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实业家张謇

1、1937年,中华书局刊行的《中国百名人传》中,起为黄帝,末止于他。他是张謇。

2、张謇自幼聪慧过人,但张家祖上三代没有人获得过功名,也就是所谓“冷籍”。当时科举规定,“冷籍不得入试”。

3、1882年,朝鲜发生了“壬午兵变”,张謇随吴长庆到了汉城,他所撰写的政见和议论很快传回北京,主张对外持强硬政策受到了光绪的帝师、时任户部尚书的翁同龢的赏识

4、1895年夏,张謇受张之洞邀请,南下南京面谈洋务,二人对“中国要振兴实业,还是要看读书人能不能有作为!”达成共识,张之洞正式邀请张謇“总理通海一带商务”。

5、工商末技则为士大夫不齿,弃儒经商,无疑被视为是离经叛道之举。因此当张謇1895年底宣布弃官下海经商之时,朝野震惊,而他本人则被一些人看做了疯子。

6、民间商人集股不成,张謇无可奈何,只得向官府寻求援助。受到曾任两江总督兼南洋商务大臣的刘坤一的支持,在1899年5月23日,经过44个月漫长的筹备,大生终于正式开机。

7、张謇写了很多封告急之书,几乎字字有泪,到最后盛宣怀却是一分钱也没有兑现。张謇对此大为恼火,一生都不能原谅盛的言而无信,并从此对官商绝了念想。

8、张謇3年多创业过程里,所受欺压甚多,据说张謇一直不能忘怀大生最初创建时的艰苦,特地请人绘制了四幅“厂儆图”,暗指创厂时遇到的事件,挂在厂内公事厅东西两侧

9、总计从1914年到1921年的8年间,大生两个厂的利润有1000多万两。1920~1921年,上海报纸天天刊登大生的股票行情,是当时市场上最抢手的股票之一。

10、这一士商阶层的陡然出现,因其思想、资本与政治资源的多重组合,很快成为影响中国变革进程的一大力量,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在日后的社会动荡中扮演了重要而微妙的角色。

11、巨头也有情。张謇与清末民国初年的刺绣大家沈寿曾传出一段佳话。沈寿是当时享誉天下的刺绣大家,但婚姻不幸。张謇在结识她后,慕其才华,怜其不幸,心生爱慕之情。

12、张謇出任北洋政府实业总长兼全国水利局总裁期间,曾力主根治淮河水患。1914年4月,张謇带领从荷兰聘请来的水利工程师贝龙猛一道南行勘察淮河水情与河道。

13、1919年,张謇创办淮海实业银行,1921年淮海实业银行设分行于海门、扬州、南京、汉口、上海、镇江、苏州,又在盐城、阜宁、东台各垦区遍设分理处。

14、上世纪20年代初,交通银行由于经营不善,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之中。由于自身具备的实力、威望以及时代的需要,张謇临危受命担任交行总理一职。

15、张謇有天生的管理和经商天才。在大生创办之初,他亲自执笔撰写《厂约》,对自己和几个董事做了分工,各人均有明确的职责,奖罚措施、利润分配方式等都有具体规定。

16、打造出一个完备而精妙的产业链,这完全是大工业制造的理念,不但在当时的中国绝无仅有,百年后视之,仍是商业战略上的正道。

17、张謇办厂,另外一个大的贡献是“绅督商办”,跟盛宣怀的“官督商办”相比,这是晚清企业的一大进步模式。

18、张謇另外一个伟大的地方是,在事业蒸蒸日上的时候,他并没有凭借自己的权威,将企业一点点地据为己有,这在当年的制度和人文环境中,是多么容易的事情。

19、张謇虽然从商,但从商只是实现这个理想的器具。张謇认识到了清朝政府的无可救药,转而推行“地方自治”,他自己更习惯的说法还是“村落主义”,并开创南通模式。

20、1915年下半年,袁世凯即将称帝,张謇在政治上的抱负不能施展,坚决辞去农商总长一职,回到他的“村落主义”。

21、在企业初有成效之后, 张謇就着手办学,从南通师范学校开始,他又办了南通女子师范学校,农校、纺校、医校等专门学校(南通大学前身),以及大批小学。

22、“东南互保” 在中国政治史上是一个标志性事件,圣旨被当成“乱命”,意味着中央政权至高无上的权威性已经瓦解,皇权殒落,看来只是一个时间和方式问题。

23、张謇晚年反省失误时承认“本小事大”、“急进务广”,其中失误最大的投资是垦牧产业,垦牧业带有很强的社会公益性,投资大,周期长,而且受海潮、气候等自然条件的影响。

