体等社会各界人士近百人。

   半个世纪前,胡耀邦在陕西主政时,徐山林在省委农村工作部社教办公室工作,多次听过他的讲话。徐山林很感慨:“人,有的活得很长,但是大家没有记住;有人活得很短,但是永远被人记住。当官是暂时的,名声是长久的。耀邦同志的革命家的胆略、人品、作为、风格,将与世长存。”

   胡德平1942年11月生于延安,曾就读于北大历史系,“文革”中在军队农场锻炼,后来当过工人。曾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全国工商联党组书记、第一副主席,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近年来,胡德平在工作之余,致力于挖掘史料,探寻胡耀邦的精神世界,解读他的心路历程。他写下了一组主题为“中国为什么要改革”的文章,研究“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直至整个八十年代”,“耀邦同志关于改革的各种观点和思想的发展过程”,“尤其是当他的心路思绪已尽,无路可走原地打转时,他是怎样在荒原上迈出的第一步”。

   此次在西安与大家交流的心得,胡德平也是围绕着耀邦当年在陕西的“经济、生产方面的观点,谈些看法”。座谈会之后,胡德平又去了安康等地,走访了胡耀邦当年视察、讲话的一些地方。在陕期间,华商报记者专访了胡德平。

   左啊右啊的争论,老百姓没兴趣

   华商报:胡耀邦主政陕西时,深入安康八天跑了七个县,集中反映出他当时的经济观点、生产观点,与那个时代“格格不入”。作为老百姓,该怎么理解其中的政治含义?

   胡德平:耀邦同志的陕南安康早春行,是发生在“二十三条”公布前后的这段时间,“二十三条”仍然说是要以阶级斗争为纲,要整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是耀邦同志在陕南的很多讲话,却在强调生产。他在大小场合都明确提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发展生产力。他的观点越鲜明,与“二十三条”的精神、与社教的精神,就越抵触。当时,他在陕西受到批判,为什么毛主席没有批评他,但也没有给予支持,这个问题,我一直没有想清楚。后来他压力大,身心疲惫,得了大脑蜘蛛网膜炎,危及生命,我母亲来陕西看他,毛主席还派了医生来给他看病。

   毛主席对这场社教的概括是“形左实右”,而耀邦同志是形也右、实也右,光明磊落。我觉得可能是因为种种原因吧,他当时躲过了这一劫。

   当年耀邦同志离京来陕赴任,向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辞行,尚昆同志说,你去陕西,一年不要说话。他是好心啊。但是胡耀邦呢,没有这么做。

   那是一个很复杂的年代,出现了许多不可思议的事情。我觉得我们回顾历史,还是要汲取经验教训,推进现在的工作。恩恩怨怨,老百姓没兴趣,左啊右啊的争论,老百姓也不管。但是大家真正关心的是中国的历史经验怎么总结,今后怎么走,怎么改革,怎么反腐,怎么为人民服务。

   比如安康、汉中的几座大桥是怎么修起来的,旬阳的县城是怎么搬到新址的,旬阳的供水水塔是怎么建立起来的,宁陕新开辟的人工林是怎么发展起来的,这些事,或多或少都和耀邦同志有关系,老百姓关心的是这些事情。不是说老百姓不关心政治,不关心我们国家的命运,而是经济集中反映的政治,才是老百姓最关心的。

   先予后取、多予少取,解放生产力

   华商报:当年胡耀邦在安康的一系列讲话,有不少我们今天耳熟能详的词汇,比如“解放思想”、“放开粮食市场”、“政令公开”、“搞集市贸易”等等。印象中,这些词是改革开放后才流行的。为什么胡耀邦那时就会有这样的表述?

   胡德平:耀邦同志在安康的一些随感而发,有准备或者没准备的讲话,以及跟当地干部群众的一些自然而然的谈话,我大致总结出他当时的一些经济观点,就包含了这些词汇。

   第一个,满眼山河谈资源。他面对安康丰富的资源,认为“增产的潜力不小”,不要说耕地,就是荒地,他也认为是资源。在他看来,山水中蕴藏的资源弃而不用,就是浪费。

   耀邦同志未系统学过经济学,但从生产实际出发,他能捕捉住国家资源这一重大课题做文章,说明他是一个对经济问题充满研究兴趣的人。因为他明白,从团中央的工作转行到省委新的工作岗位,必须学习经济工作。

