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神木民间借贷乱象调查

作者:《中国民商》特约记者 苏利川

陕西神木民间借贷乱象调查

陕西神木,被民间借贷纠纷弄得朋友反目、亲戚成仇的人数还在增长,甚至有人预警“神木的社会信用体系已经崩塌”。信用关乎金融,在高峰时期,神木县城东兴街两侧曾集聚上千家挂牌和未挂牌的投资公司。从事民间借贷的“地下钱庄”可达1000家,从事民间借贷的中介人员能占到神木总人口的五分之一,直接或间接参与民间借贷的普通百姓达神木人口的90%以上”(据一份专业中国民间投资调研报告统计),近年来,仅仅是正式立案的案件就高达近5000起。  

一个不到50万人口的小城,就这样被民间借贷纠纷搅浑了水。夜幕降临,年逾八旬的孟明义老汉还在屋外徘徊,自己“毕生积攒的血汗钱”借出去21万元,还有12万元未能追回来。自从两年前要账被几个壮汉从屋子里“拧”出来之后,他已经不再敢去找庄家。孟明义坚信自己可以等到讨个公道的那一天,但有人却不可能像他这么幸运,积郁成疾加上年老体衰,几个年龄和他不相上下的人最近相继含恨离世。

他们的遭遇是神木民间借贷乱象的一个缩影。尽管当地政府机构联合司法部门早已着手干预,但民间的怨气似乎丝毫没有减轻,不知道还有多少人感到前景茫茫,找不到方向,许多人认为有公职人员勾结庄家正在利用体制缺陷钻法制空当儿,洗劫民间财富,以至于当地政府专设机构“打非办”更名为“处非办”后(处置非法集资办公室),如今被老百姓戏称为“保非办”。许多迹象表明,当地作为商业和金融基石的信用体系的确危如累卵。曾被称为“神木经济发展催化剂”的民间借贷市场,意外地演变成神木未来发展的一个巨大包袱,如何拆除这枚“定时炸弹”,成为神木面临的一场躲不过去的巨大考验。


民间借贷误入歧途

实际上10多年前就有一股暗流涌动……

依托煤、天然气等能源形成的产业链构成神木的经济支柱,正是凭借这一与生俱来的先天优势,十几年来,神木经济一直雄踞西北县域经济榜首。在财富效应带动下,当地民间日益富庶,随着老百姓的钱包飞快地鼓胀起来,“钱往哪里去”迅速变成一个现实的棘手问题。

神木产业结构单一,投资受到多方局限,以“民间借贷”这种初级形式为代表的金融业成为当地人中意的不二之选,陕北淳朴的民风也为神木民间借贷提供了天然的土壤。令人惋惜的是,从官方到民间,人们对金融业各个关键环节的把控相当陌生,尤其是对金融业可能出现的风险,似乎完全视而不见。

先有信用,后有金融,金融不能脱离监管。民间借贷常常依托有牌照的担保公司、拍卖行等合法的实体形式存在,“地下钱庄”是另一种宽泛的称谓。长时间以来,民间借贷并非人们口中一概而论的“洪水猛兽”,由于及时高效“短频快”,民间借贷常常成为普通百姓和中小企业解决“融资难”“融资贵”的有效手段。在够得上触犯“非法集资”的刑律之前,“利率的高低”常常是民间借贷与非法集资之间的一道“分水岭”。

对其合法利率的规定在我国可以追溯到清代顺治年间,顺治五年的皇帝批示上说,“谕户部:今后一切债负,每银一两,止许月息三分,不得多索及息上增息”;民国时期的《民法》中亦规定,“约定利率超过周年百分之二十者,债权人对于超过部分之利息,无请求权”;改革开放后,经过14次修改和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5次专题讨论之后,2015年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中认定,“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有权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但如果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36%,则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应当被认定无效”。

孟明义正是以“一分半”的月息(年息18%)将一生积攒的21万元借给了远房亲戚高某英,“她是我媳妇的亲叔伯妹子,要不可靠,怎会亲手给她?”在高某英的背后,实际上是一家名为神木县成太义号的非信用担保有限公司(后更名为神木县成太义号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太义号),法人代表张红。

据一份资料显示,2012年,成太义号共吸纳565名存款人,其中有相当部分人是通过关系“走后门”才得以“如愿”。在高利率诱惑下,成千上万的神木人抱着“钱匣子”奔向各个钱庄,一股金色的洪流冲向神木的各个角落,拖家带口扶老携幼住进豪华酒店的神木人俯拾皆是,他们天天都在豪华饭庄“用膳”。在一位县主要领导“民间借贷是我神木发展催化剂”的指示下,成百上千的地下钱庄公然在阳光下运行,甚至连国有银行和银行员工都成了地下钱庄的座上宾。

彼时的神木,每个深夜无不灯火辉煌。鄂尔多斯近在咫尺,历经2008年金融危机劫难,被称为“鬼城”的康巴什,泛着幽光。

成太义号“黑白之辩”

如果没有监管层的放纵、默许乃至为其大开“绿灯”,神木的民间借贷不可能在歧途上一发而不可收。不知从何时起,在正常的民间借贷与非法集资之间被放大了的灰色地带上,神木的民间借贷市场开始鱼目混珠,地方政府管理层面从最初无所作为变得越发手足无措起来。究竟是体制缺陷还是相关官员假借“无知”任凭“私心”作怪?很快变得已经不重要了。

