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企踏上新征程

作者:文/《中国民商》记者 姜懿翀

民企踏上新征程

对于中国的民营企业来说,这是最好的时代。

中共十九大报告指出,“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鼓励更多社会主体投身创新创业”,“清理废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支持民营企业发展,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

这一系列的表述,将民营企业和民营经济的地位提到了新的高度,有效打消了民营企业家的担忧和顾虑。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期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阶段,民营企业和民营经济迎来了新的历史发展机遇。

那么,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被赋予了哪些新的历史使命?它们应该如何找准新旧动能转化下企业发展的新路径,深度融入国家发展战略并争取更大的新作为、新提升和新发展?我们又应该如何有效清除“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和“市场的冰山”“融资的高山”“转型的火山”这些发展障碍,创造更好的营商环境,有效调动它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进入发展新时代

中共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从现在开始,我国踏上了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这一时期,对于中国的民营企业来说,无疑是难得的机会窗口。

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民营企业是推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有生力量。非公有制经济对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巨大:税收贡献超过50%,国民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对外直接投资均超过60%,高新技术企业占比超过70%,城镇就业超过80%,对新增就业贡献达到90%。我国经济要实现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建立起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现代化经济体系,就必须充分调动民营企业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这从中共十九大报告和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出台的一系列文件中,可以清晰地感受到这种迫切性和诚意。十九大报告不仅重申要坚持“两个毫不动摇”,而且首次提出“要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和“加强对中小企业创新支持”,强调要进一步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

而在十九大召开前夕的2017年9月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关于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的意见》,这是中央首次以专门文件明确企业家精神的地位和价值。

针对企业家关注的突出问题,《意见》提出加快营造依法保护企业家合法权益的法治环境,促进企业家公平竞争诚信经营的市场环境和尊重、激励企业家干事创业的社会氛围,对企业家合法经营中出现的失误失败给予更多理解、宽容、帮助等一系列实质性措施。对此,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评价称“意义十分重大”。

毫无疑问,这些论述和表态,不仅确立了民营企业家的地位,而且将有力地消除一些民营企业家和民间资本持有人的顾虑和担忧。

十九大报告指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显著增强我国经济质量优势。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在中高端消费、创新引领、绿色低碳、共享经济、现代供应链、人力资本服务等领域培育新增长点、形成新动能。

专家指出,一方面,产业链的优化升级、经济增长新动能的培育,离不开民营企业的参与。另一方面,在参与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也为民营企业提供了广阔的发展机会和空间。

多位知名民营企业家对未来的发展充满信心。红豆集团党委书记、董事局主席兼CEO周海江表示,十九大报告鼓舞人心、催人奋进,让人动力倍增,责任倍增。伊利集团董事长兼总裁潘刚则表示,十九大报告重申“两个毫不动摇”、“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等论述,给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提供了“定盘星”,让广大民营企业家有了新的期待和更多获得感。

亿利资源集团董事长王文彪则表示,十九大报告提出的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为发展现代农业、打造田园综合体带来了新机遇,也给亿利坚持库布其绿色发展模式吃下了“定心丸”。

“如果说改革开放初期‘敢闯敢干’、‘冲得快’是企业家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新的时代就更需要既敢为天下先,又崇尚科学精神、尊重技术规律的‘科学企业家’。”百度创始人李彦宏认为,“面对新技术和产业变革的趋势,当代企业家的使命也发生了变化,除了重视技术投入、支持前瞻原发创新外,更要有能力和魄力不断推动新技术产业落地和实际应用。”

苏宁控股集团董事长张近东表示,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这对广大企业家的信心是巨大提振,必将进一步激发企业家的奋斗精神和企业的发展活力,为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注入强大动力。

 

调动积极性刻不容缓

梳理近几年来党中央、国务院出台的有关民营企业和民营经济的政策,不难发现,中央已经从公平竞争环境、诚信经营激励机制、财产权创新权益保护等多个层面,为企业家的健康成长和企业家精神的发挥创造条件和保障措施。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民营企业家在某种程度上吃下了一颗“定心丸”。