24、大生虽是中国最早的股份制企业之一,但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张謇的光环太大,晚期更是近乎于“神”,集团内各实业公司都没有基层负责的规定,事无巨细。

25、一战期间,有一年年终结账,大生付给股东的息金竟然高达50%。刘厚生在报上看到这个消息,觉得“骇人听闻”,写了一封长信忠告张謇,但这些忠告并未引起张謇注意。

26、张謇的儿子张孝若被列为民国四公子之一,颇具才华,前途无量。正当张孝若在事业上如日中天之际,1935年,38岁的他在上海寓所不幸遇刺身亡。

1、他是张謇

他是清末状元,在清朝民国都曾身居要职,是李鸿章、袁世凯、孙中山等人都不敢忽视的人物。孙中山曾这样讲,“我是空忙,他在南通取得了实际的成绩。”而胡适则称他是近代中国史上一个很伟大的失败的英雄,说他独力开辟了无数新路,做了30年的开路先锋,养活了几百万人,造福于一方,而影响及于全国。终于因为他开辟的路子太多,担负的事业过于伟大,他不能不抱着许多未完的志愿而死。1937年,中华书局刊行的《中国百名人传》中,起为黄帝,末止于他。他是张謇。

2、冒籍考试惹官司
张謇生于普通人家,祖上世代务农,直到父亲张彭年时,才在务农之余兼营一个制糖的作坊。张謇自幼聪慧过人,但张家祖上三代没有人获得过功名,也就是所谓“冷籍”。当时科举规定,“冷籍不得入试”。为了取得应试资格,张謇15岁时冒充如皋县张家子嗣报名获得学籍,第二年考中了秀才。但此后如皋张家开始用冒名一事来要挟张謇,连续索要钱物,最后索性将张謇告上了公堂。这场诉讼延续数年,令张謇十分狼狈,家道也因此困顿。
3、26年科举路 一朝成名中状元
从16岁中秀才到27岁之间,张謇每两年就去江宁参加一次乡试,先后5次都未得中。1882年,朝鲜发生了“壬午兵变”,张謇随吴长庆到了汉城,他所撰写的政见和议论很快传回北京,主张对外持强硬政策受到了光绪的帝师、时任户部尚书的翁同龢的赏识。北洋大臣李鸿章和两广总督张之洞都给争相礼聘,邀其入幕,但张謇一概婉拒,“南不拜张北不投李” ,回到南通故里,继续攻读应试。这大约是一个旧时读书人内心的自尊——希望靠自己考取功名,名正言顺地踏入仕途。1885年,张謇终于在乡试中考中了第二名举人。此后张謇开始参加礼部会试,向科举的最高阶段进发。1894 年,也就是甲午年,因为慈禧六十寿辰特设了恩科会试。心灰意冷的张謇因父命难违,第五次进京应试,中了一等第十一名,翁同龢将他改为第十名。4月殿试时翁同龢的提携之心已经迫不及待。他命收卷官坐着等张謇交卷,然后直接送到自己手里,匆匆评阅之后,便劝说其他阅卷大臣把张謇的卷子定为第一。于是张謇在41岁的时候,终于得中一甲第一名状元,授以六品的翰林院修撰官职。自1868年中秀才以来,张謇已经在入仕的道路上跌跌撞撞地走了26个年头,进出科场20多次,直接耗费在考场上的时间合计就有120天,其中的痛苦与荒诞只有他自己最清楚。
4、对官场绝望 决心下海
1894年9月,张謇状元及第之后随文武大臣去迎接从颐和园回宫的慈禧太后,当时恰逢下暴雨,文武百官包括一些七八十岁的老臣都只能跪在积水中匍匐拜迎。慈禧乘轿经过时,却连看都没看一眼这些跪在水中的大臣们。这件事极大的震撼了张謇,回住处后他在笔记中写道:“愿为小民尽稍有知见之心,不愿厕贵人更不值计较之气;愿成一分一毫有用之事,不愿居八命九命可耻之官。”从此隐退之心已生。多年后忆及此事,张謇说就在那一刻,“三十年科举之幻梦,于此了结。”1895年夏,张謇受张之洞邀请,南下南京面谈洋务,二人对“中国要振兴实业,还是要看读书人能不能有作为!”达成共识,张之洞正式邀请张謇“总理通海一带商务”。有了张之洞的支持,张謇打定主意冒一次险,决心先在通州办棉纺厂。
