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有山:谨防“文化陷阱”

作者:文/戴有山

戴有山:谨防“文化陷阱”


罗马时代的历史学家塔西佗提出了著名的政治学定律“塔西佗陷阱”,这一定律核心是指当公权力由于使用不当,存在公信力危机时,无论权力的执行者说真话还是假话,做好事还是坏事,都会被普遍认为是说假话、做坏事。学术界,普遍认为“塔西佗陷阱”是纯政治学范畴,其实这一定律不仅存在于政治领域,在社会学、文化领域等,都存在“塔西佗陷阱”现象,而且这种现象一旦从社会和文化领域向政治领域蔓延,对政权的稳固将会产生更加严峻影响。中国的发展,面临的最大最深的陷阱恰恰是一个又一个“文化陷阱”,要完成国家现代化治理体系,一个重要的治理方向就是要谨防文化误区,跨越文化“塔西佗陷阱”。

一个政党在创建初期,需要积累强大的社会公信力才建立了政权,建立政权后如何增加社会公信力,一是积累性的公共信任,即是说建立在长期的政治交往、文化交流和产品交换等基础上的经验性信任关系。二是认同性的公共信任,存在某种文化或宗教上的认同感,它生发于某种社会的公序良俗,遵从本区域文化体系和道德规范。三是制度性的公共信任,这种信任关系建立在法律、制度、规章等非感性的制度规约和社会规范基础之上。最终慢慢形成一种完整的社会公信力。但随着社会治理过程中,公权力执行的下移,公信力会不断衰弱,到了基层,公信力如果不被基层政权的领导者所重视,会慢慢的削弱,最终导致公信力的丧失,这种公信力的丧失感会慢慢上移,最终导致普通百姓对政党质疑,从而引发“塔西佗陷阱”的加巨。比如说,南京中泰国际广场从开发商侵占业主利益演化到不良商业主侵占业主利益,政府在这次事件中的作用本应并秉公执法,但因前期基层政府在项目规划与开发过程中存在着错误,导致后期事件处理不能够公正、公平、公开,从而形成了群体暴力事件、群体上访事件,最终使2000名业主开始对物业所在的区政府不信任,演化成对物业所在的地市和省级政府和部分领导的不信任,这是典型的由基层公信力的消弱,而引发的“塔西佗陷阱”现象。

从历史发展的逻辑分析,“文化陷阱”起源于从商文化到周文化的过渡。商文化的核心是敬畏,上到天子的行军作战,下到普通百姓婚嫁丧娶,都有祭祀问祖,对祖先有一种强烈的敬畏感;而周文化的核心是礼治,淡化了敬畏,人格是外在礼教的约束,个人内在约束在减弱,这种外在力量使人性很容易受到外界影响而堕落,这种文化长期影响着古代中国,客观诱致了集权体制的形成,进一步加速了文化的外化和堕落化,最终形成了一个长期的“文化陷阱”。

从地缘学说的逻辑分析,“文化陷阱”起源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文艺复兴运动的兴起和宗教改革的进行,西方文化逐渐定型。随后经过科学革命和思想启蒙运动的洗礼,西方文化日趋成熟完善。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和我国对外开放的深化,西方文化以不可阻挡之势,大规模进入我国境内,对人们的生活,尤其是青少年产生了重大影响,逐渐成为我国文化多元化态势中的重要文化类型。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利用现代传媒、文化思潮和文化产品向社会主义国家推广其社会思想和价值理念,企图在潜移默化中实现其文化霸权。

从人才成长的逻辑分析,就是按照典范性的前辈文人生态,作为衡量当代文人的标尺。以伪造的形象作为典范,使当代文化落入陷阱。这种标尺是什么样的呢?可以简单归纳为两袖清风,紊衣简餐,皓首穷经,无意钱财,不沾世务,不交官场,又具有正确的政治立场,却又勇敢地承担着意见领袖。现实生活中,基本上当代文人没有一个符合这个标准,大多数是普通人,都不太勇敢,也缺少政治见解,更多的是随大流、不害人。对待遇比较敏感,与同行关系欠佳。在学问上,比较认真,一般对国学涉猎较广。但由于长期处于兵荒马乱和政治运动中,能够系统治学的时间不多,提出独立见解的空间不大,整体上缺少建树,却也断断续续写了不少书,难能可贵。这种状态,与人们一再营造的“文人风范”距离太远了。但是,媒体似乎总喜欢拿着谁也没有做到过的标准比较当代的文人。这一比较,似乎当代文人没有一人具有真正的文化价值,这是一个巨大的“文化陷阱”。