不过,要从根本上改变民营企业家的顾虑心态,充分调动他们创业创新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关键在于把这些措施和规划能够不折不扣地落到实处。在《中国民商》记者不久前参加的多个论坛中,一些参会的民营企业家表示,政策和文件都写得非常好,但如何落实以及落实的程度,是他们最为关心的。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相关数据,我国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自2012年起持续下行,2016年回落至3.2%,尽管2017年上半年回升至7.2%,但相较2012年之前30%以上的高增长依然是大幅下滑了。此外,从2016年开始,民间投资占比持续下降,至2017年1-10月,已经降至60.6%。其中,10月份的投资额为36214亿元,同比仅增长1.18%。这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

造成民间投资增速下滑的原因很多,主要有这样几个方面:

一是民营企业家对经济的预期不好,加上人力成本、环保成本和融资成本的上升,投资回报率和利润率太低,缺乏诱惑和驱动。据武汉大学质量发展战略研究院发布的一份报告,中国制造业的人工成本从不到美国的3%,已发展到超过美国的20%。人工成本的增加,导致越来越多的企业不堪重负,企业的平均利润率已从2011年的6.2%下降至2015年的3.3%,降幅高达46.8%。

二是民营企业家担心合法权益得不到真正的保障,这包括产权、股权、债权、收益权、知识产权等权益,使得他们不敢随便投资。有企业家表示:“不怕天不怕地,就怕今天换市长明天换书记。”

三是在转型升级的大浪潮中,一些企业和资本持有人看不清未来的发展方向,不知道投什么好。而一些盲目投资者,比如扎堆进入光伏、共享单车等领域的投资者,很多都尝到了投资失败的苦涩滋味。

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党中央、国务院出台了“新36条”等一系列的文件,试图破解困扰广大中小企业的“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和“市场的冰山”“融资的高山”“转型的火山”的发展障碍,提振民营企业的信心。坦率地说,到目前为止,这些问题依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在这些综合因素的作用之下,我们又凭什么去要求民营企业家和民间资本持有人,完全无顾虑地投入到实体经济的创业创新中呢?

民间投资增速的回落,特别是与国企投资形成的“国进民退”式的投资反差,带来的负面影响不得不防。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警告称,如果民间投资增速持续回落,那么,中国经济要稳增长只有靠国企和政府加杠杆,这就有可能步入1990年后的“日本模式”:日本自1990年房地产泡沫破灭后,政府部门的杠杆率不断提高,而企业和居民则不断去杠杆。这不仅会带来就业压力,还会导致贫富差距继续扩大,社会收入结构、产业结构和债务结构的扭曲。

因此,如何调动民间投资的积极性已是刻不容缓。有专家建议,在劳动力成本和环保成本等刚性成本难以下降的情况,减费降税还有操作的空间,并且是降低企业运营成本立竿见影的措施。在美国投资建厂的福耀集团董事长曹德旺曾表示,中国制造业的综合税务成本比美国高35%。中国制造业要想不丧失国际竞争力,急需从降低税费成本等方面入手。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宏观经济研究室主任牛犁认为,继续“清障”是进一步激发民间投资活力的必然选择。一方面,要加快破解制约民间投资的体制机制障碍,加强对民营企业财产权的保护,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更加有效地降低企业税费成本,健全人才激励体系,加大金融、财税支持力度;另一方面,强化已有政策措施的落实与监督,减少优惠政策落实的程序,加大督查问责的力度。

有分析人士指出,各级部门只要将已经出台的各项政策和措施,一步一个脚印地落到实处,让民营企业家和民间资本持有人看到和感受到这种变化,到那时候,无须过多的宣传和动员,他们自然会全身心地投入到国家的战略规划中。

“政策不要在天上飞,要落到‘膝盖以下’。”落实已出台政策和规划,应该成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有关部门的中心任务之一。这需要政治定力和担当。但我们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民营企业的营商环境一定会得到进一步的改善,民间资本将迸发出更大的投资活力。

