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趋势2015:读懂新常态》

作者:吴敬琏、以宁、林毅夫、等



《小趋势2015:读懂新常态》
作者: 吴敬琏、以宁、林毅夫、等

版本: 中信出版社


2010年中国GDP规模取代日本成为全球第二之后,中国经济出现了明显不同于前30年的特征,新一代决策层以“新常态”定义当下的中国经济,绝非一时兴起。“新常态”之下的中国,未来存在哪些不确定性?新常态包含哪些特点?其中逻辑又是如何?面对新常态,我们又该如何把握,取得先机?

2014年5月考察河南的行程中,习近平第一次提出了“新常态”这个词,随后这个词开始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媒体上和经济专家的口中。“新常态”是一种趋势性、不可逆的发展状态,它意味着中国经济已进入一个与过去30多年高速增长期不同的新阶段。

“新常态”之下的中国,未来存在哪些不确定性?新常态包含哪些特点?其中逻辑又是如何?面对新常态,我们又该如何把握,取得先机?

《小趋势2015:读懂新常态》是2015年值得引起大家的重视的一本书。

该书由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厉以宁、林毅夫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社科院、国务院参事室等智库机构合编,深入探讨分析了新常态逻辑、经济新常态、金融新常态、风险新常态、政策新常态、改革新常态,可以说是新常态下大家了解经济形势和政策走向的一本常识书和参考书。

 

精彩书摘:

第一章新常态下的变革与决策

旧常态已经难以为继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

旧常态已经不能维持了,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所谓旧常态,我们维持得也许已经超过了改革年代,就是超过30多年。这种常态的特点就是用高投资支撑高速度,这种旧的常态不能维持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没有什么可以讨论的。

2009年的强刺激以后,中国的GDP(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曾经维持过三个季度以上的增长率,然后就进入了下行的通道。从2010年的第三季度开始,增长率下行,但还在10%以上,到2014年的第三季度就降到了7.3%,中间政府虽然有好几次宏观经济的刺激动作,但是在支持GDP的回升上效果却越来越短暂。从2014年第二季度开始,政府又有了一轮新的刺激动作,不论说它是微刺激也好,不太微也好,GDP增长率实际上只是在第二季度提高了0.1个百分点,但接着就下来了。10月份一轮投资上的扩张又开始了,但是这次的收效更小。

这说明什么问题呢?GDP增长的速度下降了,这是许多客观因素所决定的,而且这些因素都不是短期的因素,所以旧的常态已经不能维持,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逐步下行的通道。什么因素决定了我们的经济增长率从高速增长逐渐下行到一个中速的增长?我想我已经多次说过,我们现在通常运用的一种分析的理论框架就是用“三驾马车”来预测中国的中长期增长,但是这从方法论上看是错了。

讨论中长期增长的趋势没有太大的争议,但应该用一个我们经济学上叫作“生态函数”的工具来讨论,就是说支持经济增长的这些因素的变化,决定了我们经济增长的总量以及增长的趋势。这些因素是什么呢?不外乎就是劳动、资本、效率,大概有这么几个因素决定了我们过去的高速增长。

第一个因素,就是新增劳动力。我们知道我们有人口红利,过去这30年的高速增长得到了人口红利,新增的劳动力,还有农村转移到工商业的劳动力都很强劲。但是2002年,我们社会科学院的蔡昉教授提出刘易斯拐点出现了,新增的劳动力或者说人口红利逐步地缩减以致消失。

第二个因素,就是投资,投资支撑了我们的高速增长。其实从第一个“五年计划”以来我们都是靠着投资在发展,但是单纯地依靠投资是不能持续的,经济学家对此做了很多分析,最初做出分析的就是马克思。马克思在《资本论》里详细分析了当时资本主义国家这样一种投资率不断提高的增长方式,必然引起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首先一个问题就是,投资率的提高使得产能增加,但最终需求却因消费率下降而不足,这就造成所谓产能过剩的经济危机。

但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基本上还是沿着这条道路,不过不只是依靠投资。改革开放以来,虽然生产率比改革开放以前有了很大的提高,但主要还是依靠投资。而因为长期靠投资来拉动增长,我们的资产负债表就出现了很严重的问题。所以继续靠大量投资去拉动增长,不但是不可持续的,而且会造成很严重的宏观经济隐患,就是说会出现系统性的风险。

第三个因素,就是生产率。这个因素在改革开放后,比改革开放前有了很大的提高,主要是以下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就是因为经济结构的变化,大量的农村使用的资源,包括劳动力和土地转入城市。

第二个原因,就是开放。开放之前,我们的技术水平跟发达国家有很大的差距,开放以后,我们就可以用引进外国设备和外国技术的办法很快地提高我们的技术水平,所以我们的效率得以提高。

