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德平:谭嗣同的精神遗产

作者:胡德平

父亲的藏书中有一本谭嗣同五万字的著作——《仁学》,是解放前出版的精装本。父亲在书中的开始部分有用红笔做出的标记,似乎并无读下去。谭嗣同是湖南浏阳人,他是我父亲引以为荣的家乡人。父亲于1929年考入浏阳中学,浏阳中学的前身是浏阳文庙。中学里有座“算馆”,“算馆”教授西方数学、物理、化学、地理、为主的新式学堂。这是当年谭嗣同亲手创办的。父亲在他念初中时,谭嗣同的事迹对他来讲并不陌生。我们兄妹的爷爷、奶奶长期生活在湖南乡下,乡下的习俗称皇帝叫“皇帝老子”,也就是“君父”的意思。父亲也尊敬孔子“天地君亲师”我也听父亲说过不少次。“文革”期间,鬼使神差不知是何原因,我把《仁学》一书带到学校,因为很多地方看不懂,也就放下了。但谭嗣同“冲决罗网”的思想和道德的勇气却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凡是一切利禄、词章考据、群学群教、君主、伦常、上天束缚人之思想的桎梏罗网,他都要质疑、拷问、批判、否定。这反映了他激进的民主主义思想,也说明了他的哲学思想还未完全成熟定型。清廷中兴大臣的首领们认为,当下的世局风潮乃中华三千年未遇之大变局,唯有他是在旧制度大变局中最坚决的制度改革派,主张逼宫流血的暴力派,也是封建末世的启蒙思想家。没想到我的一个同学,罗炤却如饥似渴地读完此书。

“文革”刚刚结束的1976年12月,罗炤同学将他的一篇《初论谭嗣同的哲学思想》论文寄给我父亲,请父亲阅评。父亲用了三个晚上的时间认真阅读此文,并于8日给罗炤回了一封几千字的长信。当时父亲对“文革”中毕业的大学生寄于较高的期望,他认为这些人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大部分人在“文革”中受到锻炼,不管他们在“文革”前期,随着造反的潮流走了多远,毕竟现实生活教育了他们,真正走入歧途的人并不多。他迫切希望这代人积极投身揭批“四人帮”的斗争,积极打破“文革”左的思想枷锁,冲破当下的思想罗网。

他在信中提到了所谓“两宜”。一“宜”是“时宜”,他说:“现在全国思想战线上最中心最迫切的任务是批判‘四人帮’。这是一场关系到我国革命前途的伟大斗争……你的这个作品,同这个任务联系得不密切。这是否合乎‘时宜’?”另一“宜”是“人宜”,他说:“谭嗣同的哲学思想,即使充满着唯心主义的糟粕,但这个人毕竟是我国十九世纪末思想界的一个先驱,他在反封建专制斗争中那种一往无前,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极大地鼓舞了后来革命者的斗志。你的作品对他这个方面肯定得不够,这会使中国近代史都不太清楚的现代青年可能产生错觉,无形中会使一些人离开具体的历史条件去看待古人,这是否合乎‘人宜’?”

无需多说,父亲已经承认了思想先驱谭嗣同对自己,对千百万个参加民主革命的革命者的影响。就是毛泽东也不例外。毛泽东在湖南长沙一师组织过“新民学会”,《仁学》是会员们喜欢读的哲学书籍之一。毛泽东对谭有言:“冲决一切现象之罗网,发展其理想之世界,行之以身,著之以书,以真理为归,真理所在,毫不旁顾,前之谭嗣同,今之陈独秀,其人者魄力雄大,诚非今日俗学可比拟。”

本人想对谭嗣同的精神遗产做些梳理,以表心迹。

其一,谭嗣同继承了中华民族知识分子将身许国,以利天下,天下为公的优秀品质。清廷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惨败,谭嗣同将所著《仁学》亦署名为“台湾人所著书”,假借台人之名以抒其心中的悲痛和愤慨,他疾笔写诗:“世间无物抵春愁,合向苍冥一哭休。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真是爱国主义诗作的极品。

他在《仁学》的自叙中写道:“吾将哀号流涕,强聒不舍,以速其冲决罗网。”此叙开端的一句“哀号流涕”便让人想起西汉为国事向汉文帝上书,痛哭流涕长叹息的贾谊。贾谊只活到三十三岁,谭嗣同亦活到三十三岁而捐躯,可谓巧合也!贾谊最后为梁怀王之死悲戚而亡,谭嗣同却是为“戊戌变法”而献身!袁世凯处是一虎穴,他可以不入虎穴而入虎穴,他可逃脱而不逃,可不死而赴死,临刑前还大呼“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谭嗣同壮烈的一生直接影响了以后的孙黄革命党。他是中华知识分子在政治舞台上一位杰出变法者。

其二,谭嗣同一反中国官书历史的正统观念,认为“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惟大盗利用乡愿,惟乡愿媚大盗。”这一观点,今人固不能完全赞同,但在当时反对封建专制体制方面而言,无疑是一种进步的,正确的革命观念,应在中国思想史上,留下重重的一笔精神遗产。

对其二千年来的秦政,他甚至“求为陈涉、杨玄感以供圣人驱除,死无憾焉!”当他完成《仁学》著作之后,便以更大精力鼓吹宣扬“废君统,倡民主,变不平等为平等”的社会理想,直斥“辽、金、元、清之罪。”谭嗣同当时虽为大清臣民,也是大清的官宦子弟,甚至还在一心一意帮助清朝变法,但他的终极目的,已不在一姓一家的大清王室了。