据调查,成太义号实际上是一家由家族操作的担保公司,主要由有亲戚关系的3对夫妇操盘——张红与妻子杨飞、杨某军(某地人大主任)与妻子高某英、乔某义(某中学校长)与妻子杨某娥。据正急于追债的李耀廷、高利儿、刘忠、李卡瑞、尤兰芳、郭凤娥、贾香香、杜玉梅、李文林等人反映,除了借贷双方相互间有千丝万缕的亲戚朋友关系,在成太义号存钱是因为乔某义、杨某军有公务员身份,公信力强,而且他们家族拥有煤矿股份和房地产项目投资,具有足够的偿还能力。但成太义号吸收的存款2亿余元最终却去向成谜,留与偿还本金利息的资金屈指可数。一些债务人质疑:为什么直至因非法集资东窗事发,承担法律责任的却是名不见经传的张红和杨飞,相关的乔某义、杨某军却全身而退?“我是通过我连襟介绍才把钱存进杨某军和他姐夫乔某义的担保公司的,我们根本不认识张红,直到现在即使见了张红也不认识”,已追债几年的王某满脸无奈地说。

成太义号大肆集资始于2011年,彼时,鄂尔多斯金融风波已近尾声,由于资金链断裂,鄂尔多斯众多老板跑路,经济一片哀嚎。令人奇怪的是,面对扑面而来的金融风暴,与鄂尔多斯一墙之隔的神木竟然无动于衷。一个最基本的常识是,如果缺乏强大的实力做后盾,没有哪个“钱庄”甚至银行能轻易应对蜂拥而来的挤兑潮。是该责怪当地监管层软弱无力?还是该感慨地方行政错失良机?

缺乏及时的正确引导和放任自流终究给神木埋下了苦果,在“信心比金子还宝贵”的关键时刻,神木无所作为放任自流。如今回过头看来,弥漫市场的巨大恐慌不仅推动了成百上千的担保公司、典当行乃至“地下钱庄”消亡,也使得许多人开始浑水摸鱼,乃至在一些个案上让神木法度失衡,由此而引发的经济问题向社会矛盾急剧恶化。

有没有人勾结一处动起“歪脑筋”至今都值得怀疑。据反映,有人在成太义号的放款曾一度打入高某英的银行账号,后被强行收回凭证重新更换,此举使得高某英在相关法律诉讼中得以脱身。而在高利儿等人提供的还款协议书上,在“担保人”一栏中,杨某娥、高某英的名字赫然在列。2016年11月4日,神木县人民法院(2016)陕0821刑初361号以参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杨某娥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公诉机关未对高某英提出指控。

同样是涉及成太义号,同样是“担保人”,张志刚的遭遇就远没有高某英如此幸运。据一位熟悉内情的人士透露,张志刚的一位朋友曾在成太义号贷款500万元,月利率3.3%,张志刚是担保人,由于贷款人涉案被判刑,成太义号杨某军便多次对张志刚催要贷款,并动用多名不明身份人员来到张志刚办公室(太平洋保险公司神木支公司)坐着不走,“他们派人跟踪张志刚,张志刚走哪他们跟哪,最终迫于压力,张志刚连本带利一共支付了1070万元。”

一旦非常规的手段出现在借贷纠纷的处置中,便暴露出高利贷的涉黑渊源。在神木,众人争议的“成太义号究竟是否涉黑”其实没有多大实质意义,但颇具代表性的是,在后续处理事关公平公正的原则性问题上,偏袒公权力人员的倾向性干预成为众人唏嘘的焦点。


倾斜的天平

成太义号的非法集资最终以神木县法院的一纸判决收尾。2016年年末,神木法院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分别判处张红、杨飞、雇员杨水娥1-5年的有期徒刑(含缓刑),罚金5-8万元;在财产处置上,承诺对张红拥有的府谷县红花煤矿300万元股权、神木铂金汉宫200万股权、神木旧五金公司80%股权、常兴煤矿5600万股份以及随案移交的400万元现金退赔给集资参与者。

这起由神木检察院公诉,神木法院一审宣判的成太义号非法集资案,从证人的指定到出庭证言的采纳,从涉案财产的认定到处置,从法庭的举证到质证……公众的质疑之声充斥着各个环节。

几位知情人士反映,神木处理类似的一些案件,在百姓财产遭受巨大损失的情况下,司法机关工作人员明显的“选择性”执法,不但有失公允偏袒了涉案者,甚至在司法程序的设置上,帮助涉案人员转移资产,在群众中造成恶劣影响。

不止一位媒体记者反映,神木政府处非办等部门对相关采访一概拒绝,“除非有县委常委级的领导陪同”。据透露,“几年前神木最大的集资案——张孝昌案件的处理开了先例,影响至今。”2012年,张孝昌101亿元“黄金帝国”崩塌,神木指定了专案组,而专案组组长与当事人张孝昌的亲戚关系被完全漠视至今。

神木的阵痛不会轻易消失,以“民间借贷”这种初级形式为代表的神木金融市场新秩序是否还能建立起来至今仍然值得商榷。如果不正视金融系统存在的问题,不解决这些问题,神木来之不易的大好形势不但不能发展,而且有可能逆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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