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永基:世界为什么需要“一带一路”

作者:段永基

段永基:世界为什么需要“一带一路”

世界上的事总是“相反相成”的。

“一带一路”是2013年提出的,为什么却在今年受到各国政府和社会的高度关注?这不能不说是得力于以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及英国脱欧为代表的反全球化思潮的推动。从这个意义说,我们的地球村正经历一场“再全球化”与“反全球化”的世纪大搏杀。

一、它们谁会获胜呢?

我们首先要认清,过去40年,全球经济一体化迅猛发展的关键动力是什么?人类共有地球村已经几千年了,上世纪80年代以前,全球国家与国家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的贸易往来、投资、技术交流是一直存在的,其规模也在逐年扩大。但国际贸易、跨国投资、产能转移及全球金融结算,规模呈爆炸式扩张,则是近几十年的事。究其根源,我认为主要有以下两点:(一)上世纪80年代前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及其主要成员国都走上开放改革之路,这就为那些跨国公司、大型投资集团的业务发展提供了巨大的物理空间、和近亿人的消费群体,使他们有可能在全球范围寻找最低劳工成本、最低土地资源、最大市场空间和较优社会环境的国家和地区扩展产业;(二)航海技术的进步(30万-50万吨巨轮),航空技术的进步(400人-500人乘客的飞机),通信技术、互联网、大数据技术的突飞猛进,使得跨国公司,甚至中型、小型企业、大中小型投资集团的业务向全球扩展,都有了实现的技术手段,特别是全球卫星结算系统的建成、GPS的全球开放,使这种经济一体化的进程更是如虎添翼。全球经济获得了人类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高速增长。

现在我们要问:地球上还可以进行资源开发、产能转移、市场潜力挖掘的物理空间还有吗?人类当下掌握的技术能力和经济实力还能够开发这个新的商业区域吗?回答是不言而喻的:这个空间有——“一带一路”涵盖的67个(或更多)的国家和地区;人类现在手中掌握的技术和经济实力远远超过40年前!全球各类企业,求发展、图增长的内在冲动更强劲。再全球化必胜,“一带一路”战略必胜。

二、为什么到了21世纪初叶,会出现如此强烈的反全球化浪潮呢?根本原因是经济全球化的红利分享不均衡所致

这种分享不均又分为两个层面:

一个层面是国家与国家、地区之间的分享,表象看应该说发展中国家受益较发达国家要多,这只要从全球GDP组成中的比重变化,从发展中国家脱贫人口的历史性增长就可一目了然。

这就是为什么特朗普说中国、印度等国抢走了他们的工作、抢走了他们的钱的原因,他是有一定数据支持的;

另一个层面,在发达国家,全球化推进中大规模的产能转移、高新技术的爆炸性发展,一方面造成了大批蓝领的失业,部分白领的收入停滞,一方面巨额的财富又急速地进入了如比尔·盖茨、扎克伯格、贝索斯等高科技公司业主的钱包,进入了巴菲特、孙正义等金融投资家的钱包;十数年间,扎克伯格创办的脸书收益率是2800倍;软银公司入股阿里巴巴的收益率超过4000倍。他们的财富一日千里地暴涨,急速扩大了收入不均的规模,造成了社会阶层严重分裂。

古往今来,人类社会都是“不患贫而患不均”。全球化红利不能较为均衡地分享,就是当下反全球化思潮大行其道的根本成因。

三、如何击败反全球化思潮?

我们必须要特别强调的是:在前40年的全球化浪潮中,虽然部分发展中国家(中、印、俄、巴西、南非等为代表)享受了较多的红利,但那主要是由于它们资源禀赋的优势,承接了发达国家的产业、技术、资本的转移而快速工业化。

在这个过程中,由于这些国家工业化的需求及伴随经济发展“中产阶层”的大量形成,发达国家靠出售设备、转让技术、投资产业及销售中高档消费品也获得了巨额财富,从这个意义上发达国家也大量享受了全球化的红利。他们的问题是,这些红利中的绝大部分(据美国统计是91﹪左右)只被1﹪的人占有。所以用反全球化来解决这个矛盾无疑是缘木求鱼。说到底,所有社会矛盾的解决之道,最根本的途径是进一步发展经济。但我们面临的难题是: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都遇到了严重的结构性矛盾。怎样才能克服停滞、持续增长?众说纷纭,苦无良策。学界、官场此时才逐渐发现“一带一路”战略构想所包含的突破困境的重大商业智慧:

共同开辟新的战场,培养新的消费群体,以促进各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在增长中不断调整各自的结构性矛盾。我以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市场潜力是十分巨大的。我有一个简单的图示:

某个区域人均生活水平与全球发达国家人均生活水平的差距乘上该区域的人口,就是那个区域的市场潜力。

四、“一带一路”倡导“再全球化”以推动世界经济重上持续增长的新台阶

中国有句古话“要想富先修路”,这句话富含哲理。因为只有有了路,人们才能在庞大地球的不同区域实现交流、交换,当然这个“路”不只是指陆路,还应包括水路、空路,以至太空中各种航天器之间相通的天路。

研究发现,前40年的第一次经济全球化发展中,主要奋起的都是那些“路”基较好的国家和地区,特别是那些海路广阔的国家和地区,这里的资源被开发、市场被动员,既在全球增加了供给,又开发了数十亿人的消费市场;这里的关键因素有两点:一是发现大片新的“可开垦的处女地”,主要指有丰富的资源、有庞大的潜在消费需求的地区和国家;二是企业、私人都拥有了可以实现开垦的能力。而现在我们提出的“一带一路”,涵盖了67个国家和地区,以及被这些地区发展前景吸引的域外群体,就完全满足以上两个关键条件,“一带一路”实施方案,又鲜明准确地强调了这一点。既有明确的目标设定,又有实在的路径设计,“一带一路”战略的光辉前景跃然展现在地球村民面前。

五、关于分享红利的刍议

人类在农业经济社会、工业经济社会,财富的增长基本是线性的,而到了信息经济社会,技术创新一日千里,日新月异,极少数极优秀的创新人士以及目光如炬的极少数投资专家,在新产业上的获利则是爆炸式的增长。人们必须思考:如何解决由此造成剧烈的贫富不均,以避免社会撕裂?比尔·盖茨、巴菲特们,这些精英人士已认识到这种撕裂暗藏的巨大危险,而主动捐出自己绝大部分的财富,但这并不具有普遍意义,作为社会管理者的各国政府,应当拿出新的政策,以求发展红利实现较公平的全社会共享。

我有一个粗浅的想法:应当制定新的所得税制,对那些成功创新人士,对那些风险投资人士,当他们的投入产出比达到某个程度时(比如产出达到投入的100倍),超过部分应大大提高税率。之所以设定高的收益率门槛,一是鼓励创新,二是考虑他们的风险承担;之所以在此门槛以上加大征收,则是鉴于他们的成功根本原因在于市场的支持,故而他们应当回馈社会,涵养市场,营造稳定的发展环境。

作为一个经济学的门外汉,以上看法难免错漏百出,所以献丑,唯望以此增加一点讨论的色彩。

作者系四通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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