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放管服”改革中增强 行业协会商会的公共服务能力

作者:文/浦文昌

在“放管服”改革中增强 行业协会商会的公共服务能力


克强总理指出:“‘放管服’改革实质是政府的自我革命,要削手中的权、去部门的利,放权于市场和社会,让利于群众和企业。”政府的“放管服”改革是行业协会商会组织发展的重要机遇,通过“放管服”改革,行业协会商会将得到更多来自政府购买服务的公共服务项目。“放管服”改革也必然会扩大行业协会商会的服务空间。然而,并非所有行业协会商会都能得到政府购买服务的项目,获得政府购买服务合同也并非行业协会商会自身发展的必要条件,所以最为重要的是,行业协会商会必须紧紧抓住“放管服”改革的机会,努力提升自身从事公共服务的能力和效率。本文以深圳市钟表行业协会等为例,对行业协会商会在“放管服”改革中加强行业公共服务能力建设做一些初步的讨论。

 

行业协会商会在公共服务中具有独特优势

理论和实践都表明,行业协会商会在为行业、企业提供公共服务中具有得天独厚的独特优势。在“放管服”改革中,行业协会商会应努力提高公共服务的能力,发挥这方面的潜在优势,而政府在购买公共服务时应优先向行业协会商会购买。

实际上,许多专业化公共服务交由行业协会商会承担,要比由其他机构和社会组织提供更受企业欢迎、更有效率。在国外,由于商会的一些独特优势政府更容易向商会购买服务,使两者成为天然的合作伙伴。如英国政府每年都向商会和行业协会购买公共服务,2010年,英国参与购买政府服务的商会、协会获得来自政府的收入达到8908.7万英镑,平均占商会总收入的51.8%。其中80%的商会协会平均获得180万英镑,20%的商会协会平均获得7.8万英镑。

政府和企业更欢迎由行业商会提供公共服务的主要原因在于: 一是企业的本性决定它更愿意与同行、同业组织打交道;二是行业协会商会本身就是一个企业网络,更能为本行业提供一站式服务;三是行业协会商会更熟知本行业、本地区企业的实际需要,其提供的服务会更有针对性和实用性;四是由于行业协会商会是由企业主导的独立实体,其透明的治理和可问责,使其服务具有品牌优势,企业对由行业协会商会提供的公共服务会更加信任。这一点也在日本的一项调查中获得验证。

为了支持中小企业发展,日本政府核定了一批专业服务机构为中小企业提供公共服务。这些机构有四类:一是注册税务师、律师、注册会计师等,有5435个;二是金融机构,有481个;三是行业协会商会(其中包括行业协会、工商会、中小企业促进协会、中小企业联合会)有481个;四是中小企业管理顾问、咨询顾问,有369个。为企业提供支持服务的内容包括“业务计划制定”、“财务分析”等20项。日本政府通过随机访谈调查,对这四类支持机构所选择的服务进行对比,发现注册税务师类支持机构(5435个)中,选择对“业务计划制定、财务分析”提供服务的机构占其总数的80.2%,选择对“改善财务状况”提供服务的机构占65.5%,选择对“管理知识”提供服务的机构占27.2%。即该类机构中有20%以上的机构为之提供服务的项目为3项,中小企业管理顾问机构(369个)为8项,而行业协会商会等支持机构(481个)达到9项,这说明行业协会商会所能提供服务的范围是最宽的。如果从对20项服务做出反应的机构比例做横向比较,行业协会商会在10个服务项目上占优势。如在为企业提供“政策利用率”的服务项目上,能为之提供服务的行业协会商会机构达到46.5%,而注册税务师等为7.2%,金融机构为42.8%,管理顾问等为33.1%。

在我国,由于政府转变职能远远不到位,行业协会商会还处在探索和培育阶段,其承担企业公共服务的能力和优势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无论是政府、行业协会商会自身,以及企业都对此还缺乏共识。但在一些改革的先行地区,行业协会商会在承担公共服务职能方面的优势和能力已经非常明显。

