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回经济学中的人——经济理论创新的根本生长点

作者:文/郭万超

找回经济学中的人——经济理论创新的根本生长点

苏格拉底劝告人们说:人啊,认识你自己。这句话也被镌刻在古希腊神庙的金顶上,成为一句警世箴言。如何理解人也是经济学的重要命题。但是,人在西方经济学中没有得到足够重视。西方主流经济学以一个极其简单化的经济人假设,实际上把对人的研究留给了其他学科。尽管近些年西方经济学涉及到了人的更多要素,但由于回避马克思关于人的科学观点与认识方法,还是无法真正理解人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要使经济理论走出困境,承担起它应有的功能,首先要突破对人的认识,打开经济学人的黑箱(索罗余值),重新找回人。本文试图以马克思对人的基本观点与认识方法扩展对人的认识,进而确立经济学的科学人性观。

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

每门社会学科都是对社会某一领域或侧面的映射,而对人的不同抽象和理解是社会科学家划分不同研究领域、构建各自对社会把握方式,从而形成不同学科门类的前提。经济学为了确立自己在社会科学分工中的地位,也通过对人的理论重构来确立自己的势力范围。西方主流经济家以一个抽象的经济人假设几乎把人的能动作用完全排斥出经济学视野之外。从社会意识形态角度看,这种处理方式显然适应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

尽管国外学者并没有给出统一的经济人假设定义,作为主流经济理论的基本前提,我们还是可以归纳出其三个方面的核心内容。第一,“自利”,即追求自身利益是驱策人的经济行为的根本动机。这种动机和由此而产生的行为有其内在于人本身的生物学和心理学的根据。第二,“理性行为”。经济人是理性的,他能根据市场情况、自身处境和利益之所在做出判断,并使自己的经济行为适应于从经验中学到的东西,从而使所追求的利益尽可能最大化。第三,经济人假设的核心命题,即:只要有良好的法律和制度的保证,经济人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自由行动会无意识地、卓有成效地增进社会的公共利益。这个重要命题,在学者们的讨论中,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其理由也许是,大部分讨论经济人假设的学者都假定存在着一个既定前提,即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的市场制度是最优的制度,也是天然合理的制度。

经济人假设自从被当做经济学分析的基本前提后,一直饱受不同学派的批评,但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却对它不舍不弃,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它的方法论所致。换句话说,主流经济学对经济人假设的钟情实属无奈之举。主流经济学家们不是不了解人的复杂性,而是用他们的方法无法处理这些复杂性。

其一,成本-收益分析(均衡分析、边际分析、供求分析、弹性分析都以此为出发点)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基本方法之一,该方法虽对“利己”行为十分有效,但对“利他”行为却基本无效。因为“利己”行为归根结底是一种利益交换行为,能够形成价格,显示出该行为的成本和收益,但对“纯粹利他”行为,经济学却很难做成本或收益的实证分析,这并非因为纯粹利他过于稀少,而是“纯粹利他”没法用“价值”或“价格”来衡量。为与成本-收益分析相呼应,保证分析结论的确定性和可量化性,经济人假设只好不断采用越来越纯粹、越来越形式化的逻辑程序。这样一来,人性中各种无法量化的成分,便被排斥在西方经济学的视野之外了。因此,经济人假设推动了实证研究的发展,仅从形式逻辑看,它得出的结论是严密的,但从辩证逻辑看,这些所谓严密的结论具有内在缺陷。它不仅使“纯粹利他”成了经济学的盲区,而且在研究方法上使经济学越来越脱离现实世界。在西方主流经济学家看来,除了成本-收益分析经济学没有别的什么方法。这种理论偏执窒息着经济学的活力。西方主流经济学完全低估了人的抽象思维能力,认为只有数学统计出来的结论才是真知。要使经济学回到现实世界,必须引入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