5、状元经商 石破天惊
状元弃官经商,这在当时是一件石破天惊的事。千百年来,中国文人皆以金榜题名,登科入仕为终极正道;而中状元做宰相,成为封疆大吏匡扶天下则是大多士子的一生梦想。至于工商末技则为士大夫不齿,弃儒经商,无疑被视为是离经叛道之举。因此当张謇1895年底宣布弃官下海经商之时,朝野震惊,而他本人则被一些人看做了疯子。
6、陷入筹资困境
张謇回乡选定厂址后,起名为大生,其意源自《易经》的“天地之大德曰生”。大生创办之初就设想了股份制,公开向社会集股60万两,分6000股,每股100两,结果招股很不理想,应者寥寥。张謇奔走于通沪之间,忍辱蒙讥,屡经挫折。张謇如此描述当初招股之窘境:“以纱厂集股告人,闻者非微笑不答则掩耳却走。”“诋者十之五六,惜者二三,赞者一,助者乃不及一。”民间商人集股不成,张謇无可奈何,只得向官府寻求援助。受到曾任两江总督兼南洋商务大臣的刘坤一的支持,在1899年5月23日,经过44个月漫长的筹备,大生终于正式开机。
7、上了盛宣怀的当
在张謇创业时,有一件事对他打击特别大,就是上了一回盛宣怀的当。作为江苏同乡,神通广大的盛宣怀答应帮他筹资金,两人还一本正经地亲笔签了一份《通沪纱厂合办约款》的合同,有当时名士郑孝胥、何眉生做见证人。谁知合同一签,盛宣怀觉得油水不大,就开始甩手不管。张謇写了很多封告急之书,几乎字字有泪,到最后盛宣怀却是一分钱也没有兑现。张謇对此大为恼火,一生都不能原谅盛的言而无信,并从此对官商绝了念想。
8、“厂儆图”道尽创业辛酸与艰险
实际上,张謇3年多的创业过程里,所受欺压甚多,据说张謇一直不能忘怀大生最初创建时的艰苦,特地请人绘制了四幅“厂儆图”,暗指创厂时遇到的事件,挂在厂内公事厅东西两侧。第一幅是《鹤芝变相》图,寓指潘鹤琴、郭茂芝在关键时刻退股作难。第二幅是《桂杏空心》图,指的是盛宣怀(号杏荪)和桂嵩庆食言而肥,拒付资金。第三幅是《水草藏毒》图,指是的南通知州汪树堂(汪字有“水”;树字含“草”)因不满刘坤一将地方公款拨给大生纱厂,煽动乡绅秀才发难。第四幅是《幼子垂涎》图,指的是大生纱厂即将投产而资金匮乏时,浙江候补道朱幼鸿、盐务督销严筱舫企图乘人之危,低价盘下大生纱厂产权。
9、黄金时代
因为张謇是状元出身,大生纱厂早期的棉纱产品使用“魁星”商标,下设有“红魁”、“蓝魁”、“绿魁”、“金魁”、“彩魁”等不同产品线。商标的主要部分就是魁星点斗,独占鳌头的形象。投产后的第二年,大生纱厂得纯利5万两;第三年得纯利10万两;到1908年累计纯利达到190多万两。“一个人办一县事,要有一省的眼光;办一省事,要有一国之眼光;办一国事,要有世界的眼光。”张謇的理念决定了他事业的规模,当时西方各国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中国纺织市场留出了一个巨大空间。这是一个天赐良机,1913年以后,和其他地方的纺织企业一样,大生一厂、二厂连年赢利,兴旺一时,仅1919年两厂赢利就高达380多万两,创下最高纪录。总计从1914年到1921年的8年间,大生两个厂的利润有1000多万两。1920~1921年,上海报纸天天刊登大生的股票行情,是当时市场上最抢手的股票之一。
10、张謇经商引起轩然大波
