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26年祭日:普通人心中的胡耀邦

作者:徐庆全

胡耀邦26年祭日:普通人心中的胡耀邦

今年是胡耀邦诞辰100周年。今天,2015年4月15日,是他26年祭日。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给他鞠躬,是因为一个有所作为的历史人物,在史书上留下浓重的一笔并不难,最难的是能在普通人心中也长久地占据着一个位置。而胡耀邦却“不难”和“最难”得兼了,这也是我们在耀邦逝世26年后还念念不忘他的原因。


1989415日上午,作为一名在读研究生,我在北京大学旁听一门课。下课后,传来了胡耀邦在早上去世的消息。在同学们的沉默中,我默默地骑上自行车,直奔南长街会计司胡同胡耀邦的家。近五十分钟的路程,不为别的,只想去给他举个躬。

还没有进入会计司胡同,就看到了长长的等候进去鞠躬的队伍。我相信,在这个长长的队伍中,绝大多数的人和我一样,除了在电视上看到这位前总书记的音容笑貌之外,与他并没有个人交往的关系。人们为什么会从四面八方赶来给他鞠躬,以我的感受来说,一是他做的有益于这个社会、这个国家的事情太多了,你不能不在心中给他留一个位置;二是他彻底颠覆了既往普通人心中的高高在上、盛气凌人的领导人的形象,让普通人觉得他是可以亲近的——尽管普通人并没有机会和他亲近。

几乎每个历史人物在盖棺论定时,都少不了“永远活在我们心中”或“永垂不朽”之类的话,我通常都把这句话看作是对死者的一种安慰,抑或说是满足死者生前的愿望而已。因为一个有所作为的历史人物,在史书上留下浓重的一笔并不难,最难的是能在普通人心中也长久地占据着一个位置。而胡耀邦却“不难”和“最难”得兼了,必将“永远活在我们(普通人)心中”了。

有多少普通人感谢胡耀邦?

1976年至1978年,胡耀邦抓住了一个最要害的问题,拉开了中国社会大转折的序幕,这就是极具针对性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这场大讨论的意义有多深远,在党内政治层面已有定论。不过,普通百姓远离政治,很难说能解其堂奥。因此,要说有多少普通人感谢胡耀邦这个话题,还要从普通人的感受来说。

要给出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并不难,只要统计一下胡耀邦的所作所为中,有多少是直接让普通人受惠的,就迎刃而解。

平反冤假错案,是胡耀邦直接导演的一场拨乱反正的大戏。胡耀邦以“我不下油锅谁下油锅”的大无畏气概,披荆斩棘,勇往直前。在这一大戏中,唱主角的蒙冤的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得到了平反,而作为配角的普通人,其“第二次解放”的感受更深。为何?是因为胡耀邦的作为,直接惠及了普通人的政治生命。

下面这一组数字就很能说明问题:1957年的反右运动,官方给出的右派数字为55万(实际上远远高于这个人数);1958年“反右补课”、1959年的“反右倾”运动,全国又有二三十万人“戴帽”,两者相加,有七八十万人。按照当年严格的政治审查标准,一个人“右派”或“右倾”,一家人就被划入另类。以当年五口之家的约数,这七八十万人,实际上牵涉了三四百万人的政治生命。胡耀邦让这些人从此“翻身得解放”,他能不在这三四百万人心中“不朽”吗?

我作为一个与耀邦毫无关系的学生,为何非要去给他鞠个躬?就是直接原因就是他在这三四百万人中的“不朽”。

1978年,我还是一个中学生,但与我家关系密切的长辈中有好几个是属于“黑五类”的。当时,胡耀邦主导的对“右派”摘帽的会议就在我的家乡烟台召开,他们在一起谈论这次会议,谈论胡耀邦。我就是从他们那里知道了胡耀邦这个名字,也是从他们获得平反后无任感激的言谈中,记住了胡耀邦这个名字,并且此后一直关注着这个“小个子”的作为。我去给他鞠个躬,事实上代表着我的长辈们的意愿。我都如此,遑论那三四百万人!

包产到户,也是中国改革开放历史上的一场大戏,胡耀邦也是这场大戏的导演。包产到户,现在我们说是亿万农民的伟大创举,这创举的直接动因,就是为了吃饱肚子。在“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叫嚣言犹在耳,“一大二公”仍然为主流思想观念的情况下,要顺应农民这一伟大创举,并不是那样容易。而胡耀邦是如何做的?耀邦主持中央工作以后,明确提出自己的看法,“什么是农业,单打一抓粮食,不顾农民家计是不对的。应当坚持的做法是:绝不放弃粮食生产,积极发展多种经营,农林牧渔副,哪一项都不可忽略,那么多劳力,闲置起来是难以估量的损失。”

1982年至1986年,在总书记任上的胡耀邦,连续主持推出了关于农村问题的“五个一号文件”,激发亿万农民长期被压抑的积极性。1984101日,在天安门广场热烈庆祝建国35周年盛大游行中,农民游行队伍高抬“中央一号文件好”七个金色大字的巨幅标语牌走过检阅台,广场上顿时欢呼起来,人们齐声高喊:中央一号文件好!此后,在广大农村干部群众心中,“一号文件”成为象征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的专用名词,胡耀邦这个名字,也被几亿农民挂在了嘴边上。

