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商业一百年:财阀的力量

作者:文/陈润

韩国商业一百年:财阀的力量

韩国商业史的七大阶段

韩国百年商业史如汉江一般,波澜不惊,静默如迷,很难找寻一道泾渭分明的分界线。不过,韩国企业家精神和商业发展规律的流变,依然或明或暗的昭示一条轨迹。回望韩国商业100年,从时代节点和共性特征而论,大致可以划分为七大阶段。

第一个阶段从19101930年,群雄并起。1910年朝鲜沦为日本殖民地以后,民不聊生,世事多艰,可就在这一年前后,对韩国商业将形成巨大影响的教父级企业家先后出生:1905年,起亚创始人金哲浩诞生;1907年,LG创始人具仁会出世;三星创始人李秉哲生于1910年,5年后现代创始人郑周永出生。生逢乱世,身若浮萍,20年烽火硝烟熏烤,这些日后的商界大亨最渴盼的就是国家强大、社会安定,他们的爱国精神和民族情怀浓烈深厚,并烙刻在内心深处,而且将这些气质传承到后辈身上。

第二个阶段从19311945年,商业萌芽。1930年代中后期,金哲浩、具仁会、李秉哲、郑周永陆续走上创业征途,因为身处战乱时期,创业过程艰难坎坷,经常沦入颠沛流离境地,尤其是在19377月日“卢沟桥事变”之后,日本在中国战场被拖入持久战,加重对朝鲜的搜刮掠夺,战时的金融、粮食、贸易政策变动对韩国企业家打击惨重。不过,仍然有一些胆大、敏锐的年轻人在战争夹缝中找到生存、壮大的机遇,完成财富和能力的原始积累,雄心勃勃期待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第三个阶段从19461961年,财阀崛起。1947年,美国占领当局将没收日本殖民统治者所得——家企业、库存物品、不动产及相当于朝鲜半岛的土地交给李承晚政府,后者将所谓的归属财产无偿“处理”给私人企业,这笔巨额财富相当于韩国总资产的80%1948年韩国建国,经济开始复苏。在19451961年之间,美国大约提供大约21.5亿美元的物资援助,韩国政府将其出售,收入所得占当时财政收入的40%左右,以此作为工业贷款和政府投资来源。包括李秉哲、具仁会在内的企业家利用与政府的特殊关系,通过购买归属财产、援助分配和政府借贷等特惠政策快速崛起,被称为“特惠财阀”。

值得提及的是,在日本殖民时期,一些本土企业已形成财阀雏形,但受到抑制和盘剥,他们迫切期待与政府建立紧密关系。建国以后,韩国人口急剧增长,百业凋敝,消费品极度稀缺,经济落后,政权不稳,所以执政者急于与财阀合作。双方一拍即合,相濡以沫,形成牢不可破的政经同盟。

第四个阶段从19621979年,新贵追击。朴正熙上台之后,曾试图推行政经改革,打破财阀垄断局面,无奈在市场体制落后、企业竞争乏力的境况下,很难撼动财阀势力。不过,他通过连续的5年计划和出口导向政策,扶持新一批现代财阀。到上世纪年代中期,韩国开启“重化工业化”时代,政府以税收减免、优惠贷款等补贴手段,加速新一代财阀在钢铁、石化、汽车、造船、电子等领域暴富,郑周永、金哲浩以及大宇创始人金宇中、韩进创始人赵重勋、双龙创始人金成坤等财阀皆受益于此。

第五个阶段从19801997年,膨胀扩张。1980年代初期,韩国经济面临技术和资金不足、出口艰难、国际收支恶化的危难境地,韩国政府号召企业家发扬经济主体、经济骑士的精神,提出企业和政府、企业主和消费者相互理解、共渡难关的口号,企业家不惜放弃几十年的传统产业和经营方式,负债引入国外先进电子技术发展高科技产业。在政府的产业引导和经济援助下,韩国企业日益强大。1987年,韩国有家企业进入世界500强,其中“三星”、“现代”还跻身世界最大的50家企业之列。1997年,韩国前大财团的销售总额达107.2万亿韩元,占当年韩国万亿韩元的94.8%。从1960年代开始的“汉江奇迹”,至此已持续30多年,韩国商业达到前所未有的鼎盛时期。