深圳市委、市政府早在新世纪初就着力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向行业协会商会转移合适的公共服务职能的试验,深圳市钟表协会是试点单位之一。其创新实践表明,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小协会完全可以成就大事业。

深圳市钟表行业协会(以下简称钟表协会)成立于1987年1月16日,是深圳市最早成立的行业协会之一。截至目前,会员企业460多家,协会现有专职工作人员32名,其中硕士3名、学士11名、大专11名、中专2名;员工男女比例为15:17。协会研发院的5名专职技术顾问都是高级工程师,其中3位为享受国务院津贴的研究员级专家。

钟表协会发展行业公共服务是协会自身提高公共服务能力和政府支持相互促进、良性互动的结果。早在协会成立之初,在1988年协会就拓展钟表会展服务,到1990年,经当时外贸部批准该展会正式成为我国对外钟表国际展览会。由于协会在为企业服务方面具有自立、自强的活力,成为深圳首批承接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试点协会之一。2002年,深圳市政府为推动深圳市传统优势产业转型升级,选择钟表协会、深圳市家具协会、深圳市服装协会和深圳市黄金珠宝首饰协会(以下简称黄金珠宝协会)等4家协会进行政会合作共建行业技术创新平台的试点。由此使深圳钟表协会走上建设公共服务平台,跨上国际化发展的新阶段。经过10多年的发展,钟表协会已经建成三大体系21个公共服务平台,其规范而优质的公共服务获得全国钟表业企业的欢迎,协会已成为全国钟表产业最强大的公共服务提供者。    

除以上服务体系外,深圳钟表协会还参与了“深圳市钟表产业集聚基地”的建设。早在2003年10月,深圳市政府为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印发《关于支持发展产业集聚基地的若干意见的通知》,规划建设10个产业集聚基地。深圳钟表协会参与了钟表产业基地的构思、规划、筹建、招商、推广、宣传等全过程,特别是在招商上协会发挥了主要作用。基地定位为集钟表研发、设计、配套生产、质量保证、展示销售、物流配送、品牌推广、人才培养、钟表文化于一体的生态环保型现代化产业集聚基地。经历多年努力,几经周折,基地终于在深圳光明新区落成。2011年9月15日,“深圳市钟表产业集聚基地 ”在瑞士举行签约仪式,9家深圳企业与10家瑞士公司签订了合作协议,范围覆盖“制造、品牌、管理、营销、设计、产业服务、技术合作”等多个方面,标志着深圳市钟表产业将在整体国际化中迈出新的步伐,为深圳钟表产业的升级转型做出了巨大贡献。

在深圳,不仅是钟表协会,其他诸如黄金珠宝协会、深圳市物联网智能技术应用协会(以下简称“深物联”)等一批先进的行业协会,在提供行业公共服务方面也都发挥了重要作用。黄金珠宝协会成立于1991年,现有专职人员20人,基本上都是本科毕业生。在技术创新方面协会拥有研发、培训、信息、会展等多个公共平台,其技术创新中心由协会与8家企业合作建立(设备投资由深圳市政府投入),从事黄金珠宝首饰的材料、工艺和外观的研发,质量标准制定、设备改造升级等服务。也参加了深圳市黄金珠宝产业集聚基地的筹建活动。深物联的前身是成立于2004年的深圳市防伪行业协会,后于2010年改注册为深物联,目前协会专职人员50多人,其中专职的专家20人、会员2000多个。其主要特点是利用协会的社会资本,建立多个技术服务联盟,形成蜂巢型结构,为企业提供广泛的技术开发、经营管理、项目策划等各类服务。

 