张謇经商在当时确是引起了轩然大波,在他的感染下,两年后,苏州另外一位状元公陆润庠也宣布下海创办纱厂,还有一位咸丰朝的老状元、已经官居礼部尚书的孙家鼐则命他的两个儿子孙多森、孙多鑫在上海创办了我国第一家机器面粉厂――阜丰面粉厂,这些状元公的行动,可以说是史无前例,惊世骇俗,对于视“工商”为“末业”的中国社会来说,简直不可思议。这一士商阶层的陡然出现,因其思想、资本与政治资源的多重组合,很快成为影响中国变革进程的一大力量,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在日后的社会动荡中扮演了重要而微妙的角色。
11、张謇与沈寿的一段情
巨头也有情。张謇与清末民国初年的刺绣大家沈寿曾传出一段佳话。沈寿是当时享誉天下的刺绣大家,但婚姻不幸。张謇在结识她后,慕其才华,怜其不幸,心生爱慕之情。在一首诗中,张謇大胆而直露地写道:“杨枝丝短柳丝长,旋开旋合亦可伤。要合一池烟水气,长长短短护鸳鸯。”而沈寿毕竟只是一个弱女子,她惧怕流言,不敢把对张謇的爱情吐露出来,只敢自语:“本心自有主,不随风东西。”但沈寿对张謇的一片真情并不是无动于衷,她将掉下的头发绣出了张謇的手迹“谦亭”。落发不够用,她就用剪刀剪下自己的头发,以此绣品很含蓄地表达了自己内心的情感。
12、主导根治淮河水患
黄河自1194年至1855年间夺淮入海,使得淮河流域的原有水系遭到破坏,导致淮河洪涝灾害频繁。1913年10月至1915年11月,张謇出任北洋政府实业总长兼全国水利局总裁期间,曾力主根治淮河水患。1914年4月,张謇带领从荷兰聘请来的水利工程师贝龙猛一道南行勘察淮河水情与河道。两个月以后,欧战开始,中法劝业银行所定借款条约中止,美国帮助中国治淮的借款也停止了。张謇的治淮方案只好也暂时搁浅。
13、创办淮海实业银行
1919年,张謇创办淮海实业银行,1921年淮海实业银行设分行于海门、扬州、南京、汉口、上海、镇江、苏州,又在盐城、阜宁、东台各垦区遍设分理处。其经营业务包括存放款、贴现、抵押、代理公债、代保管、兑换外国货币、买卖金银、经理大生实业公司的股款股息等,由于张氏在社会上有很高的威信,所以初期的业务情况甚佳。民国十一年以后,张氏集团的企业开始出现逆境。由于日本商人在中国大量开设纺织厂,倾销纱布,导致大生纱厂大为亏损,又因苏北水灾,各盐垦公司也亏蚀甚多。这些情况使淮海实业银行的大量放款无法收回,业务出现危机。随着张氏企业的进一步呆滞和负债愈烈,淮海实业银行一蹶不振,上海分行首先于民国十四年裁撤,不久总行也随之歇业。
14、临危担任交行总理
一战期间,张謇的大生企业系统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据统计,到1923年,其资本总额达到了3448余万元,为当年荣氏家族的申新、茂新、福新企业系统资本总额的3.5倍以上。上世纪20年代初,交通银行由于经营不善,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之中。由于自身具备的实力、威望以及时代的需要,张謇临危受命担任交行总理一职。张謇在经营交通银行的近三年时间里安排江浙金融势力进入管理高层,逐步改变创办人之一梁士诒和交通系独大的状况;经营上追求稳健,逐步改变银行过分依赖政府的状况;行风上追求公开和简朴,逐步改变分支行割裂以及机构膨胀的状况。虽然张謇最终在外部压力下卸任,但在他的主持下,交行迅速走出危机,经营状况也大为改善。
15、10亲立厂约 细到规定招待客人用几个菜
张謇有天生的管理和经商天才。在大生创办之初,他亲自执笔撰写《厂约》,对自己和几个董事做了分工,各人均有明确的职责,奖罚措施、利润分配方式等都有具体规定,每天下午两点各部门主管举行例会,有什么问题及时在这个会上讨论解决。有趣的是,《厂约》细到对招待客人几个小菜都有规定,平常饭菜二荤二素,休息天加四碟,二斤酒。另外每月犒劳两次。逢节日或招待来客,“八碟”、“五簋”、“四小碗”、“一点”,不得超过这个标准。《厂约》之外还有25个章程,规矩达195条,在当时,这恐怕已是中国人自办企业能达到的最高水准。
