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奇平:中国特色特在分用

作者:文/姜奇平


用就是分享使用。当年的分田单干是分用,互联网时代的App也是分用。分用是中国经济不同于德国经济、法国经济等非中国经济在产权上的特色所在,它不仅是历史的选择,也是现实的选择与未来的选择。中国改革开放发展到互联网时代的今天,外国老师已不能提供现成答案,推进产权改革,需要中国人自己独立思考。只有坚持分用,才能真正把中国特色的产权改革之路走通,也才能对人类的产权创新有所贡献。 

产权分“有”与“用”

中国特色的产权制度改革有自己的特点,特就特在分用,重点是“用”。这里的“用”是相对于“有”而言的。有与用,是产权的两个基本方面。“有”对应价值,是关于价值的财产权利,即支配权(ownership,又称归属权、拥有权);“用”对应使用价值,是关于使用价值的财产权利,即使用权(accesse,又称利用权、使用权)。

从历史发展看,产权特色这种说法,特指大陆法系与海洋法系根本特点的不同。两大法系虽有相通之处,但侧重点不同,大陆法系的产权文化,把重心放在“有”上;海洋法系的产权文化,把重心放在“用”上。在大陆法系内部,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德国产权理论、俄罗斯所有制理念,往往把产的拥有、归属,当做产权第一位的问题,而把产的“用”,仅仅当做“有”的子集。在海洋法系内部,英国原生态的产权理念、美国原生态的产权理念,则把产的使用、利用,当做产权第一位的问题,往往把“用”与“有”并列看待。

中国是一个大陆国家,按理会自然倾向大陆法系,但具体到产权文化,实际却更接近海洋法系,这是千百年来自然形成的。原因何在,至今是个谜。海洋法系国家一个重要标志是没有物权法。美国、英国都没有物权法(相反,英、日使用权法却非常发达,如《1967年不动产租业权改革法》(Leasehold Reform Act 1967)。中国历史上一直也没有物权法,直到最近受西化影响,才设立了物权法。但物权法保留了中国特色财产理念的一个标志性特征(也是海洋法系财产理念的标志性特征),即把归属与利用两权并列起来。我国《物权法》开宗明义指出:“因物的归属和利用而产生的民事关系,适用本法。”

要不要将有与用(归属与利用)并列起来,背后体现了两种产权文化的根本分歧,集中体现在对浪费(资源闲置)的相反看法上。海洋法系和中国的财产观念,通常认为财产不使用即浪费。分享经济学者Gansky说 “价值不使用即浪费”("value unused is waste")。而毛泽东说得更重,“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大陆法系的财产观念相反,“有”的权利是神圣的,即使不使用,甚至浪费,也不能追究拥有者。不肯承认浪费是犯罪。

由于长期受德国人、俄罗斯人潜移默化影响,长期以来,中国人对共产的含义的理解,深受大陆法系观念影响。有位教授说:共产党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这个“产”是指生产资料,这个“共”是指共同占有。这个说法没错,是成立的。但仔细辨析,他说的共同占有,实际意义可能只是共同拥有。共同占有,实际可能有两种理解。德、法、俄的理解,占有是指拥有;英、美的传统理解,占有则是指使用。到底共同占有是指哪个意义上的占有呢?

原来,占有本身就有“有”与“用”两义,分别指拥有与使用。这方面的权威是弗里德里希·卡尔·冯 ·萨维尼,他的《论占有》一书,从罗马法体系源头考察,认为“占有既是一项权利又是一种事实”。萨维尼称之为占有的“双重关系”(double relation)。双重关系由市民法占有与自然占有构成。前者是法权意义上的占有,后者是事实意义上的占有。归属、拥有意义上的占有,叫法律占有,是指对财产的价值上的“有”。在十年文革期间流行的概念“法权”,对应的就是这种相对于自然权利而言的相反权利;而利用、使用意义上的占有,叫自然占有,是指对使用价值的“用”,即享有、享用、享受。

“用”涉及的是人与物的关系,例如把梨吃掉,使之从有到无;“有”对应的是价值,说的是谁拥有它,涉及的是人与人的关系,例如梨值多少钱,谁出这个钱。因此,光说共同占有是不够的,要分共有与共用两方面来全面把握。

将共产理解为共有分用,是以胡耀邦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1969年提出的。它第一次独立于德国人、俄国人所代表的大陆法系观念,从产权的双重性理解共产。是中国对社会主义道路开始加上中国特色这一新的维度加以思考的开端。不仅为改革开放奠定了理论基础,而且开辟了以中国特色为思想解放特质的新方向。这一理解,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而且从互联网时代共享发展角度看,正是由于它非常中国,因此变得更加世界。可以说,中国互联网走在世界前面,与它坚持了这一中国特色,因而为世界所接受,具有内在联系。