其二,千方百计挤入“科学”的行列,一直是经济学孜孜以求的目标。为此,经济学必须按自然科学的要求来塑造自己。这首先就要在方法论上与自然科学接轨,其结果,经济学的前提假设也必须有助于消除“不确定性”。令现代经济学欣慰的是,经济人假设的确可以担当消除“不确定性”的重任,从而使得人的行为具有“可预见性”。从自利角度看,赫西曼曾指出:“一个受利益支配的世界”才会具有“可预见性”。因为从人性的观点看,它意味着“一方面,如果一个人追求自身利益,那么根据‘利益不会对他撒谎或欺骗他’这一定义……他将是明智的。另一方面,在他追求自身利益时还将使他者受益,因为他的行动方针是透明的,几乎可以预测的,仿佛他是一个道德上的完人”。换言之,这种建立在追求私利基础上的“可预见性”使得人的行为具有持久性和稳定性,从而可以消除“不确定性”。寻找确定性既是人类理性的证明,也是人类科学追求的目标。遗憾的是,人类行为总是充满不确定性。当代物理学、生物学等自然科学的发展表明,不确定性已成为当代科学的最明显特征之一。把人类行为的确定性锁定在经济人假设上,以为斤斤计较的经济人从此可以消除“不确定性”,这不仅在理论上过于自负,在实践中也是得不到支持的:其一,经济人假设为了给人的行为找到绝对客观有效、确定无疑的依据,不惜抹杀人的具体的社会性,尤其是对人的“反常行为”(理性反常、利己反常、偏好反常)的忽视和贬低,已经遭到了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的有力质疑。其二,经济人假设只看到了经济人的“共时性维度”——即只关注人的行为的当下状态,却基本上忽视了人的行为的“历时性维度”——也就是说,没有充分重视对人性的动态考察。而人的行为并不仅仅关涉共时性的空间维度,它必然在历时性的时间维度中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正是这种“两个维度”的有机统一构成了马克思经济学对人性考察的全部秘密。

社会科学的分工要求人们对与本领域无涉的社会内容进行舍象,但这种对社会生活的人为处理既利于学术的进步,也具有不可避免的局限性。西方主流经济学在它的经济人假设限定的范围内,对成熟市场经济运行进行了技术上的细致入微的分析,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市场经济的共性。因此,单从工具主义方法论而言,西方主流经济学具有相对合理性。当然,它得出的结论虽然十分清晰,具有形式逻辑上的完美性,但往往离能解释现实还有好几个环节。对人的工具论认识,在主流经济学发展初期有积极意义,但是,当它发展日益成熟(新古典综合理论出现为标志),再坚守经济人假设不放,就必然使主流经济学再无建树。而21世纪,经济学将从抽象世界走向现实,从而迎来新的时代。

经济学的科学人性观

西方主流经济学离开具体的历史条件,离开特定的社会关系,抽象出一个类似“经济动物”的经济人,仅从统计学和实证意义上来解释人。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人类大多数个体的行为动因,在实证研究方面推进了经济学,但也消解了经济学的生命力。对经济人假设的反思与批评促进人们打开“人的黑箱”,人逐步浮现出来,这为经济学的发展打开了新通道。从信息不完全及“有限理性”的角度的批评催生了信息经济学;从人的社会性对单维经济人所做的批评导致新制度学派的兴起;借助人类行为的实验结果来对理性最大化所进行的证伪工作出现了行为经济学,等等。但是,这些研究还仅仅是个开始,而且最重要的是西方经济学对人的研究还缺乏马克思的方法论。

以经济人假设作为基本前提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留给人们的是不确定的领域,与这些领域相对应的人的属性也是多样而复杂的,后来的经济学家对人的属性的扩展一般不是采取假设的形式,而是根据自己的研究领域对人的某些性状进行相应的界定。其实,经济学并不需要什么抽象的假设,唯物史观就有自己的研究方式,这种方式一样可以对经济世界做出有说服力的解释。下面对人性的阐述就是以唯物史观为方法论基础。这里研究的人都是前共产主义社会的人,其人性观点也都是体现了前共产主义社会的特征。

(一) 自利及其悖论

自利心来自于动物的本能,人也和动物一样,如果不能自我满足,就无法生存和发展。人们要生存和发展,就必须从事获取利益、满足自身需要的社会活动。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追求利益是人类一切社会活动的基本动因。马克思说:“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人的自利动机与动物自利心理有些类似,又有本质区别。在动物那里,它属于自然本能,而人的自利性是一种社会心理。

社会是由个人组成的,如果个人不能获得发展,社会也不能发展,个人不努力,社会就没有动力。这是人的自利性的合理方面,但是在私有制条件下人的自利性在很多情况下表现为自私,甚至合理的自利动机与自私很难分开,这是由于物资生产力的局限造成的,也是人类没有获得解放的表现。经济社会的进步需要克服人的自利性中的自私观念。