 

产权保护仍待加力

产权是公民、法人最为重要的一项权利,产权保护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石。建立健全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对于提振民营企业和民间资本的投资积极性,有效促进各类市场主体立恒心增信心至关重要。

改革开放以来,民营经济在发展的过程中,关于民营企业“第一桶金”的争论,反腐过程中的民企负面内容、社会中的“仇富”现象等引发的各种声音不绝于耳。这些对民营企业家很容易造成困惑、迷茫和疑虑的负面影响。

近几年来,在一部分企业家中弥漫着一种“小富即安,大富难安”的情绪,甚至认为“不挣钱心慌,挣钱也心慌,挣得越多心越慌”。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高净值中国企业家海外移民形成了一个高潮。这背后深层的原因之一是:企业家对国家保护私有财产权、容许私有制经济发展的未来前景的信心不足,担心“秋后算账”或者“推倒重来”。

在产权保护成为民营企业家关注的焦点问题后,党和国家及时回应社会的关切,着力推进平等保护各类所有制经济产权的法治化进程。2013年11月召开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公有制经济财产权不可侵犯,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同样不可侵犯;国家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和合法利益,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开公平公正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

2016年11月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意见》强调,要加强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保护,完善平等保护产权的法律制度,严格规范涉案财产处置的法律程序,审慎把握处理产权和经济纠纷的司法政策。《意见》出台后引起了诸多民营企业家的点赞。民营企业教父级人物牟其中认为,“《意见》能够稳定民营企业家的信心”,他甚至呼吁“那些已经移民或者准备移民的企业家赶快回来,拥抱中国企业家的春天”。

今年11月22日,国务院专门召开常务会议研究依法保护产权的工作汇报,李克强总理指出,“我们就是要向全社会发出一个清晰的信号:用更有效的产权保护制度,增强各类市场主体的恒心信心。”“一定要认识到,中国经济实现转型升级必须依靠创新,而依靠创新就必须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会议强调,要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要求,抓紧落实各项产权保护措施。尽快清理、修改和废止与上位法相抵触、不利于产权保护的各种法规文件。推进依法行政,严防任性执法、任意执法。加大法律援助力度,帮助合法产权受侵害者追回损失。要抓住有代表性的典型案例,对企业和群众反映强烈、久拖不决的案件开展集中攻坚,推动涉产权冤错案件甄别纠正工作尽快取得突破,以纠错的实际行动取信于民。

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是营造良好营商环境、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基石。值得关注的是,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知识产权侵权行为愈发形态多样且表现复杂。在以往的司法实践中,侵权成本低、维权成本高、赔偿数额过低的问题久遭诟病,侵权行为因此屡禁不止。

专家建议,应加快建立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提高法定赔偿上限,有效增大法律的威慑力。要加强知识产权行政部门的执法办案职能,尤其要加强网购、进出口等重点领域和环节的知识产权执法。此外,从法律层面,需要一部全面系统、科学完备、统领知识产权各领域单行法的基本法律,解决该领域权利交叉问题、疑难问题与新型技术发展引发的问题等。

必须指出的是,产权保护远非一日之功,需要漫长的制度建设和体制完善,关键在于政策的执行和落地,需要各方积极落实形成合力。比如,备受关注的顾雏军案、龚家龙案、李途纯案⋯⋯,到目前为止依然没有更新的消息传出。

“让有恒产者有恒心”。我们希望,在各方的努力之下,能够尽快建立起常态化的产权保护机制,用有力有效的产权保护增进市场主体投资创业信心,提升广大群众和企业家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抓住创新“牛鼻子”

专家指出,尽管当前民营企业或多或少还存在一些顾虑和困难,但是,真正具有历史发展眼光和致力于做百年企业的企业家,看到的应该是大量的机会,而不会有半点观望、懈怠和游离的心态。