“用”体现产权改革的中国特色

纵观从古至今中国经济因产权改革而取得的大发展,有一个有趣的发现:农业时代、工业时代、信息时代,每次带来生产力大发展的成功的产权调整,都与使用权调整密切相关。

这是各国历史上,不说是唯一的,也是相当少见的。以使用权为重心调整产权,具有三个特点,不同于以拥有权为重心调整产权,一是基础牢靠,它是自下而上涌现生成的,容易扎根,不同于由精英自上而下设计,往往根基不牢;二是生命力强,由于自下而上,活力十足而耐久,想改回去还很难,不会出现顶层设计特有的政息人亡;三是效果显著,大大发展生产力,往往带来增量改革的显著效果。相反,在中国,每次和平时期以拥有权为重心调整产权,改革往往短命而不稳定,少则十年,多则一代,经常出现反复。这引发一个猜想:莫非中国的产权真有中国特色?让我们用历史来实证地检验与回答这个问题。

一是农业时代中国产权制度改革的重心在使用权。永佃制是中国农业时代以使用权为中心的产权制度。

永佃制的特点是在土地支配权与使用权两权分离中,使用者(佃农)获得相对独立的、长期的土地使用权;永佃制使地主失去了与土地的直接联系(access),使用权往往不随土地归属的变化而变化,“换东不换佃”;使用者可以使用土地,也可以退佃,但不能进行使用权的流转。永佃制下的“使用而非拥有”,使用权成为所有权的中心,用定额制就可以固化双方的收益关系,此外支配权几乎已不能够决定使用权;同时,支配权可流转,使用权不可流转,变成“铁打的”使用,“流水的”拥有。

永佃制自唐以后兴起,在明清时代自下而上大盛。在清朝时遍布22个省地,尤其使南方农业得到大发展。唐以后接连经历的都是较长的王朝,造成土地拥有者随王朝更迭频繁洗牌的情况变少,由土地拥有状况改变引致土地使用状况改变的调整也变少。要想缓解土地用养矛盾,保证佃农由短期行为转向长期行为,提高土地使用效率,要求土地使用权尽量稳定。在这一背景下,土地使用权的期限不断延长,由短租变成长租,最后发展为“不设期限”的永佃制。

从国际上看,与中国同类的是海洋法系的英国、日本,而相反则是大陆法系的法国。与英国地主广泛成为稳定的食租者不同,在法国,“在14世纪和15世纪,领主法庭审判官越来越不愿承认农民对租地的继承权,而习惯于由土地证书——土地保有权证书——来确认租地”。也就是说,所有权中的使用权地位下降,而支配权地位上升。出现典型的大陆法系的特征。与法国形成鲜明对照,“英国极少见到分成租佃制的情况”。在斯密看来,“英国地主,无疑是由这土地税不变的恒久性,得到了利益的”。英国到现在,仍然延续强调使用权这种传统。它发展分享经济比别的国家积极,也与这种“英国特色”有关。

二是工业时代中国产权制度改革的重心在使用权。农村改革与城市改革是中国工业时代两次最重要的以使用权为核心的产权改革。

工业时代中国的产权制度,曾长期在拥有权上做文章,一大二公,走了弯路,大跃进是其中典型的失败。这种失败,既有政策失误这种短期原因,也有将中国特色扭曲成德国特色、俄国特色的深层原因。

痛定思痛,中国共产党人做出的第一个“离经叛道”的改革,就是把产权改革的重心,从拥有权,转移到使用权上来。如果说阶级斗争的经济基础,就是动拥有权,可以说改革开放的基础,则是动使用权。这很好地说明了改革开放后,中国的产权中的拥有权并没有太大变化,但产权改革却引起了巨大的变局,变就主要变在使用权上。

就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来说,土地的产权中,拥有权并没有发生任何变化,仍然是国家、集体所有。变的是使用权,使用权即“包”的对象。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这与明末清初流行的永佃制十分相像,特别是十九大后土地使用权流转,与永佃制就更像了。这使农民吃了定心丸,有利于经营从短期行为转向长期行为。

中国农村改革已经证明所有权真正的基础应是使用,而土地归属国家还是集体本身对产量没有决定作用(反之,土地私有也不会有决定作用)。

中国城市企业改革情况则比较复杂。既有早期以使用权为核心的承包制改革,也有后来以拥有权为核心的国与民之间的进来退去(国进民退或国退民进)。从理论界来看,以拥有权为核心进行产权制度成为主流,因此产权改革效果不再显著也是自然而然,可以理解的。因为有什么样的逻辑,自然就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在中国,强推以一大二公为特点的拥有权调整(共产风)或强推以私有制为特点的拥有权调整(自由化),总是别别扭扭,除了其他因素起作用,与中国特色不匹配,是一个人们较少考虑,但实际起作用的原因。

三是信息时代中国产权制度改革的重心在使用权。到了信息时代,产权改革忽然有了势如星火燎原的大爆发,这就是分享经济热。这是继法国大革命以来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次产权革命。奇怪的是,分享经济这一产权革命,是在所有产权专家都一无所知,集体失语下,自下而上发生的。直到中央、政府都做出了反应,产权专家还集体蒙在鼓里。这说明改革所依据的产权理论已严重脱离实际,脱离时代。