   第二条,我们帮你们打主意。予取之道,是政府为人民利益着想的治国之道。陕西1964年粮食总产只有87亿斤,单产竟比西藏还低。老百姓的生活水平还不如河北和山西。1965年耀邦同志向周总理汇报情况,请求把陕西征购粮减13亿斤,与民休养生息。

   他说,“减征购任务不是为了睡觉,减也是为了加油干,减了大家高兴。”“减了任务,又要增产,把生产搞上去!”这就是予取之道。

   当时一些干部群众有顾虑。他说,老实说,打主意不在你们这里打,你们要求我们打主意时,我们才帮助你们打主意。这话是什么意思呢。我的理解,将来粮食多了,粮食没出路了,谷贱伤农了,政府会帮助群众打主意、想办法。他坚信只要政策对头,予取之道的措施得以落实,不仅粮食能增产,粮食市场也可以开放。

   结果,1965年,安康地区的粮食产量达10.68亿斤,比1964年增长了52.8%。多产3.69亿斤,竟然超过了国家对陕西减免的3亿斤。

   华商报:听上去挺振奋。

   胡德平:这种先予后取、多予少取的话,是耀邦同志在当时极左路线下说出的,让人很吃惊啊。也说明这是一种被无数次实践证明了的解放生产力、解放人民群众的神奇政策。

   第三,他还提出“不要先搞粮食自足,而是要先搞经济自足”。他在陕南行的工作总结《电话通讯》中提出,陕西农业的增产方针应该是“两手抓,双丰收。”“一手抓粮食,一手抓多种经营。”他认为,经济自足比粮食自足的范围还要大。这表示出一种内需,显示出他是内需导向型经济的一个推动者。

   他后来给我讲过一个事。他说,我奇怪得很,当时陕西财政税收的钱,怎么自己不搞建设,而是借给上海用。他说我绝不会这么做。老百姓交的税、挣的钱,你发展本地区啊,可以和上海搞合作啊。把钱给了上海用,我们就是要利息吗?我们不要发展本地的工业、农业,不要扩大本地的投资吗?

   不过,当时有人批评耀邦,说,一手抓这,一手抓那,那么哪只手抓阶级斗争呢?

   1965年谈及的“集市贸易”,十二大才写进报告

   华商报:当时有数据显示,安康地区四万人没就业。胡耀邦当时的讲话对此也有大篇论述和思考。

   胡德平:父亲的父母兄弟都是庄稼人,在农闲时间都要做烟花爆竹维持生计。他对农家的辛苦和小手工业者、小商小贩终年奔波得来的血汗钱有切身感受。当他主持一省工作,不由得他要对小手工业发表些意见。

   所以他当时说,“城镇就业问题最大的出路是发展手工业、农副产品加工业。”“在小城镇,最大的出路就是发展手工业。在此基础上,慢慢变成地方工业。”清楚了他对城镇手工业、农副产品加工业的态度,我们就会理解改革开放初,为什么他那么重视乡镇企业,为什么常提“国家、集体、个人一起上”,“社、队、联户、个人四个轮子一起转”。要用集体经济的形式,解决千百万回城知识青年的就业问题。

   更为难得的是,他还对当时并不发达的服务业做了宽泛超前的解释,“不仅要注意增加生产,还要注意为生产服务的商业、交通、财政等问题。”

   华商报:如果用现今的话说,从胡耀邦在安康的讲话中能看出,那时他就很注重民生。

   胡德平:刚才所说的经济自足,当时也离不开活跃的集市贸易和商品交换。可它当年被批判,认为是产生资本主义温床的经济形态。耀邦认为,为买而卖的集市贸易跟资本主义没关系。这是他的第四个观点。

   老百姓为了买点盐、买根针,养只母鸡下点蛋,就想买点日常生活用品,这不是什么投机倒把。他说,“老百姓就那么几个鸡蛋,核桃没有多少,只有一斤半,你供销社又不收,就想卖了换点东西回去嘛。”

   所以他在安康电影院的全县扩大干部会上讲话,说要把集市贸易搞好,也就是当地老百姓说的,把“赶场”好好搞起来。第二天允许集市贸易的讲话就传遍安康,很快有人竟然敢在政府门前卖花生、卖羊油了,带着红袖章的市管人员也不见了。