“创新是企业的灵魂,中小企业是推动创新的生力军。”走进新时代的民营企业家,要想真正赢得市场的主动权,建立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和“护城河”,关键还得依靠创新。尤其是当前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在风起云涌,信息科技、生物科技、新材料技术、新能源技术等不断向经济领域广泛渗透,只有抓住了创新这个牵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牛鼻子”,企业才能搭上新时代的快车,找到腾飞的动力源,不断挑战产业革新的巅峰,否则错失这一机遇就会被历史无情淘汰。

根据有关调查,中国企业的创新能力、盈利能力依然落后于国际领先大企业。2017中国企业500强的研发强度为1.45%,2017中国制造业企业500强的研发强度也仅有2.07%,同比均有一定幅度的下降。这一研发投入强度,与世界优秀大企业相比仍处于较低水平,难以支撑在关键技术上的全面突破。至于中小微企业,研发强度和资金投入比例则要更低。

这就要求,广大民营企业首先要从思想层面和企业战略层面高度重视创新的重要性,彻底转变传统发展理念,创新发展方式,纠正过去将创新作为企业利润调节器的错误做法,加大研发和创新的投入力度。有专家建议,从中长期看,至少需要将大型制造企业研发强度从当前的2%提高到4%以上,使企业研发投入初步达到或接近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水平。

从创新的形式来看,当前不少企业过于注重商业模式的创新,而不太重视科技的创新,包括标准创新、材料创新、工艺创新、设计创新等。企业急需建立健全有利于企业自主创新的市场快速反应机制、科学决策机制、资金保障机制和人才激励机制等制度,调动企业员工创新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从外部环境来看,尽管国家有关部门先后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措施,但是,在鼓励企业创新制度和体系方面,还不同程度地存在不健全、落地难的问题。这既有一些部门懒政、庸政、不作为、乱作为的原因,也有企业在实际创新过程中,持续投入不够的原因,亦有缺乏鼓励和引导创新的相关政策法规,以及缺乏具有可操作性的容错纠错机制等原因。

中共十九大报告指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要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强化基础研究,实现前瞻性基础研究、引领性原创成果重大突破。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加强对中小企业创新的支持,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要通过推动政策落实,尽快释放政策效力,让广大中小企业真正从政策中增强获得感。”工信部党组书记、部长苗圩表示,工信部将以新修订的中小企业促进法实施为契机,积极发挥国务院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协调机制作用,按照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狠抓政策落实,协同推进中小企业创新发展。让更多小微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发展壮大。

当然,在整个创新的过程中,企业要充分发挥主动性和能动性的作用。切忌陷入等政策、等机遇、等“帮扶”的“泥潭”,否则很容易贻误最佳发展时机。与此同时,政府有关部门要给企业自主做决策、谋发展提供足够的空间,要把精力更多放到引导和为企业提供服务上,想企业之所想,急企业之所急,不断探索适应民营企业转型升级、创新发展需求的服务方式、手段和载体,增强服务的及时性、精准性和有效性。

 

加快推进治理模式转型

对于中国的很多大中型民营企业来说,基本上都通过建立以公司制为主要形式的法人治理结构,建立起了现代企业制度,实现了所有权、经营权的分离与制衡,实现“私人企业”向“社会企业”的跨越。

但是,我国民营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依然存在不少的问题:一是现代企业制度非常不规范,股东权利缺乏制衡,董事会、股东大会虚设;二是家族式管理盛行,所有权与经营权不分;三是难以找到可以信赖的职业经理人。

在中国的中小型民营企业中,家族式企业仍占绝大多数。虽然家族式治理模式具有成本低、家族成员可信度高、内部凝聚力强等优势,但其在决策方面的独断性、亲情大于制度导致管理的随意性,以及在发展过程中具有的代际传承风险等,加剧了企业融资的困难和管理水平、竞争能力的提升。因此,在企业转型升级中,必须加快治理模式的转型升级。