提升公共服务水平要以制度创新为保证

从深圳市钟表协会等优秀行业协会商会的实践经验看,增强行业协会商会的公共服务能力,必须在多方面进行行业协会商会的制度创新。

第一,把“为企业创造价值”作为组织的主要目标。行业协会商会作为企业自愿组成的互益性社会组织,其目标包括很多内容,但基本内容是为会员企业和为行业处理公共事务,提供公共服务,其核心和基本点则是为企业创造价值。行业协会商会只有牢固确定为企业服务、为企业创造价值的理念,才能够产生提高公共服务能力的动力和不懈追求,才能使组织自身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在这方面,深圳钟表协会和深物联等协会是佼佼者。如钟表协会以“聚·变·为企业创造价值”为宗旨、以“推动企业持续成功”为愿景,立志成为全球钟表行业的最佳服务供应商。深物联的服务定位是:产业0-1破局者,一切服务围绕企业价值提升;其使命是:成就产业、成就自我。正是这种目标定位,使他们逐步增强公共服务的能力,实现了既成就产业又成就自身的发展格局。

第二,以开拓服务内容和形式为组织的自强途径。每个行业的服务需求各不一样,并无统一的模式。即使是同一行业,在不同的时代背景和经济背景下业内企业所需要的服务也并不是一成不变。从商会发展史看,商会的许多服务是有生命周期的,比如在英国和爱尔兰商会历史上,仲裁、图书馆、咖啡屋和使领馆信息等曾经是19世纪和20世纪初商会的主要服务,但这些业务现在已趋向于零。而业务培训、组团和举办会展、出版报告和期刊等则成为热门公共业务。为了不断提高行业协会商会的公共服务的能力,同时实现自身的发展,协会商会就必须不断开拓为行业、企业服务的内容和形式,及时满足企业的服务需求。

从深圳钟表协会、深物联和黄金珠宝协会的实践看,行业协会商会在为行业、企业提供服务的过程中,必须在以下一些方面努力开拓创新:一是注重开拓新型商务服务。不能满足于开展一般的如编会刊、传信息、搞聚会等传统服务,而要根据企业需要及时推出各种新型服务和特色服务。如钟表协会根据产业转型需要,创办“智慧时间众创空间”。这个机构建筑面积约1800平方米,为创客提供创造新产品的工作室、多功能会议室、实验室和休闲空间。黄金珠宝协会在举办国际珠宝展时,由协会邀请国际著名的珠宝设计师与中国珠宝商合作开发黄金珠宝首饰新款式,这一服务既为国外设计师接上中国市场的“地气”,又提高了中国产品的品牌水平。二是行业协会商会不仅提供一般的事务性服务,更要注重提高服务的科技含量。例如钟表协会和黄金珠宝协会的技术开发中心在本行业的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产品等开发上都做出了重要贡献。三是行业协会商会不仅能满足企业目前经营所需支援的需要,而且必须根据产业发展方向,提供导向性的技术和管理服务,通过引进新技术和管理新理念,促进产业升级。如深圳钟表协会2002年成立钟表研究开发中心,2011年升级为钟表研究院,2014年又更名为深圳市钟表和智能穿戴研究院,于2015年6月举办首届“智能穿戴﹢创新”设计大赛,目的是在钟表智能穿戴功能方面加强技术开发,以引导行业向“钟表+智能穿戴”方向转型。

第三,以加强服务平台建设为支撑。行业协会商会为业内企业提供公共服务必须有良好的服务平台。为此必须建立相应的服务机构,并以此为基础实行“互联网+”的服务模式。从深圳钟表协会、黄金珠宝协会和深物联的实践看,它们都已建立了较为完善的服务平台和网络。