第六个阶段从19982000年,衰退萧条。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1998年韩国贸易账户赤字接近700亿美元,韩国各金融机构银根收紧,长期依赖出口贸易、贷款经营的韩国企业遭受重创,破产、倒闭者不计其数,起亚、大宇在这次危机中轰然倒下,“韩宝”、“真露”、“汉拿”、“高丽”、“三美”等品牌灰飞烟灭,三星、现代、LG债台高筑,勉强支撑,直到进入新世纪才显露曙光。实际上,这场危机的破坏性影响延续到2003年,在SK株式会社董事长崔泰源被捕、大宇集团董事长金宇中遭全球通缉之后,现代峨山公司董事长郑梦宪在2003年跳楼自杀,企业家悲剧收场,“韩国模式”充满曲终人散的落寞与凄凉。

第七个阶段从20012014年,变革重生。惨痛的教训令韩国政府痛下改革决心,连际货币组织(IMF)也参与制定改革方案,剑锋直指财阀,核心内容是改革企业治理结构。政府规定,财阀撤消集团的综合计划部门,打破家族控制,集团首脑只能担任一个公司的会长;财阀要卖掉非核心产业,资金用于充实核心企业实力,每个财阀集中力量经营3-5个大的产业部门,专业化经营;禁止集团子公司相互提供贷款担保。这段时期,各大财阀基本完成新老交替和接班计划,新一代锐意进取,大刀阔斧,可一旦涉及财阀的核心利益,改革就很难推进,甚至在政商博弈中引发政治或经济危机。

纵观韩国商业史发展的七大阶段,基本将时代变革、经济盛衰、商业脉络清晰梳理出来,其中最耀眼的一条主线,莫过于财阀。毫不夸张地说,财阀的成长轨迹与韩国经济发展一脉相承,它的兴衰成败关乎国运,其中隐秘的政商逻辑值得探究。

大而不倒

韩国学者林炳润曾指出:“财团就是韩国经济之全部的比喻,并非夸大其辞。由于财团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和发挥的作用如此巨大,故可以说,没有对财团的理解,就不能理解韩国的经济。”

林先生所言非虚。2003年,韩国前十大财阀的总资产为371.29万亿韩元,占韩国GDP48.4%10年之后,2012年所占比例增加到85%,资产总额达700万亿韩元。另外一组数据显示,从2007-年,以三星、现代、LG为代表的韩国前五大财阀,企业产出占韩国GDP的比重从1/3左右上升至。另外,截至2011年,韩国前30大财阀企业的制造业雇员占到雇员总量的10.7%,制造业销售额占到销售额总量的45%,制造业增加值比率占到全部增加值的41%;资产比例占到总资产比例的50%。这些枯燥数字生动反映出一个现象:在过去10年中,韩国财阀的势力不仅没有因为改革而削弱,反而愈加强大,财富集中度更高,垄断地位更强,对国计民生的影响力更大。

1980年代末,韩国“反托拉斯法”将总资产在亿韩元(当时约合5亿美元)以上的大型企业集团统一划为“财阀”,当时韩国有43家财阀,共涉及672家企业。财阀在商业和经济发展中起到中流砥柱的作用,许多韩国人都以进入财阀大企业工作为人生最高理想。但是,正如美国好莱坞电影《教父》中一句台词所说:“巨大财富的背后,都隐藏着罪恶。”财阀主导型经济几乎可以与“政商勾结”“权贵资本”划等号,自1948年韩国建国以来,历任韩国总统几乎都深陷丑闻,甚至身败名裂,祸根就是财阀导致畸形政商关系的勾连和博弈。

韩国政经真可谓成也财阀,败也财阀。看似多党轮流执政,实则财阀当国。财阀对于韩国乃至全球商业的影响,很难以好坏优劣论定,它是在非常复杂的时代背景中形成并发展起来的独特企业形态。总结来看,韩国财阀模式具有五大特点。

第一,政商结盟。欧美和以日本为代表的东南亚家族财团都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垄断地位是通过市场手段并购、重组实现,而韩国财阀是在政府扶持、政策干预的不完全市场竞争条件下发展起来的,家族财团与政府权力的联系超过全球任何其他国家或地区。据美国哈佛大学有研究报告所指出,韩国政府实际上是大财阀的缔造者,“在韩国大企业中,政府是事实上的董事局主席,而商人只有一些董事席位。”

第二,家族集权。财阀由家族控制核心企业,控股公司即最高司令部,以法人持股方式占有旗下企业,家族股份和子公司互相持股,实现所有权控制。尽管家族在财阀中持股通常不超过10%,外部股东股权占以上,比如李氏家族占三星总股本不到2%,但通过庞大的交叉持股体系牢牢掌控74家企业。而且,创始人家族成员几乎占据财阀公司2/3以上的总裁和经理董事席位,这种对经营权的掌控依家族世袭而不断延续。