俗语云:“老百姓心中有秆秤”。改革开放30年历程中,上述两项是决定性的开局工程。谁在百姓这杆秤的分量最重?非胡耀邦莫属。

崭新的领导人形象

1980年,胡耀邦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实际上开始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上,他当选为中共中央主席。而对于普通人来说,也只是偶尔在电视上看到他镜头而已,对于他的工作作风无缘知晓。1982年党的十二大召开,作为总书记的胡耀邦在大会上作报告,亿万国人才算真正地了解到他的作风。在大约两个半小时的报告中,胡耀邦最引人注目的表现是,他几次站起来,辅之以夸张的手势,甚至还夹杂有“这个……,这个……”的口头语。

党的总书记的这种讲话风格,尽管在一些人尤其是上层中,引起了一些非议,但对于普通人来说,却觉得十分新鲜。当年与我一起看电视的一位长辈就说,这个胡耀邦啊,真是不循规蹈矩!可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干实事啊!当年我还是黄口小儿,不能体会这位长辈的意思。现在阅历稍深,才有所体会:当年,胡耀邦实际上是树立了领导人一个崭新的形象。

1989415日,胡耀邦逝世后,《科技日报》在纪念胡耀邦文章中有这样一句话,给我印象至深:“宁可听漏洞百出的真话,也不愿听滴水不漏的假话”。这应当是对耀邦所树立的崭新领导人形象感受的一种表达。这种表达,自然是针对着党内有人非议耀邦讲话随便而言的。

20031120日,在耀邦诞辰日,我和曾任国家新闻出版署署长、与耀邦有关工作关系的杜导正老到耀邦家去表达思念之情。那天来人很多,当着耀邦夫人李昭及亲属的面,也谈到了所谓耀邦讲话随便的问题。杜导正老说了这样一番话:“有人说耀邦讲话随便,而且有些讲话为情绪所致,有失分寸。我不这么看。过去几十年来,我们习惯了晚年毛泽东式的领袖作风,说出话来,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但是,我们应该不会忘记,领袖也是人,可以英明,但不会绝对英明,英明到先知先觉,英明到老天爷上帝,恐怕非人民之福。我觉得,一个领袖人物,十句话说对七八句就很了不起。剩下的,给自己给大家留下回旋余地;即便自己错了,还可以斟酌,改正。讲话随便一些,不要总给人拿腔拿调、高深莫测的感觉。晚年的我宁愿同坦诚相待、平易近人的领导人物亲近,不愿意和深藏心机、高高在上的神相处。”

导正老水平高,几句话就将耀邦作为崭新领导人形象诠释清楚了,令我等普通人豁然开朗!

胡耀邦何以能树立起这个崭新领导人的形象?缘于他不管是位高位底,都把自己当作一个普通人。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耀邦当选为党中央主席之后,发表了一篇讲话,其中有一段话讲到他自己,他说:我个人职务的提升,并不意味着能力水平就一下子提高多少,我自己知道,今天的胡耀邦还是昨天的胡耀邦。他对自己这么认识,可见他政治上的冷静和清醒。在场有几位老同志听了他这段话,高兴地说,就凭这个话,看来这个人我们选对了!

与胡耀邦共事多年的胡启立老后来说:耀邦同志这一番话,绝不是做做政治姿态,而是作为严格约束自己的行为准则。他说到做到,在总书记的位置上,始终保持着一个普通党员的本色,从来没有因为自己职位提升了,就盛气凌人,搞一言堂,搞家长制,处处突出个人,甚至把个人凌驾于党组织之上。“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抓辫子,不装袋子”,是他身体力行的名言。

胡启立站得高,揭开了耀邦崭新领导人形象的本质:以此推动党内民主作风。

的确,在所能读到的党内高层对胡耀邦的回忆中,大多数人提到了耀邦作风民主这一条。比如,田纪云老曾这样说道:“凡是他主持的会议,大家敢说不同意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即使跟他争论得面红耳赤。我很清楚记得,19856月,劳动人事部副部长严忠勤在书记处汇报工资改革方案时,与耀邦意见不一致,跟耀邦争论起来,争得很激烈的。事后,耀邦同志却对我说:‘严忠勤这人不错,敢于直言。’他还多次对我说,‘别看我当了总书记,我还是我,我还是原来的胡耀邦,我的水平还是原来的水平。’”

胡耀邦这种崭新的领导人形象,在党内高层,带来了民主作风;而对于普通人而言,就是觉得他的这种形象不假,让人亲近。《左传》曾提出品评历史人物的“三不朽”说,即“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这是史家的评判标准,普通人总结不到这样的高度,只是有这样一个朴素的标准:一个领导人,你惠及了大多数人,你不假、让人亲近,你在人们心中就“不朽”,就真正地“活在人民心中”。

这,也是如我等普通人在耀邦逝世26年后还念念不忘他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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