从社会阶层的逻辑分析,伪精英担任意见领袖的文化陷阱,这种伪精英引领着社会趋势发展,把十分珍贵的文化资源,耗费在无效、无聊和无从验证的黑洞里,损害了中华文化的生命力。伪精英是以行业专家的身份,为资本的目的和行为寻找理论论据的人。实际上,伪精英已经蜕变成资本利益的代言人。伪精英不讲科学性,先有资本的自私目的,后有伪精英为资本目的找出冠冕堂皇的理由和理论支持,甚至试图影响舆论媒体,个别媒体甚至已经成为资本的喉舌。主要在两个领域出现,一是政府决策领域,二是科学研究领域。他们一般口若悬河,或正好相反,故作深沉;他们显得比较忙碌,总在各种重要的场所出入;他们看来比较体面,身上穿的,手中拿的,多是模仿某一级领导的穿戴风格;他们一般有正常名片装不下的荣誉和头衔;他们通常表现出一种优越和傲慢。如果我们能够有机会深入地了解一下这些人,又会发现,他们虽非草包,但绝对是个混混。如上的特征,不仅符合政府决策领域的伪精英,同样符合科学研究领域的伪精英。在政府决策领域,他们会影响领导的判断和决策,损害国家利益;在研究领域,他们会浪费有限的资源,带坏研究的风气。伪精英对社会危害极大,因为伪精英只讲资本效益,不讲社会效益和国家效益。如果一个国家都如此,为人民谋福利就成了一句空话,就成了为资本谋福利。真实的精英人物要讲社会效益,为全体人民和整个国家负责。要有严谨的科学态度,不为五斗米折腰。让自己的所作所为对得起精英二字。这些年伪精英的随处可见,而且越摆越离谱,使普通百姓失去了判断力和鉴别力,跟随着他们的意见方向盲从盲信,最终结果,使普通人对真精英也产生了质疑和厌烦,最后把厌烦和害怕转嫁给了文化,使文化无辜蒙冤,给中国挖下了一个巨大的“文化陷阱”。

受着内外“文化陷阱”的夹击,让中国制度文明建设难上加难。好制度、坏制度,在不讲诚信和不讲规矩面前,最终都是失效制度。“文化陷阱”也让中国人文精神建设难上加难。不管你是为社会做好事,还是为个人牟私利,一些人总认为你是牟私利。

中国需要大发展、大繁荣,需要内在的强大力量走出“文化陷阱”,这是一个浩大而长远的工程。这一任务的核心内容是要大力培育公权力的诚信意识、理性意识和敬畏意识,从而带动全民的诚信意识、理性意识和敬畏意识。使公权力的行使更加规范、公平、公正、公开。如不及时根治“文化陷阱”的蔓延,使文化陷阱成为“塔西佗陷阱”,无论政府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做的是好事还是坏事,都被老百姓认为是说假话、做坏事。其后果就十分危险了。我们当然没有走到这一步,但目前存在的问题也不谓不严重,必须下大气力加以解决。如果真的到了那一天,就会危及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在,脱离群众的现象在某些方面比10年前、20年前、30年前更突出了。问题出在哪儿?不能不引起我们沉思!我看主要是一些党员、干部宗旨意识淡薄了,对群众的感情变化了,作风问题突出了。如果群众观点丢掉了,群众立场站歪了,群众路线走偏了,群众眼里就没有你。

公信不立,患莫大焉。有媒体评论指出,当前,我们亟须正视“塔西佗陷阱”现象给社会治理带来的冲击和挑战,全方位重塑政府公信力。在制定政策时,了解群众所盼、所忧、所急,从群众中汲取智慧,使决策更加顺民心、合民意;在开展工作时,着力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不做表面文章,诚心诚意惠民生、办实事;在评估成效时,坚持把群众评价作为衡量工作成效的标尺,让群众不再莫名其妙“被代表”;在回应群众质疑时,不推诿、不逃避,厘清责任并勇于改正,树立务实、清廉的良好形象,取信于民。

中国共产党的公信力是党在革命战争时期树立起来的,是取得革命胜利的保证,是领导人民群众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支撑。当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决胜阶段,这是本世纪头20年的奋斗历程到了需要一鼓作气向重点线冲刺的历史时刻。完成这一战略任务,是我们的历史责任,也是我们的最大光荣。加强政权公信力建设,对推进改革,实现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实施具有重要意义。用文化发展引导政权公信力建设,有利于实现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有利于树立政权权威,预防和跨越国家治理中的“塔西佗陷阱”。 

(责任编辑 姜懿翀)

作者系文化部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专家,管理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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