16、打造全产业链
在纱厂正常生产后,为了降低棉花的收购成本,张謇接着创办了通海垦牧公司,开始自己种棉花。接着,他又陆续开办广生油厂、大兴(复新)面粉厂、资生冶(铁)厂、阜生蚕桑染织公司、泽生水利公司、大达内河轮船公司、大生轮船公司等等,这些企业都与纱厂有产业上的关联性,打造出一个完备而精妙的产业链,这完全是大工业制造的理念,不但在当时的中国绝无仅有,百年后视之,仍是商业战略上的正道。
17、绅督商办 从未让官府把手伸进企业
张謇办厂,另外一个大的贡献是“绅督商办”,跟盛宣怀的“官督商办”相比,这是晚清企业的一大进步模式。作为股份制的大生纱厂,股本中有一半是那堆英国纱机折算过来的官股,所以在一开始它也被称为是“官商合办”。不过终张謇一生,他都没有让官府的手伸到企业里来过,数十年中,官股从来只拿官利、分红,并不干涉厂务。身为“总理”,张謇本人虽也是股东之一,但股金不过区区2千两(在全部资本中只占0.4%),他在大生的权威从来都不是靠资本,靠股份,而是靠他的状元头衔、人脉资源,他以士绅身份,居官商之间,负责全权办厂,这是他独有的不可替代的优势,官替代不了他,单纯的商也不可能替代他。
18、从未将企业据为己有
张謇另外一个伟大的地方是,在事业蒸蒸日上的时候,他并没有凭借自己的权威,将企业一点点地据为己有,这在当年的制度和人文环境中,是多么容易的事情。在大生事业中,他尽管也有被“神化”的时刻,但是,却始终受到股东的监督,特别是在经营窘迫的晚期,他不得不一次次地面对股东会的指责和压力。
19、开创南通模式
中国士大夫阶层向来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济世理想。张謇虽然从商,但从商终其一生只是实现这个理想的器具。张謇认识到了清朝政府的无可救药,转而推行“地方自治”,他自己更习惯的说法还是“村落主义”,并开创南通模式。所谓“南通模式”,简单地说,就是从办企业入手,带动经济、教育、文化、社会全面发展。这一模式整整影响了一代人,民国众多商业巨头受其影响,无锡荣家兄弟、上海穆藕初、四川卢作孚、湖南范旭东等大企业家,均效仿张謇建设自己的家乡。
20、打造近代第一城
1915年下半年,袁世凯即将称帝,张謇在政治上的抱负不能施展,坚决辞去农商总长一职,回到他的“村落主义”。张謇希望扎扎实实把南通建成一个“新新世界”、一个“新世界的雏形”。张謇不但大办教育,而且在南通办了中国最早的博物苑、气象台、医院、体育场、图书馆、公园、“伶工学社”、更俗剧场,还有养老院、育婴堂、盲哑学校、残废院、济良所、贫民工场等一系列公益慈善事业。上海英文《密勒氏评论报》主笔J.B.鲍威尔到访南通后,称南通为“中国大地上的天堂”,他在报道中写道:“张謇以及他的兄长张詧、他的儿子简直可以用‘君临天下’一词来形容,除了童话故事中对待臣民就像对待子女一样的慈善君王外,可能无人可与之匹敌,而在南通州这却是事实。”由此一个小小的南通成为了“中国近代第一城”。这些项目除了大生企业出资、向社会募集,就是他自己的捐款。张謇办了30年企业,却没有为自己积累多少私产,除了家用,大半收入都用在不能生利的公共事业上了,有记录的就有白银150多万两。张謇有个说法:“人单单寻钱聚财不算本事,要会用钱散钱。”
21、兴办教育事业