如钟表协会的公共服务平台包括三大服务体系21个服务平台,其技术研发服务体系建有深圳市钟表研究院、深圳市钟表质量检验中心等10个服务平台。钟表研究院是一个集检测、培训、信息、创新设计为一体的行业技术创新公共服务平台,成立之初由政府投入硬件设备,协会自筹流动资金,先后合计投入2000万元,由协会负责运行。经过多年发展,不断扩大规模;深圳市钟表质量检验中心成立于2005年11月,通过中国国家实验室认可委员会CNAS审查,该中心已获得了国家实验室资质。至2008年底,已经为300多家钟表企业提供检测服务,出具的检验报告有2000多份。中心以设备先进、快速、便捷、平价的服务优势,补充了其他机构钟表检测的空白。钟表协会的产品创新设计中心由深圳市钟表研究院与深圳职业技术学院设计学院签约共建。研究院引进了全球最先进的达索PLM系统(目前主要应用在全球的航空工业和汽车工业、通讯产业),建立钟表虚拟产品开发体系,推动钟表行业产品设计标准化,迈向自主或代工产品创意设计,提升整体业界水平。在产业推广服务体系方面,协会建有钟表展等3个服务平台。其中“中国(深圳)国际钟表展”已举办了22年,成为中国第一展、国际第三展。在信息服务体系方面,协会建立了“中国钟表信息平台”等8个服务平台,其中的“中国钟表信息平台”是中国钟表业门户网站,被深圳市列为信息工程重点单位,提供最新最丰富的行业信息、政策和人事招聘等商业服务。

深圳物联网则通过与其他机构和组织结盟的方式建立起“蜂巢型”的服务大平台。

第四,以民间化、市场化运作和完善的法人治理为动力和保障。行业协会商会的制度和机制十分复杂。就如何提高公共服务能力和效率而言,最重要的是要实行民间化、市场化运作。

从深圳钟表协会等3个协会的实践经验看,它们的有些做法很值得借鉴:一是转变办会理念,把协会商会看成一项重大事业。从理事会到秘书处专职人员都具有强烈的事业性、责任感。深物联执行会长余羽提出要把协会打造成全国著名的品牌行业协会。二是树立民间化市场化运作,开展有偿服务活动的理念。三个协会都认为要提高协会商会的公共服务能力就必须增强协会商会的经济实力,以投资建设服务平台和聘用高级专业人才。钟表协会会长朱舜华认为,虽然行业协会商会属于非营利组织,但这并不影响开展必要的有偿服务活动(其中包括政府购买的服务),而且必须做到能良性循环。从3个协会的年收入看都已达到500万-1000万元左右,其会费、服务收入和政府购买服务收入的比例约各占1/3。钟表协会、深物联的会费收入大体上只占总收入的15%左右,其余均为服务收入。钟表协会的服务收入中技术服务占25%左右,其余为信息服务和推广服务收入。三是借鉴企业化管理理念,加强秘书处日常运作的绩效管理。3个协会都有20名以上专职员工,内部有明确的职责分工,并像企业一样有完善的考核激励制度和监督制度。深物联聘用的专职专家都实行项目制,他们的报酬主要来自项目绩效收入。四是建立完善的社团法人治理制度,其主要特点是:会长、副会长都实行竞选制。理事会负责重大决策,对秘书处履行问责,但不直接干预秘书处的运作和管理。秘书处作为执行机构、日常运作和管理机构追求合规运作的绩效,并向理事会负责。理事会、会长副会长和秘书处都坚持合规透明,接受会员和政府监管部门的监督。

政府要为协会服务和机制创新提供政策环境

行业协会商会提高自身公共服务能力,必须有良好的外部政策环境相配合。在行业协会商会自身努力“强身”的同时,政府要真正“瘦身”,实实在在地精简机构、减少人员编制、转变职能,向社会和市场释放更多可由行业协会商会等承担的公共服务领域。但这一改革的难度不言而喻。目前希望先在以下方面积极改善政策环境。