人的自利心作为社会的产物不是永恒的、抽象的、固定的,而是具体的、历史的,与不同社会发展阶段和水平相联系的。在不同社会条件下,人的自利性具有不同的样式。从根本上看,人的自利性的发展是由生产力所决定的物质关系决定的。马克思说:“人们的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他们的个体发展的历史,而不管他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他们的物质关系形成他们的一切关系的基础。这些物质关系不过是他们的物质的和个体的活动所借以实现的必然形式罢了。”据此,马克思根据作为社会历史主体的人的发展状况把人类发展的过程划分为三种社会形态:“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资本主义属于第二阶段,它把人的自利性推向了极端。市场经济是人的自利性扩张的重要条件,也是第二阶段的重要经济形式,中国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了它还不能超越市场经济历史阶段。因此,我国仍然没有超越马克思所说的“物的依赖”的时代,所以,人的自利性的现实基础仍然存在。我们要利用自利性的经济激励作用,同时要用社会主义来加以约束,减少自利带来的破坏性。

人的自利性在同一社会条件下也各有特点。例如,个人主义、功利主义、自由主义传统的社会比集体主义传统社会自利性更强。自利性不单纯表现在对物资利益的追求上,而是多方面的,可以用利益和需要概括。人的利益与需要是多元的。人类活动分不同的领域,每个领域具有不同的人性特征。政治家追求政治地位、政治理想,其规则不同于经济领域。比如,在中国,追求政治地位意味着要忍受经济上的拮据。企业家好像是最唯利是图的,其实,真正的企业家的动机与需要是超越了金钱的追求的。这方面的代表理论有三个:一是麦格雷戈自我需要论。他认为自我需要这一较高层次的需要才是对管理层(企业家阶层)“最具意义的需要”,这包括自尊的需要和声望的需要。二是哈佛大学麦克里兰的成就需要理论。他认为,对企业家具有激励作用的基本需要有三种:成就需要、权力需要和归属需要。三是佩顿提出的企业家激励因素,主要有:工作的挑战性、地位、取得领导身份的强烈愿望、恐惧、金钱。虽然把它列在最后,但绝不意味着金钱是一种效能最低的激励因素。金钱并不仅仅是金钱,它一般还是其他各种激励因素的反映。

自利特性是人类本性的最重要的一种,但不是唯一的,也不是在所有人那里都是占据主导地位的。人的自利性是可塑的,凶猛的老虎通过驯养也可以温情脉脉,何况人乎?社会意识形态、民族精神、文化等对人的社会性有很强的塑造力。在一些历史时期,人类的公益精神同样也可以达到很高的水平,比如民族危难时期,就出现了像周恩来总理那样的人。中国人在新中国建立初期所表现出来的大公无私精神也是空前的(这虽然不是人类精神自然的发展,但也告诉人们,自利性不是不可克服的,不是人性固有的永恒的东西)。在中国数千年的发展中,儒家文化的力量对自利起到了巨大的制衡作用。鲁迅说过:“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当代中国领导人都具有强烈的历史责任感,这与中国的历史文化有关。此外,很多时候,中国人不是因为自利心理,而是面子(荣誉、信仰)心理促使他们勤奋努力。很多时候人类还受好奇心、个人情趣的支配。中国的科学家的待遇全球最低,而贡献却最大。如果以经济人来看待我的行为,那我就不会坐在这里如此辛苦的写这些文字,该改行从事更赚钱的工作。艺术家追求艺术的境界,如果他们也是经济人,那么恐怕世界上很难找到真正的艺术了。如果科学家也是经济人,科技进步就无从谈起。爱因斯坦就是人类超越自私心理的最好例子。