其三,谭嗣同在《仁学》中,集中火力,批判了封建主义的“名教”伦理。他讲“俗学陋行,动言名教……以名为教,则其教已为实之宾,而决非实也。”何为“名教”?名教就是正名定分的封建礼教,封建统治者“欲以天下名教是非为已任”。这是封建统治者强加于孔子学说的官方意识形态,名教是由封建社会的政治观念、道德规范规定的“名分”、“名目”、“名节”和“功名”的总称。在谭嗣同看来,这些名教的东西都是人为的概念、思维定式,都是客观实体作用在人们头脑中,形成的精神产物。所以他说:“则其教已为实之宾,而决非实也。”这些作为“宾”的概念、观念起什么作用呢?他讲:“又况名者由人创造,上以制其下而下不能不奉之,则数千年三纲五常之惨祸酷毒由此矣。”二千年来的名教给我民族造成的灾害是什么呢?那就是:“名之所在,不惟关其口使不敢昌言,乃并锢其心使不敢涉想。”同时,封建统治者又发明了一种杀人不见血的罪名,给叛逆正名定分封建礼教的士人冠以“名教罪人”的帽子。比如,雍正就把“名教罪人”的匾牌挂在江南文人钱名世的门上,让一个活着的“死人”,生活人世,任人唾骂。

我认为谭嗣同已把封建的意识形态的“宾”,与封建的专制体制的“实”做了明确区分,他反对作为“宾”的名教,更反对作为“实”的封建制度!因为在他看来实体为主,客体为宾;宾体、客体是由主体、实体决定的。这是正确的反映论,唯物论。

在谭嗣同的思想史中,他对名教的批判分析,我认为至今乃有很大的现实意义和价值。便于我们认识本本主义,党八股和教条主义的危害,有助于我们在方法论上加深对“实事求是”,“名符其实”,“循名责实”哲学思维的理解。

共产党反对本本主义,批判党八股,就是反对从概念出发,从观念出发的教条主义,不迷信未经实践检验,一切“圣经”上的东西,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我党指导思想的建设只能是经过实践形成的理论,理论又要经受实践的检验,这一循环往复而逐步形成的理论建设。马克思主义是这样形成的,民主革命时期产生的毛泽东思想也是这么产生的。我认为可以把党内一切从教条、概念、思维定式出发形成的固态思想叫做今日“名教”。从中国的思想发展史来说,从概念到概念的思维定式上来讲都一脉相承的,这样定义可与不可,这是我的认识。

从我党历史来看,各个历史阶段,我党都有一批富有实践经验又有理论创新的同志受到党内名教的钳制打击,其罪名就是背叛马克思主义。就是改革开放时期,这种党内名教的破坏作用同样不可小视。这和群众中一些模糊认识的人是完全不同的。这种党内“名教”是借用公权力从两个极端,或说是从“左”、“右”两个方面影响改革事业的。党内一些人不是以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为指导,而是打着社会主义的“名节”为标榜,但他们绝不循名责实,解决人民群众吃饭的问题,贫富的问题,国家民主法制问题,这不是“左”的极端吗?还有一些人打着改革开放的“名份”,违法强征土地,造成农民失地,因一次买断工龄而造成工人失业,因股市圈钱而使股民受损,并在其过程中,一些人又盗用公权力,开始形成了一个特殊利益集团,这不是“右”的极端吗?有人不赞成再用“左”的“右”的思想分野,这里姑且用之,不管用与不用,思想的分野和斗争总是存在的。

谭嗣同思想史中对名教批判的光辉亮点,我认为应在他的纪念会上大力探讨宣扬它的现实意义。

谭嗣同家是浏阳县的官宦大户,其父谭继洵官至清朝的湖北巡抚,其祖是一个农家子弟。不知什么原因,谭继洵曾为我家祖上建十公写过一首168个字的古风诗,并被收入我家《西岭胡氏宗谱》中。诗曰:

厥品峥嵘而骞冲,金之南兮箭之东。霁月光风度春融,温和如玉学养充。书映牙签诗满筒,玉撞金春吐白虹。烛奸摘伏水晶笼,虚堂悬镜鉴衡空。杜渐防微懔桃虫,不矜才智人兴忠。植基创业斩篙蓬,居然履厚而席丰。解衣推食周困穷,匪夸串朽兴粟红。义不苟取财可通,清畏人知将毋同。德被乡邻望自崇,广行阴笃格苍穹。积之厚者光熊熊,环阶芬馥桂花从。哲人随往名未终,典型可徽田舍翁。仰瞻遗像契我衷,愿肃冠裳拜下风。

我父亲参加革命以后,填的家庭成分是下中农。他的老战友有人问他:“耀邦,你念过初中,家中一定有田有钱吧?”其实中国的封建社会和欧洲封建社会有极大的不同。在中国的封建社会中“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农耕子弟并不是一件多么奇怪的事。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在纪念谭嗣同的纪念会上,我真正体会到在谈论历史人物,在回顾历史事件中,竟有那么多乡情、乡谊、多愁的因缘让今人和古人沟通,令人遐想,实在是一件很有意义的时空穿越的现象呀!

(本文由胡德平同志于2015年3月10日在湖南省浏阳市举行的“纪念谭嗣同诞辰150周年”座谈会的发言整理)

关键字: 谭嗣同
返回顶部 加入收藏 打印本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