第一,推动各级地方政府高度重视行业协会商会提供公共服务的地位和作用。虽然中央明确提出要将政府部门不宜行使、适合市场和社会提供的事务性管理工作及公共服务交由社会组织承担,但这一精神并未在地方真正落实。原因在于各级地方党委和政府对行业协会商会在提供公共服务中的地位和作用缺乏共识。深圳市、温州市、浙江天台县等先进城市的共同特点是其党委和政府主要领导对发挥行业协会商会在公共服务的作用有深入的认识。但多数地方政府并无这样的认识,为此,建议中央要继续通过发文件、培训等办法帮助地方党委和政府主要领导提高发挥行业协会商会在公共服务中地位和作用的认识,同时应将其列入政绩考核体系。

第二,清晰界定“服务型政府”的公共服务边界,把政府向行业协会商会购买服务落到实处。目前各地对行业协会商会购买公共服务的改革进展甚微。对于党的十八大以来“服务型政府”建设,从各地政府建立的“中小企业服务中心”的服务范围看,政府对企业的服务都包括了创业辅导、管理咨询、市场开拓、融资担保、法律服务、信息服务、人才培训、技术支持和延伸服务等,基本上把支持企业的公共服务“一网打尽”,其中多数由政府机关及其直属事业单位承担,其余链接给各种社会经营性中介机构,但唯独没有行业协会商会。而在国外这些服务都是交给商会协会承担的。可见,如果地方政府的大政府思路不变,建设服务型政府将可能导致政府职能进一步扩张,行业协会商会的服务空间则会受到更大的压缩。所以,建议尽快由全国人大立法,或由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对地方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边界做出明确的界定,除必须由政府提供基本公共品外,其余服务功能逐步向全社会放开,交由社会中介机构或行业协会商会承担。同时相应地减少政府和事业机构的机构和人员编制。

第三,确立允许和鼓励行业协会通过有偿服务增强经济实力的共识。长期以来,我国对于包括行业协会商会在内的所有非营利社会组织能否获得“利润”问题的认识是,非营利组织可以有盈余,但不能把它看做是利润,更不支持非营利组织试图在运作中追求利润。这一理念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行业协会商会开展有偿服务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但深圳市的行业协会商会已经有了重大突破,以上列举的协会都通过有偿服务积累了强大经济实力,使它们成为国内甚至全球的企业公共服务的“供应‘商’”。

纵观世界上三大商会法律模式,德国、法国等代表的大陆法模式商会如德国工商会、法国工商会,作为公司法人商会,它们实行会员义务制,其活动经费来自国家的税收或由政府法律规定强制征收,即使这样它们也都有许多有偿服务的项目,其盈余用于服务事业的扩张。美国、英国为代表的普通法系模式的商会和协会,以及大陆模式下的行业协会都是私法人,其中许多是依照公司法注册成立的,由于没有政府固定资助,它们主要依靠会费和有偿服务获得盈利,以此维持组织的生存和发展。无论是大陆法模式、英美模式或混合模式下,都存在志愿者办会的运作机制,如中国欧盟商会,就是完全依靠会费和会员的资助运作,每年编写的《欧盟企业在中国建议书》涉及上百位专家、企业家参与其中,但他们都是志愿者,不拿报酬,这些商会通常没有有偿服务,但提供的公共服务有限。

美国商会与国际私营企业中心所编写的《21世纪未来商业协会蓝图》认为,“利润(Profits)”这个词的简单意义就是收入扣除支付债务和财务支出以后的全部剩余货币。在商业世界里,这些钱(利润)是业主的投资回报。在协会世界里,这些钱被留下来用于扩大其组织运作。协会的利润不能分配给会员,但可使其实体不断扩大。任何组织的收入必须大于它支出,入不敷出就会面临破产。所以协会一些活动项目的方案设计必须确保它们能获得利润,如果组织要继续为会员提供服务、产品和活动项目,取得利润是一个组织的领导人义不容辞的义务(Moral imperative)。深圳的实践表明这些观点是有道理的,我们应该转变观念,允许行业协会商会在提供公共服务中实行有偿服务,努力获得盈利,同时加强相应的财务、税收和法律监督。

(责任编辑 姜懿翀)

作者系无锡民营经济和民间组织研究所所长、高级研究员,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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