在物的依赖阶段,人的自利动机是经济发展的原动力,也是经济发展阻力的生发根源。人的自利性是人们努力工作的动机,是人的潜能的内在驱动力。但自利心又使利益的争夺不可避免,这就造成经济冲突和矛盾的根源,冲突的最高社会形式就是阶级斗争。这就是自利性的悖论。经济人假设认为,虽然每个人追求自己的私人利益,但是,在“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下,“不知不觉地为一切人的私人利益服务,为普遍利益服务”,马克思却认为:“关键并不在于,当每个人追求自己私人利益的时候,也就达到私人利益的总体即普遍利益。从这种抽象的说法反而可以得出结论:每个人都妨碍别人利益的实现,这种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所造成的结果,不是普遍的肯定,而是普遍的否定。”解决自利悖论不是靠人的良知,最终服从社会制度的裁决,因此,人的自利不是随心所欲的,而是受制于利益博弈后的社会秩序。正如哈耶克所说:“真正的问题不在于人类是否由自私的动机所左右”,而在于“要找到一套制度,从而使人们能够根据自己的选择和决定其普通行为的动机,尽可能地为满足所有他人的需要贡献力量”。社会秩序为人的自利性规定了空间。

(二)理性

对个人理性的假设使主流经济学家的研究变得轻松,但是不能因为人的复杂性和用自己的方法搞不清楚,就逃避现实,这会在一个方面牺牲经济学的科学功能。对个人理性假设的批评与反思已经很多,而且催生了具有重大影响的经济理论。这里只从经济人假设对个人理性的过分夸大来展开批评。人是有理性的动物,这种理性不仅表现在个人身上,更重要的是表现为集体理性、社会理性。一个社会如果只相信个人理性,只依靠个人理性,其发展动力就会受到局限。在经济发展的体制不成熟的社会,更需要集体理性、社会理性。个人理性必须与集体理性、社会理性相互结合,才能使人的整体经济发展能力最大化。个体理性、个体利益最大,不一定能导致集体理性、集体利益最大。中国的发展就在于把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社会理性实现了有效结合。国家及其经济发展战略是获得集体和社会理性的主要方式。中国创造了实现集体和社会理性的新模式,比如,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结合、民主与集中相结合等等。

(三)制度是人的经济活动的基本规范

经济人假设的第三个命题省略了经济发展最主要的方面——制度。做这种假设,一是因为西方主流经济学家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永恒合理的,无需改进,也就无需研究;二是因为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传统把政府看成守夜人的作用,政府越小越好,因此,西方主流经济学主要研究资源的市场化配置,它一般不涉及政治制度、文化等因素;这种传统也必然强调个人作用大于集体和国家。这种制度观点并不符合经济发展的事实。制度不仅是对人激励的基础,也是解决自利带来的冲突的根本。因而是实现个人理性与社会理性最大化的保证。一个极端的例子是计划经济时期的经济人特性就根本无法表现。后发国家和转型国家最缺的是适宜的制度。中国的经济发展在于成功进行了制度变迁。

综上所述,我们对经济人假设的态度概括为三点:第一,不能完全否定。上面已经论述,经济人假设作为一种分析工具,是为了一定研究目的的人为假设,它方便了西方主流经济学逻辑体系的构建。如果我们要接受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合理成分,那我们也必须接受它的假设前提的局限性。就像自然科学中有放大镜、望远镜、普通光学显微镜、高级电子显微镜等不同工具一样,社会科学也有不同工具,而每种工具的功用是不同的,它们只适用于各自的研究对象,经济人假设也主要适用它对应的理论。本文主要采用的唯物辩证法也有自己的局限性,它需要与专门的短期的市场技术关系的研究相配合,它与西方经济学存在互补关系。第二,经济人假设把人的其他丰富特性留给了其他领域,但如果经济学不能在这些方面做出自己的解释,它就无法真正了解经济的运行。经济学不能只局限于资源的配置本身,即便是对成熟的市场经济。它可以有更宽阔的视野,也有更多的使命,它没有必要画地为牢。其实,这种新工作已经取得了很多成果,但对于后发经济和转型经济还是远远不够的。经济活动离不开人类活动的整体,需要联系人的其他活动领域,因为经济、政治、文化存在着紧密的关系。第三,经济人假设适应了西方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利己主义、资本主义的需要。有人认为西方文化是现代经济发展的唯一土壤,这只是一种先验的观点。现代经济增长是从这种文化中产生的,但是并不能证明其他文化精神就不利于经济发展,或许其他文化精神具有更强的经济发展潜力。中国的经济奇迹是在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文化土壤中发生的,它为人们认识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样本。

作者系北京市社会科学院传媒研究所所长,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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