互联网分享经济与农村改革五个一号文件,共享同一个纲领,即“使用而非拥有”,核心也是使用权。互联网分享经济与清代永佃制、改革中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一样,都是在产权专家浑然不觉中,自下而上发生,且迅速星火燎原的。

分享经济中最成功的是阿里巴巴,通过分享生产资料——虚拟店铺和柜台——至今已创造出5000亿美元的市值,超过了深圳市的GDP,也远远超过了农村改革的总能量。对这次改革,不仅产权专家没有反应,连改革专家也没有反应。这是由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从而生产力决定改革的意识,在有些专家那里已经淡漠。脱离先进的信息生产力谈改革,谈调整生产关系,就会成为空头改革与空想理论。只有与时代结合,产权理论才能焕发活力。创新改革理论的当务之急,是对信息生产力下亿万人民群众的分享经济伟大实践与实践中的创造进行理论与政策总结,以指导新时代的改革。其中,重要的一条,是要像重视家庭联产承包那样,重视当前的分享使用。要重视分用,不能再执迷不悟。

回顾以上历史可以发现,在中国,非战争时期在拥有权上做文章的产权改革都比较短命且无效,而以使用权做文章的产权改革在和平时期都比较长命且有效。在农业时代,前者如王莽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将天下田改曰王田,以王田代替私田,以短命告终;后者如清朝的永佃制,像农村改革样火遍大江南北;在工业时代,前者如共产风与私有化,都十分短命,且效果不彰显;后者如以分用为核心的农村改革,像清朝永佃制那样火遍长城内外;在信息时代,前者如电信民营资本准入改革,应者寥寥;后者如分享经济,一直从中国火到英国、美国,且至今还在蓬勃发展。这说明产权改革具有中国特色这种说法,是有事实根据的。

 

探索中国特色对改革的现实意义

长期以来,受西方工业化传统影响,中国学者在产权改革理论中,始终围绕“有”(谁拥有)做文章,不自觉地陷入了大陆法系中法德特色(美国版)思维的陷阱。而没有充分关注“用”(谁使用)这个更为关键的问题。这与中国共产党人基于本地实际而卓有成效的思考形成对照。许多产权制度理论,想象很丰满,但现实很骨感,很难产生成效。例如,现代产权制度完全以拥有权为核心设计,这种在西方十分灵验的产权制度改革,到了中国却难以照搬。这时,埋怨土壤不是好办法。通过发现中国特色,让现实丰满起来才是出路。研究上述历史会发现,在中国,甚至美国、英国,产权可以有超越意识形态的另一种制度创新,这就是以使用权为重心改革产权。分享经济目前在三国盛行,甚至预示着美国人、英国人将来也可能独立于德国人、法国人重新思考产权问题。否则,英美今天丰满的现实,明天也会变得骨感。

要认识到,受法德产权观念影响,学者对产权概念的理解是狭窄的。所有权,是指property(产权、财产权),而不是指ownership(支配、拥有、归属)。但中国学者说的所有权,往往却是指ownership。例如,里夫金谈“从所有权到使用权”时,指的是从ownership到access,原文是“from Ownership to Access”,而不是从property到access。但翻译成中文,成了“从所有权到使用权”,让人把ownership误以为是property。这说明中国产权专家,灵魂深处还是别人的东西,还没有找到自我,甚至缺乏老一代革命家具有的理论自觉与理论自信。

中国改革开放的源头,就是对“有”与“用”的区分。它不是从西方搬来的,而是中国人从中国实际出发摸索出的中国规律。这是一种难得的自信与实事求是精神。当一个大国恢复了正常发展势头后,首先需要找回这样的心态。

今天,当共享经济成为世界潮流时,人们才发现,当年特别“中国”的“分用”,才是未来最“世界”的。当前探索产权中国特色的意义就在于,在互联网新时代到来之际,能认认真真从中国问题出发,从中国特点出发,摸索对世界具有普遍意义的产权改革的新路,并且推进可以在中国扎根的改革,探索一条中国特色的改革之路,而不是照搬西方理论。中国在市场经济的许多方面乏善可陈,但当前在分享经济发展上,丝毫不逊色于英美。这是改革的宝贵资源,为进一步推进改革提供了宝贵经验。改革不能脱离现实,要从活的实践中不断吸取营养,与时俱进。这关系到改革跟得上时代跟不上时代的问题。不能人家都进入新时代了,改革还停留在旧时代。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改革,用共享发展的理念、分享经济的实践,既中国又世界地引领改革。让中国的改革,在走过一段弯路后,重回农村改革那种以用为中心,因充分具有中国特色而深具活力的轨道上来,在以科技为代表的先进生产力的助力下,继续向前推进。否则,一旦脱离先进生产力,脱离国情,改革就会落在时代的后面。

推进改革,不光要有热情,还要注重客观规律。不能一条路走不通,只埋怨路不合脚,而不反思脚不合路。否则秀才改革,十年不成。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当年胡耀邦发现“分用”,是一件何等难能可贵的事。这种用中国头脑思考中国特色的精神,尤其需要现在的产权专家学习。改革知难行易,思想通了,路才能走顺。

(责任编辑 李秀江)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信息化研究中心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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