第三,多元化战略。财阀经营领域涵盖第一、第二、第三产业,范围无所不包。例如三星集团设计航空、化工、纺织、保险、证券、电子、造船、建筑、钢铁、旅游、传媒数十个行业,现代集团涉足汽车、造船、钢铁、航空、家具、化妆品、百货、金融、石化、铁路、建设、保险等十几个产业。多元化既与自身能力半径扩大有关,更是各财阀之间竞争所驱动,与“第一主义”的精神激励分不开。

第四,集群化、规模化。由于政府的鼓励、引导和扶持,财阀在扩张过程中规模日益庞大,形成一个个巨型产业集群,逐渐对韩国资源、资金、市场形成高度垄断,每家财阀旗下公司数量都是数十家、上百家,三星在1999年子公司达到159家。要知道,韩国领土面积和人口规模,仅与中国浙江省相当。

第五,高负债经营。财阀高速扩张,急剧膨胀,需要大量资金投入,但资本来源主要靠借贷而不是利润积累或发行股票,这种转嫁风险的方式将政府、民众与财阀捆绑得更紧密,以确保“大而不倒”。1997年韩国前30大财阀平均负债率达到521.5%,有些甚至高达将近4000%,金融危机发生后大量企业破产,政府为此支出168万亿韩币救市,最终只收回87万亿韩币,民众发起“攒金运动”,捐献金银首饰价值达22亿美元。有评论犀利指出,财阀“将伴随企业的风险转嫁给政府和公众,而成功时候卷走其全部的利润”。

从积极因素看,这五大特点让财阀具备快速崛起的资源优势和全球扩张的竞争实力,但弊端似乎更多,至少存在五大问题:政商结盟滋生社会腐败;家族集权造成体系封闭;盲目扩张导致效率低下;规模庞大形成绝对垄断;“大而不倒”加剧金融风险。对于政府而言,这些问题都不再是经济问题,而是社会问题、政治问题。几乎每位韩国总统上台时都意气风发地提出改革计划,对财阀顽疾痛心疾首,下决心刮骨疗毒,却总是黯然收场。因为随着反腐和改革深入,他们无一例外会发现亲戚朋友都深陷其中,成为反腐败对象,与财阀之间有纠缠不清的利益瓜葛。

2012年1220日,韩国首位女总统朴槿惠上台,她正是1974年被暗杀的前总统朴正熙之女。朴槿惠所倡导的“经济民主化”政策是一种中性路线,既主张财阀要向中小企业和民众让利,也反对清算、摧毁或削弱财阀,又不会扶持、扩张财阀。在2010-年的4年间,韩国GDP增速分别为6.3%3.7%、和3%,逐年不断下滑,而2013年前十大财阀家上市子公司税前利润同比下滑约15%,经济困境恐怕让朴槿惠对财阀产生更大依赖,就业、投资、出口都需要财阀支持。

财阀当国,仍将是韩国政坛的潜规则。总统坐镇青瓦台,财阀掌控隐权力。

给中国企业的启示

1961年,韩国人均收入只有82美元,被列为世界上最贫困国家之一,到2013年人均收入超过美元,进入发达国家行列。韩国只用了半个世纪的时间,就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上百年的历程。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教授表示,韩国发展的特色在于其走出了一条“压缩式发展道路”,并在短期内走上“价值链的高端”。这种“小国大商”的独特经济发展模式,核心优势在于政府动用大量国家资源扶持几家大财阀,使其有足够多的资金和资源快速扩张,进入高端领域。与此同时,大量经济、社会、政治矛盾突显,财阀成为当前韩国最大的隐忧。

已故美国经济学家曼瑟·奥尔森曾指出:“经济增长——特别是快速的经济增长——经常涉及生产方式的巨大变革。生产方式的巨大变革将引起不同产业重要性的巨大变化、劳动力需求的变化以及产品的地缘配置,并导致人们生活、工作方式和地点的巨大变化。特别是经济增长意味着收入分配的巨大变革。此外,经济增长意味着快速的经济变革,经济变革必然引起社会混乱。明显的,不管经济增长的受益者还是受损者都将成为一种不稳定的力量。”经济增长意味着国家发展,也导致分配不公、社会分化和不稳定因素增多。

作为韩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财阀必然担当引起社会不稳定的罪魁祸首之恶名,可是,政府责任不能因此撇得一干二净。而且,这种政商关系在东南亚国家非常普遍,乔·史塔威尔在《亚洲教父:香港、东南亚的金钱和权力》一书中披露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印尼、中国香港地区超级富豪的发迹史,详细阐释各国豪门巨族如何依靠政府特权建立强大商业帝国,这些财阀的作为非常符合电影教父中的一句台词:“巨大财富的背后,都隐藏着罪恶。”当然,这些问题都不足以对财阀全盘否定。包括政商关系在内,从经营管理角度来看,韩国财阀对中国商业经营者、管理者至少有以下六点启示:

第一,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政府作用有限。伴随财阀成长,韩国政府以“有形之手”干预市场行为,不仅从外部以政策、行政手段调控、引导,还介入企业治理结构、产业方向、管控方式各个方面,对财权、人权、事权皆有深浅不一的影响,直接造成政府与企业权责错位。这种情况在中国也很普遍,大中型国有企业的管控与韩国财阀有很多相似之处,政企不分现象长期存在。中小型企业也经常遭遇各级政府或明或暗的盘剥,万通地产创始人冯仑曾呼吁:“要管好政府的手,不要在企业家怀里乱摸。”全面深化改革必须要转变政府职能,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到决定性作用。

第二,效率比规模更重要。韩国政府以“高层建筑”型战略布局重点扶持“据点企业”,催生财阀膨胀、扩张,规模庞大,效率却不断下降。而且,大企业的发展通常以牺牲中小企业利益为代价,李明博执政期间,韩国前20大财阀资产规模增加77.6%,引发中小企业主和民众不满,媒体评论“大企业财团对中小企业的欺压是韩国社会最大的不公正”。中国企业追求规模的潮流日趋明显,在20102014年的5年间,中国企业(包含台湾地区)进入世界500强排行榜的数量分别为54家、69家、79家、95家、100家,几乎翻番,客观来说,中国企业的“500强”实际是“大”,大而不强,企业创新、转型重在提升效率。

第三,多元化布局,专业化运营。韩国财阀普遍采取多元化战略,产业繁多,关联度低,几乎80%业务与核心领域无关,依然经营得风生水起,许多中国企业家前往韩国参观考察后内心膨胀,盲目模仿。企业应该专业化还是多元化,应该由“范围经济”决定,如果因为专业化而丧失必要的“范围经济”,就应该适当多元化扩张。同样,如果离开“范围经济”大举扩张,多元化就丧失优势。最可行的方式,应该是相关多元化,围绕核心业务扩张,但是在人才、制造、管控、营销等各环节要做到专业化。

第四,借力资本,适度负债。韩国财阀的融资方式主要是借贷,由各子公司互相担保,或者政府担保,实际上银行对于负债企业的约束力很低,一旦破产、崩盘,牵连甚广。最近几年,每年都有大财阀破产倒闭或财务危机发生,每次事件对韩国政府、企业、民众的信心都是打击、摧残,牵连甚广。中国企业在融资方面存在两个极端,一种是不敢负债,以自有资金缓慢发展,另一种是融资无门,不惜拆借高利贷维持。经营者的思维需要转变,政府在投融资方面的工作更需加大。

第五,家族控股,制度“接班”。尽管韩国财阀的家族高度集权制度有诸多弊端,这种管控模式仍然值得中国民营企业借鉴,财阀的历史比韩国建国更早,堪称基业长青。西方管理文化的最大问题就是缺乏主人翁精神,企业被资本市场、经理人的业绩、利润导向而淡化价值观,因此家族控股很重要。不过,家族企业应该遵循现代化的企业管理制度,实行股东、董事会、经营层三权分立,建立放权机制、培养机制,激励机制、约束机制培养职业经理人,让制度“接班”。

第六,警惕政商结盟。表面来看,韩国财阀都有深不见底的强硬政府背景,因政商结盟带来特权而强大,比如李秉哲的父亲是李承晚的至交,金宇中的父亲是朴正熙的恩师,郑周永与朴正熙私交甚笃,他们利用子女联姻、赞助选举等方式与政界结盟,关系盘根错节,韩国商业教父的政商分寸拿捏的平衡术在中国商界备受推崇。可事实上,与韩国历任总统悲剧收场一样,大部分韩国财阀都难以善终,几乎所有人都遭受过政治打击。崔泰源被判刑,郑梦宪自杀,金宇中逃亡,就连被誉为“经济总统”的李健熙也两度被判缓刑。政商结盟是一味甜美的毒药,服用需谨慎。客观来说,政商关系离不开,更靠不住。

读懂财阀,就是读懂韩国商业史、经济史和政商博弈史,理解韩国企业家精神。作为近邻,韩国商业在很多方面可以作为中国企业的一面镜子,正衣冠,明得失,发扬“第一主义”,做到“大而不倒”,实现“基业长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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