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问”与深化反腐败斗争

作者:文/李永忠

“两问”与深化反腐败斗争

2005年,著名物理学家钱学森,对前来看望他的温家宝感慨而言:“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够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钱老继而发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据说,温家宝2006年曾以“钱学森之问”请教国内最有名的6所大学校长和教育专家,然而所答之言,却非所问之要。

4年后,带着有问无答遗憾的钱老与世长辞。11天后,11位教授给新任教育部部长及全国教育界发出一封公开信:让我们直面“钱学森之问”,从而真正让“钱学森之问”成为当时舆论的焦点。

其实,在我看来,还有一问足以同“钱学森之问”相提并论,那就是——26年前的耿飚之问:“老百姓还会替你们求情吗?”

1991年,从领导岗位退下来的耿飚同志,重返陇东某县。当晚,他住的招待所“黑压压”来了一大群前来“告状”的老百姓,诉说对当地一些干部的不满,怎么劝说也不肯离开。如此恶化的干群关系,让耿飚同志深为痛心。

为此,耿飚对该省、地、县的干部讲了一次话。半个世纪前,耿飚同志任副旅长的部队就驻扎在这里。一个战士严重损害了当地群众的利益,旅部决定按纪律枪毙他。没想到,也是“黑压压”来了一大群老百姓,跪下为这个违纪的战士求情,耿飚怎么解释、怎么劝说也不肯起来。最后,耿飚和旅政治部只得流泪接受了群众的要求。

从50年前回到现实的耿飚,激动地向该省、地、县的干部们大声问道:“现在,我要问问今天在座的你们这些人,不管哪一个,如果犯了事,老百姓还会替你们求情吗?”面对耿飚之问,全场鸦雀无声⋯⋯

我以为,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着眼于我们学校的体制之殇,指出了教育界应试教育所造成的严重伤害;而耿飚之问:“老百姓还会替你们求情吗?”则着眼于“脱离群众的现象大量存在”。

中共十八大以来开展的以问题为导向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以及“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针对的就是“党内脱离群众的现象大量存在”,其任务就是“集中解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等‘四风’”,从而让干部重新回到群众中去。

“钱学森之问”与“耿飚之问”,这“两问”的角度虽然不同,但其方法都是问题导向;这“两问”的对象虽然不同,但其指向都是深层次的问题;这“两问”的时间虽然不同,但其路径都是必须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才能真正解决的重大问题;这“两问”的领域虽然不同,但都必须引起我们高度重视;这“两问”的提问人虽然不同,但都必须促使我们高度警醒。

30多年来,由于我们只搞经济体制改革,基本不搞甚至不提政治体制改革,致使党群关系日益疏离,干群关系日益紧张,两极分化日益严重,腐败愈演愈烈。

一些公职人员、党员干部,甚至高级领导干部,耐不住寂寞,扛不住诱惑,守不住清贫,藐视党纪国法,肆无忌惮地违法乱纪,疯狂以权谋私,大搞权钱交易、权色交易、权权交易,正可谓贪如火,不遏制则自焚;贪如水,不遏制则自溺,私欲如虎,贪婪必覆,最终落个身败名裂的可悲下场。

十八大召开后的5年,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18.9万起,处理党员干部25.6万人。全国共处分153.7万人,移送司法机关5.8万人。这5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接受信访举报1218.6万件(次),处置问题线索267.4万件,立案154.5万件,处分153.7万人,年均处分率为3.4‰(此前,全国年均处分率通常在1.5‰-1.7‰之间);其中,经党中央批准立案审查的省军级以上党员干部及其他中管干部440人,处分厅局级干部8900余人,县处级干部6.3万人,涉嫌犯罪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5.8万人。平均每天处分842人,处理违反八项规定140人,进监狱32人;平均每月“落马”7名中管干部,处分 148名厅局级干部和1050名县处级干部。

仅十八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现已落马43名,占了总数376名的11.4%;十八届中央纪委委员现已落马9名,占了总数130名的6.9%,远远超过全国普通党员和公职人员的处分率,事实不可谓不惊心,教训不可谓不深刻。

以上数据,使人们对加大反腐败力度的呼声很高,对廉洁从政的期许很大。

在如此严格执纪、高压反腐下,增量明显遏制,存量不断减少,不敢腐的目标初步实现。

十八大以来的5年,通过问题导向,全面从严治党,强高压反腐败,不敢腐的目标初步实现,不能腐的笼子越扎越牢,不想腐的堤坝正在构筑,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并巩固发展。

如何尽快从压倒性态势发展为压倒性胜利,必须以监察体制改革为突破口,必须由同体监督转向异体监督,必须由治标为主转向治本为主,必须由权力反腐转向制度反腐,必须在政治领域坚决摒弃苏联模式的权力结构和选人用人体制。用一句话概括,那就是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同向发力,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从这个意义上讲,十九大后深化反腐败斗争,也需要以“两问”为导向,以“两问”为警钟,以“两问”为鞭策。

(责任编辑 李秀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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