这个原因到21世纪初发生了变化,就是经过20多年的改革,我们的生产技术水平很快就和发达国家接近了,除了一些很尖端的技术之外,一般的生产技术应该说没有太大的差别。于是我们就需要创新,哪怕是引进外国技术,经过消化以后再创新,来引领我们的生产技术,如此,才能够立于世界强国之林。

而在这种情况下,要用技术创新来引领我们生产技术的不断提高,在原有的体制下就有很大的缺陷了,而许多经济学家对于中国潜在生产力的研究都表明,21世纪初开始,我们生产效率的提高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也开始下降。20032004年以后,生产效率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就逐步地下降了。

在支撑经济增长的主要要素都发生力道下降的情况之下,就提出一个问题,我们会不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所谓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就是,原来支撑经济增长的一些动力开始衰退,如果我们找不到新的动力,就可能停留在中等收入水平上。

所以我们就面临着很严峻的任务,就是要找到新的增长动力,这个动力其实说得简单一点,就是技术创新和效率的提高。因此,如果我们不能开发出新的动力,增长速度继续降低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情。

以平常心来对待GDP减速

要以一个平常的心态来对待GDP的减速。既然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入中速增长的轨道是由各种客观因素决定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那么我们就只能用一个非常平静的心态来对待它。所谓用平常心来对待,就是我们不能急于用老的办法,用强刺激的办法把增长拉起来。

因为我们从2009年以来的经历已经告诉我们,用强刺激办法去拉动经济增长,一方面,它的时效越来越短。经济学上所说的,投资回报递减的规律已经明显地表现出来,所以它是不会有太大效果的,就是说它没有多大的好处。另一方面,它还有很大的坏处,因为用强刺激的办法,大量地注入货币,大量地进行投资,而投资回报又很差,就会使得宏观经济的状况变得越来越脆弱。

不管是各级地方政府的负债率,还是企业的负债率,都增长得非常快,已处于警戒线或者超出了警戒线,而且近年来正在加速,如果频繁地采用刺激的办法,我们国家资产负债表的状况就会越来越恶化,这种资产负债表状况的恶化蕴含着系统性风险。

一旦出现系统性风险,一个国家的整体经济就会进入剧烈波动的状况。一些东亚国家曾经有过长时期的高速增长,比如日本这样的国家,但当爆发了系统性危机以后,就变成不但丧失了原来的动力、动态的优势,还造成了国民经济长期的低迷。

所以我仍然认为我们不应该采取强刺激的办法去拉动经济增长,把增长率提升到7.5%以上、8%以上、10%以上。

平常心不等于可以无所作为

我们要用平常的心态去对待经济减速的新趋势,但不等于说我们可以无所作为。如果我们不能在GDP总量减速的情况下去改善增长的质量,不去提高增长中效率的贡献,那么过去用高速的数量扩张所掩盖起来的各种经济和社会矛盾就会爆发出来,造成很多问题。

具体表现就是减速过猛,而且如果我们不能提高增长的质量,增长数量又减少了,它的实惠就会打一个大折扣。如果在减速的同时我们能够提高增长的质量,就会在比较低的增长速度下实现中速增长的结果,使得我们的人民得到更多实际的好处。

虽然过去的增长质量差,但增长能够弥补一部分不足,不过实际上的实惠是不多的,因为增长是靠更多投资的注入,结果新增产值中间有很大一部分又要重新投入,否则增长的数量就不能弥补未来的增长所需的投资。

如果我们在减速的情况下能够提高增长的质量,就是说提高增长中效率的贡献,那么即使数量少了,人民和整个经济所得到的实际好处也比原来要多。

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国家因为主要是靠效率的提高来实现增长,所以有3%4%5%的增长率就是很好的情况了,我们也应该争取这样一种结果。我们现在应该集中注意的不是拉动经济增长的数量,而是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

经济提质要靠全面改革

要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就要提高效率、优化结构,因此要全面地推进改革。其实这个问题很早就已经提出了,从我们党和政府的文件来看,我们刚开始改革开放,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就提出了国务院经济建设的十大方针(1981年),这十大方针围绕着一个核心内容,就是提高效率。这十大方针的执行有一些成绩,但是也有不少缺点,所以成效并不是太明显。

所以到了1995年制订第九个“五年计划”的时候,政府就提出了一个明确的方针,叫作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这个说法到了党的十六大有一点文字上的改变,就是要转变经济发展的方式,但是它的基本内容是一贯的,就是要从依靠投资支撑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为依靠技术创新和效率提高支撑的经济增长方式。