   他那时就认识到,对集市贸易不能管得过死,否则会影响农副业的迅速发展,对国家、对人民都不利。1965年过后的17年,在1982年的十二大报告中,个体工商户、集市贸易等内容才成为全党的共识。

   只有生产发展,才算为人民忠诚地服了务

   华商报:无法想象,如今很多已然是常识的观点,当时需要多大的勇气才能保持清醒。

   胡德平:耀邦同志当时说过这样一段话:“我们革命的目的是什么?革命就是为了发展生产。发展生产是广大人民的要求。什么叫大好形势啊?大好形势就是因为生产发展了。什么叫好干部呀?就是能把生产领导好,这是最主要的标准。”

   在那份后来被批判的《电话通讯》中,他用了更为规范的语言,同时把问题的重要性提得更高了:“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就是发展生产力,只有生产不断发展,才能谈得上大好形势,只有领导群众增了产,才能称得起是为人民忠诚地服了务。”

   这些话,现在看来属于常识,但当时还是需要勇气才能说出的。

   华商报:胡耀邦当时还提出了哪些与民生相关的经济观点?

   胡德平:这就是改革开放后常说的一句话:“要致富,先修路。”耀邦同志当时感慨,“安康人穷,穷在哪里?穷在路不通。农民生产的东西运不出去,运不出去就挣不到钱。”他听一位公路干部说到西万公路,一头起自西安,一头是四川万源,问这位干部去过万源没,回答没去过。他说,“你们这是‘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呀,公路部门的同志都没去过,老百姓更别提了。”

   他以安康桐籽为例,“桐籽一般都被我们自己榨油点亮用了,运不出去,烂掉在深山,而外国人购去了,深加工成各种化工用品,成百倍地挣我们的钱。”他感慨地说,汉江没有一座桥,群众太不方便了。并由此推动了安康等地三座汉江大桥陆续上马。后来,耀邦同志指示省级主管部门对三座汉江大桥立项筹措资金,并进行勘察设计。

   耀邦同志当时还提出建设事业可以采取“民办公助”、“公有私养”的办法。这一思想体现在修建公路、开办一些建设工程上。他说,“修路,用民办国助的办法进行,国家供给炸药、钢钎,并给修路的民工一天半斤粮食、两角钱补助,农忙务农,农闲修路。”

   而有些事,比如救济、福利和社会保障等民生问题,需要国家来“托底”。比如他说“虽然社会主义是按劳分配,但谁能把所有人的口粮都按劳分配呀!鳏寡孤独的困难户怎么办?”他认为,国家有了丰厚的积累,就能托起社会的救济、补助、福利、保障以及生老病死等民生问题。他提出“按劳分配和平衡照顾”,我觉得是经济自足的收官托底之笔。

   经济自足是国家、人民自身内需消费之足。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确立后,耀邦同志提出中国应成为一个内需导向型的国家。我认为,这有他此前多年的实践和思想准备,不是偶然的。

   斥责封闭僵化的体制是“祸国殃民”

   华商报:有种观点认为,胡耀邦的这些经济观点,1965年在陕西小试锋芒,1978年以后在全国大见成效。

   胡德平:这与耀邦同志深入实际、深入群众的调查研究分不开。他有数学头脑,非常爱算账,记性又好。其实他只是初中一年级的学历,后来在延安自学了代数。他在陕南调研时,经常当众算账,多少平方公里换算成多少亩啊,增产或是减产的百分比啊,总是很快就算出来。这也是他的工作乐趣。

   他很注重商业体制以及物价。当地的农产品流转销售,从距离远近和历史习惯来讲,一贯向下运,就是朝湖北武汉走。当他听说旬阳的龙须草没有批准手续不能运往湖北销售,只能硬是“倒流”,从安康往西安运,发了少见的脾气,批评说“这是蠢!死官僚!反中央!”他对这种封闭僵化的体制非常生气,“自己封锁,自己祸国殃民,搞社会主义连方向都不明确,不想到国家,做官当老爷,哪里做事这样荒唐!”

   他把土特产品收购存在的问题提高到“方向”、“死官僚”、“祸国殃民”的高度去认识,说明他勤于研究政策,也是他做人的个性。历史过去了,多么激烈的运动,都会一风吹。什么被淹没,什么会留下来,洪水也冲不走,耀邦同志怎么做人,怎么走自己的人生之路,对后人是有警示的。

关键字: 胡耀邦,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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