日裔美国经济学家法兰西斯·福山在《信任》一书中提出,家族企业几乎注定不会成为持久存在的大型企业,有效能的大企业几乎只属于那些非家族控制的专业管理型的私营大企业。他总结出一个重要现象,世界上的华人企业之所以做不大,就是因为华人偏向于在企业内重用有血亲关系的人或者搞裙带关系。典型的案例如,上世纪50年代,华人王安创办了王安电脑公司,用短短20多年成为全球华人首富,但在挑选接班人时却执意选择了不懂管理的儿子王烈,仅仅一两年后,王安电脑就迅速陷入巨亏状态,最后不得不申请破产。

福山认为,当家族企业面临着经营能力赶不上企业增长的规模这种严峻挑战时,家族式管理则会让位于现代公司新式的组织。一些学者明确提出,中国家族企业要做大做强需要突破的一个瓶颈就是管理的专业化和规范化。

从现实来看,将权力移交给职业经理人员,实现控制权与所有权的分离,在中国现阶段实行起来依然存在不小的挑战。国美电器原董事会主席陈晓与国美创始人黄光裕的控制权之争,使得一些想推动企业治理模式转型的企业产生了观望和畏惧。企业的所有人或控制者百分之百地去信任职业经理人,需要魄力和胆识;而职业经理人从大户的管家向独立品格转变依然任重道远。

在家族制企业或独资企业向现代企业转变的过程中,如何通过制度安排和核心人员选任,使得企业创始人的权益获得切实保障,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有专家建议,可以尝试委托代理机制下构建企业创始人保护机制,即企业创始人或大股东对自己的持股比例进行安全边际设置,确保自己所拥有的股份能够战胜各种不稳定因素。

与此同时,职业经理人应遵守最基本的商业伦理道德,加强自律。当然,现实中也不乏值得称道的职业经理人。被称为“打工皇帝”的唐骏,无论是在微软,还是在盛大和新华都,其表现都可圈可点。他曾经归纳自己的成功法则:要先做人,再做事,偶尔做做秀,人生需要像企业一样经营。

当前,中国的家族企业还面临一个非常重大的挑战——根据中国社科院的统计显示,未来5-10年内将会有多达300万家企业面临传承的挑战。来自摩根大通的一项调查显示,超过80%的亚洲家族企业对于家族传承几乎毫无准备。

香港中文大学曾进行的一项对近20年来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以及新加坡的200宗家族企业传承案例的研究显示,家族企业在交接班过程中都要面对巨大的财富损失。其中,香港家族企业损失最严重,这些家族企业在交接班时间段里,股票异常变动率高达-120%。

总部位于美国波士顿的Wise Counsel Research研究发现,只有不到3%的家族企业可以传承至三代以上。那么,如何打破“富不过三代”魔咒,如何成功实现家族企业的传承?该公司总裁Keith Whitaker认为,设立家族议会(family council)、家族宪法(family constitution)、独立董事会、退出机制、下一代教育等机制,有利于确保在一些重大决策上家族成员可以有效沟通并适当处理家族矛盾。据了解,目前世界比较流行的是采用“家族办公室”的模式,将家族资产交给专业的人士去打理,帮助解决企业传承和转型升级等问题。

但是,家族财富的传承是一个世界性难题。中伦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李立斌认为,家族企业成功传承的要素,包括股权结构合理安排、找到优秀职业经理人、家族成员利益公平分配、接班人培养等;金融工具方面有信托、保险等;法律手段上包括继承、遗嘱等,但没有一个标准的模式适用于所有的企业。这意味着,各家企业需要根据自身的情况,有针对性的去组合这些要素。

“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尽管中国的民营企业还会遭遇很多挑战和困难,但我们坚信,在党中央和国家坚定鼓励和发展民营经济的政策支持下,只要民营企业适时根据政策的部署和指引,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适应消费升级需求,全面变革生产、管理、营销模式,加快供给创新和品质提升,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在不久的将来,中国民营企业一定会涌现出一批具有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的“百年老店”。

(责任编辑 李秀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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