这个方针虽然在“九五”、“十一五”、“十二五”中都提出了,应该说在“十五”、“十一五”中执行的成绩并不是那么显著,以至于“十二五”再次提出要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问题就出在经济发展方式或者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有一个基础,就是经济体制以及社会政治体制的转变。其实“九五”计划提得很明确,叫作两个根本转变,一个根本转变就是从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为集约的经济增长方式,另外一个根本转变,就是从计划经济转到市场经济,而且第二个根本转变是第一个根本转变的基础。

但是在“十五”、“十一五”期间,我们改革的推进有一些迟缓,所以使得这10年中经济增长方式或者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显得不那么有力,以至于到“十一五”的最后一年,党中央提出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刻不容缓。

而“十二五”再次强调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这是跟全面深化改革相配合的。党的十八次代表大会决定了全面深化改革,这就为我们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提供了一个体制上的基础,而且“十八大”前后我们一些改革的推进,虽然是小试牛刀,但是已经可以看出成效了。

我们现在面临一个情况,有些同志和经济学家对经济减速很着急,因为按照过去的经济体制和发展方式,经济增长一减速就可能要出大事了,但是实际情况没有那么严重。虽然一方面,经济增长在减速,但是我们的就业情况、经济效率的情况,以及经济结构的情况还在改善,而且改善的情况比“十一五”、“十二五”期间要好得多——尽管那时十分强调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就业,虽然经济增长在一步一步地下台阶,但是我们的就业情况越来越好。拿2013年来说,我们预期的新就业人数是900万人,而执行的情况,完成数是1310万,完成了预期目标的145%

2014年,我们把这个预期目标提到1000万人,但是到10月已经完成了。因此,虽然经济减速,但是并没有因为失业的增加、就业的困难而引起社会上的不安。

再说说结构的变化,在“十一五”的时候,我们决定要把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作为主线,那么怎么转变呢?核心就是提高效率,而提高效率有哪些途径呢?很重要的一个途径就是发展服务业,这是“十一五”一个很重要的口号。

但是“十一五”这5年中,虽然我们反复地号召,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但仍然没有很大的改变。到了“十二五”,第一年还没有什么动静,第二年就出现了改变。

2012年,我们第三产业的增长速度第一次和第二产业的增长速度齐平,过去一直是第二产业制造业一马当先,到2013年结构进一步改善,第三产业的增长速度超过了第二产业,而且第三产业第一次成为整个国民经济中最大的产业,而且这一趋势在2014年还在继续。

为什么能够出现这种情况呢?为什么我们在“十一五”的时候反复强调要改善结构、要发展第三产业,没有做到,而这两年却做到了呢?无非是进行了一些改革,这些改革不是太大,一个就是营改增,即营业税改增值税。

对于营改增人们注意的是减负的作用,即减轻税务负担的作用,减轻税务负担是应该的。营改增得到我们经济学界和产业界普遍的欢迎,原因是营业税是全额征收,它是妨碍分工深化的,而增值税是就价值增值征税的,所以它是有利于分工深化的。

这个改革在全国推行以后我们可以看到,分工深化、新行业的出现,是大大加速了。例如网上的销售,就分化出很多行业,从快递开始,到结算,到售后服务,囊括了种种行业。

另外一个改革,就是工商登记的便利化。这个改革开始以后,新增的工商户数量大大增加,2013年新增工商户增加了40%。最近习近平总书记在一个讲话里提到,2014年,前三个季度新增登记的工商户数量增加了60%,当然这些只是全面深化改革拉开序幕期间的一些改革,我把它叫作小试牛刀。

小试牛刀就已证明改革能够改善我们经济增长的质量,能够提高我们经济的效率,能够从根本上解决我们当前面临的各种问题。只有通过改革,我们才能够在经济减速进入中速增长的情况下,增加效率的提高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确立一个我们所希望的新常态。

这个我们希望建立的新常态就是,虽然速度是中速,但是效率要比过去高,也就是从粗放的增长转向了集约的增长,这是我们的整个经济和社会长治久安的一个基础性的前提。

在总结的基础上规划未来

2014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元年。现在应该来总结一下,我们这一年做得怎么样。另一方面,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议给我们描画了一个很有理由乐观的前景,但是全面深化改革会碰到意识形态的障碍、既得利益的障碍、操作上的复杂,以及过去的旧体制、旧的增长方式所积累起来的各种经济问题上的困难,所以它并不容易一蹴而就。

我们希望总结当前执行中央决定所取得的成绩和教训,而且要规划未来,计划下一步该怎么干,以使我们希望建立的新常态更快地建立起来。

 


返回顶部 加入收藏 打印本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