在企业初有成效之后, 张謇就着手办学,从南通师范学校开始,他又办了南通女子师范学校,农校、纺校、医校等专门学校(南通大学前身),以及大批小学。从师范到小学,从职业学校到大学,张謇在南通建立了完整的教育体系,到1922年,张謇70岁时,南通有60多所高小、350多所初小,还有7个初中,大致上做到了教育普及,学费很低,基本接近义务教育。这在当时的中国无疑居于领先地位,即使在世界上也毫不落伍。教育看南通,曾经在中国人中流行。
22、义和团时 与四总督合演“互保大戏”
在清室尚未向各国宣战之前,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李鸿章、邮政大臣盛宣怀等即商议如何保存东南各行省的稳定,避免列强有借口入侵;同时密议盘算倘若北京失守而天子、太后不测,当由李鸿章出任总统支撑局面。1900年6月21日,清政府以光绪的名义,向英、美、法、德、意、日、俄、西、比、荷、奥十一国同时宣战。这时候,盛宣怀提出“东南互保”方案。具体来说,就是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李鸿章、闽浙总督许应骙等四大总督以及邮政大臣盛宣怀等向各国公使保证,他们将“奉诏”自保疆土,长江及苏杭内地的外国人生命财产,由各督抚承诺保护,上海租界的中外商民生命财产,则由各国共同保护,“此疆尔界,两不相扰。”同时密议盘算倘若北京失守而天子、太后不测,当由李鸿章出任总统支撑局面。而张謇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说服了两江总督刘坤一参与其中。“东南互保” 在中国政治史上是一个标志性事件,圣旨被当成“乱命”,意味着中央政权至高无上的权威性已经瓦解,皇权殒落,看来只是一个时间和方式问题。
23、多元化经营失控
张謇晚年反省失误时承认“本小事大”、“急进务广”,其中失误最大的投资是垦牧产业,垦牧业带有很强的社会公益性,投资大,周期长,而且受海潮、气候等自然条件的影响,张謇先后创办了近20家垦牧企业,围海400万亩,累计投入资金2119万元,它们竟然全数失败,纱厂资金被迫去填了大黑洞。
24、企业管理混乱
大生虽是中国最早的股份制企业之一,但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张謇的光环太大,晚期更是近乎于“神”,集团内各实业公司都没有基层负责的规定,事无巨细,表面上都要向他请示,而他的大部分精力又在企业之外,对于经营实情并不完全了解,因此,管理弊端丛生,一旦发作,便无药可救。
25、违反经济原理
一战期间,有一年年终结账,大生付给股东的息金竟然高达50%。刘厚生在报上看到这个消息,觉得“骇人听闻”,写了一封长信忠告张謇:“欧美各国股息最多不过3%,上海、无锡各纱厂股息也没有超过10%的。通州人总以多付股息为荣,而不知其违反经济原理,风险非常大。”但这些忠告并未引起张謇注意。
26、儿子遇刺身亡
张謇的儿子张孝若被列为民国四公子之一,颇具才华,前途无量。他于1920年任南通淮海银行总经理,南通县自治会会长;1921年创设南通棉业、纱业、证券、杂粮联合交易所,任交易所理事会理事长;1922年,被北洋政府任命为考察各国实业专使,去美、英、法、德、荷兰、比利时、意大利、瑞士、日本等9国考察,1924年回国后,被任命为中国驻智利公使(未到任)。1925年,张孝若任大生纺织公司董事会董事长,1926年,任扬子江水道委员会委员长。正当张孝若在事业上如日中天之际,1935年,38岁的他在上海寓所不幸遇刺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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